白城记

超验主义者认为，“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为一滴露水。”

作出这个结论的爱默生然后又抛出了那句更加著名的格言：相信你自己。

其实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庄子早就借惠施之口思辩过类似的问题，“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庄子•杂篇•天下》）然后才是拾拾牙慧的佛宗“芥子须弥”。那么这些看似玄虚的“大道”宏言，无不指向最终的一个对象——“我”，意思实际上说白了，很浅显，即既然认识了宇宙与世界的浩渺瑰丽，则须去伪存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郑白城最近的只言片语间，依旧消沉。一个人的经历，会使他（她）对事物的变化产生各各不同的感悟。所以，是无法也不能去断言对与错的。往复沉潜，流光容易把人抛，想起三十年前瓜田时代的白城，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闰土”，他羞赧地站在河滩地上，用力杀好一个大瓜，说，“吃呵，多吃……”窝棚低小，绿油油的蔓与叶，圆滚滚的烈日高悬，没有人想到此后的浮生那么波诡云谲，像极了乡村戏台上的折子剧。

必须要有勇气正视无情的真理，列宁慨言。他事实上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必须有勇气，二是正视，三是真理无情。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即便是超验主义者们再强调个人的“神性”光芒，在时间的洪流面前，仍然稍显脆弱。真理是阶段性成果，今之甘饴，后之砒霜，无人未卜先知身后的景象何等不测。因此，离开了特定背景的前提，讲求真理，无异断章取义。三十年前活脱脱的现实版“闰土”，而今是不快乐的中年“杜甫”，曾经“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良愿，已抵不上“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恣狂。每每跟郑白城提“瓜田”，他从不接“李下”，却总是自大多一点的“猪圈”。

他会振振有词地“反唇相讥”，“话说第一次去你们村子，有个人儿正站在猪圈里出粪，一大叉子，一大叉子的，挺猛呵，小伙儿！”十四五岁那时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没有哪个会识破命运的伏笔。三十年来，风侵雨蚀，赴汤滔火，万千劫难，次第磨砺，好在冲撞之余，犹能觅一爿小店，互相在灯下碰一碰杯子，鼓一鼓气力，足谓大幸。时常会在诗句中用到“寥鬓”与“华发”两词，不知细里的或许以为矫情，有时间跟白城合个影，定会真相大白——小长假里返乡，与喆儿理完发走到街上，小孩子凝视半晌，然后认真地劝解，“老爸，还是留寸头吧，短了白头发好看一些。”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中国有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们，在现实中撞得头破血流后，为了一丝慰藉，往往会将目光转移到佛道。譬如苏东坡语，“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骞驴嘶。”譬如王维语，“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失意而不失志，一时的蜇伏，是为了来日的一飞冲天。从这一点上看，佛与道，倒像个面具，正是老兵不死，只是凋零。家国天下这根弦，自来谁个放得下呢。由此可知，尽管许多次郑白城讲留恋乡居，讲“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分明言不由衷耳。

另外一位超验主义的集大成者是同样大名鼎鼎的梭罗，他说过，“我之所以走进林间并不是想生活得便宜些或者更昂贵些，而是想以最少的麻烦做些个人想做的事。”超验义者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个人独立，它针对的是加尔文教派神为中心的思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就上帝。中世纪的黑暗余毒从未褪尽，这就为超验主义来打破精神枷锁提供了丰沃土壤。

提及超验主义，不得不再次说到作家王小波。爱自由，破藩篱，正是他短短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在一篇杂文《我的精神家园》中质疑，“我不大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他比较憧憬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呢？“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我也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对依旧消沉的郑白城而言，这句话很重要。

明天，或者说下一刻，下一刹那，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凭什么不能快乐一些！？不为未发生的晚餐埋单。郑白城是时候来涉猎一下超验主义学说了，它一定不健全，但一定有其先进性，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