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青松

北大教师王青松、张梅夫妇入山隐居十余年，这不是个新故事，当年曝光于网络时，曾火得一时糊涂。之所以又拿出来点检，既有人的遗忘性因素，网络时代，信息流浩浩荡荡，过目即了，而今再读，不乏震撼；也有朋友们偶尔唏嘘的因素，说有朝一日归园田居如何，倾慕之情溢于言表。

王青松，河南洛阳新安县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大，王青松是个主流意义上的好学生——北大国政系79级学士、北大法律系83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进入信阳地委机要局是他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机要干部的训练让他应对北大的学习和考试易如反掌。在国政系79级的58人中，22岁的他以河南信阳机要干部出身的"老大哥"形象出现，一来就被任命为团支书，在学校的形象也是一板一眼，西装革履，哪怕从宿舍到教室几步路，脚上也穿着皮鞋。小他6岁的唐师曾在《我钻进了金字塔》中调侃：“他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

因为老家离白马寺不远，王青松从小练过武，到北大后又爱读老庄，在1985年“养生热”时，开始在北大教授养生，可谓红极一时。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梅也是当时来养生班看热闹的学员之一，刚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比他小12岁。所以作为一对高知夫妇，似乎跟浪迹山林、“刀耕火种”隔着十万八千里。其实因缘际会，一如古代归隐的士大夫们，人生失意多是“原罪”。最早萌生山居的念头，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王青松报考北大哲学系汤一介先生的博士生，单科和总分都考了第一名，学校未予录取，而妻子张梅也是连着5年未评上讲师。王青松说，1994年，搬到北京与河北交界附近的山区，那里有座岳父的老房子，租地10亩。去北大上一次课要坐5个多小时公交车，耕地也无人照管，于是妻子张梅在1998年毅然辞职，而他则在2000年后脱离北大，承包荒山2500亩，从此与世隔绝。

与世隔绝到什么程度呢？洗衣服、洗手、刷牙，都不用洗衣粉、肥皂、牙膏，而用草木灰、皂荚等替代。筷子是用秸秆制的一次性筷子。吃饭就在屋外石磨边平台上，除了他们一家，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进过他们住的屋子，因为“污染太严重，三天散不尽”。山里不通电，没有电视，没有网络。刚进山时晚上点蜡烛，后来用一种太阳能灯，白天晒太阳充电，晚上照明，能用两个晚上。没有暖气，冬天石屋内温度零下7度。王青松夫妇雇佣农民工，建造了一座小水库，用石头和水泥垒砌的水坝，把山泉水截流在一处山沟，形成一片平静的湖面。岸边有一间土坯房，刚进山居住时，王青松和妻子就住在那儿。后来，他们在山顶平坦处，构筑了他们石头“城堡”。房子，是夫妇俩喜欢的老家的房屋样式，专门从老家请来工匠，拉来砖瓦建材，在此依样而筑。

入山之后，王青松夫妇开垦耕地40亩，不用农药与化肥，他们自称吃不污染的食物、喝不污染的水、呼吸不污染的空气，不过是为了方便自己和家人。食物与外界发生交换关系还不到五年时间，“在山里修行，养一个孩子；种些吃的，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学生来了，带回去一点。”他们种瓜种菜，鸡猪牛羊养了一大群，粮食作物涵盖玉米、高粱、小米、大豆，果树则有桃树、杏树、枣树、苹果树……王青松曾言，“所有人得用1~3年的时间将身体的垃圾清理掉，先变成一个基本健康的人，然后咱们再考虑进化自己的灵魂、精进和修行。否则，带着一身疾病和痛苦，搞什么搞啊，我认为都是虚的。身体干干净净，灵魂自然焕发出光明、自然会影响别人。不要带着很多东西去影响别人。这个（身体的好坏）没办法，藏不住、掖不住，一看面相就知道了。”

如斯而论，王青松张梅夫妇几乎已经成功创建了他们的理想国，男耕女织，日作夜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完全可以像桃花源里那些前秦遗民一样，“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一切罗曼蒂克，大多败于骨感的现实。2011年4月，王青松一家回归社会。王青松的解释是为了儿子今后发展，但另一个背景则是沉重的经济制约。从当年进山，他们大约花去350万元，来源有张梅讲GRE的报酬、编教材的收入，王青松在社会上讲课的积蓄等。到最后，基本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要维持正常运转，至少需10名农工，每年费用25万~30万元。王青松希望把他们的无污染农产品推销出去，“不过，至少是市场价的10倍以上”。

王青松夫妇的经历更像是一场超验主义实践。与《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算是前后呼应。1845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天，28岁的梭罗独自一人来到距康科德两英里的瓦尔登湖畔，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了下来。并在此之后根据自己在瓦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并发表了两本著作，即《康考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梭罗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品学兼优，毕业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为业。1841年起，他不再教书而转为写作，深受思想家，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超验主义学说影响。1947年，梭罗结束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村落，将主要精力投入写作、讲课和观察当地的植物动物。与“瓦尔登湖”式的清贫迥异，梭罗家境优渥，就在他“隐居”之际，他的母亲往往正在几公里外烤着面包等他。梭罗的父亲有一家铅笔厂，他以严肃的态度在父亲的铅笔厂工作，开发了新的纯度更高的石铅，制造的铅笔销量很好，并以优秀的品质获得了奖项。1859年梭罗父亲过世，他随后接管了铅笔厂的业务。

即便是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的陶渊明，也并非出身草莽，反而是累世公卿，其“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之所以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园田居，只是因为“时不利也”，数度出仕，不为大用，才弃官归隐。耕读22年之间，不乏王弘、颜延之、檀道济这样的刺史太守与之结交，间有馈赠。自古至今，士大夫们一向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准则，因此，归隐的原因没有几个真是一生矢志于此，要么贬谪流窜，要么落第不仕，要么时局动荡，要么待价而沽，逃世者也哉。另一位田园诗大家孟浩然，在历史上也有一个著名的公案。传说王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当然，犹似王青松屡屡言及养生，古来的隐士里还有一拨人是求“长生”，深山学道，餐霞饮露。不免让人油然联想到同道中人的秦皇汉武，以及此后两千年上下沉溺丹鼎的诸多帝王将相，无一例外，都变成了冢中枯骨，逃不过最终的黄土一抔，这一点上，倒是做到了绝对平等。历朝历代，包括科技大爆发的21世纪，三农问题永远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然而，农民的苦累惟有自知。社会生产力进步解放了大批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在此实在不想形容为“逃离”二字），不过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以及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问题，日趋显著。真正坚持在乡务农的，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再一次引用摄影家焦波著名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主人公农民杜深忠一句名言，“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很心疼。”

那么为什么坊间还有诸多“归园田居”、“隐士”类的新闻滚滚而来呢？梳理起来也简单，大致分为下列几种：一是有产阶级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不具备长期性，只涉闲逸；二是避世者，受了某种比较深刻的刺激，阶段性社会逃离；三还是妄求长生之辈。电视节目或者驱车经过，又或梦觉臆想，那些成为“风景”的东西，与“风景”中“王青松”们之切身体会，俨然是两个世界的差距。

去年母亲把家里没有租出去的4亩土地，终于流转给了乡邻。母亲年逾古稀，种了一辈子地，到末了越种越惶急。因为她渐渐发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农业生产大部分要雇人，其它的需要儿女们接手。大家又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家庭，而且成本核算下来，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终于一场大病过后，母亲下了决心。

一定会有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种植，农村城镇化的脚步也会一直在稳步推进。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炊烟袅袅鸡犬相闻，恐怕终将变成一种记忆。

除非是化身“王青松”们，拂袖而去，永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