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山虎记

冬日的爬山虎仿如树木庞大的根系，以放射状的姿态，在建筑物上闪转腾挪。那种光秃秃的歇斯底里式的铺张，教人暗生几分怜悯与慰藉。整条巷子逼仄如故，一侧的门店们大都“闭关落锁”，唯有麻将室里几位老太谈锋正健。甬路另一侧，楼前的空地上，松柏樟槐，间或点缀一两株杏呵柿呵，寂寞旁设。在南中国瑰丽的山水之间，在一个衰败的铁路小区里，恍惚永远都有一架诡异的电锤在恣意嘶吼。自清晨时起，至日落时终，它时而在左，时而在右，不眠不休，唱腔百转。再早些年，还可以欣赏一下碧绿的菜畦，龙行虎步的鸡犬，后来的升级改造，让所有的“田园诗意”销声匿迹，终于使得此处有了一点点社区的雏形。

“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并且独自拥有它，也不愿挤坐在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我宁愿在大地上乘坐空气自由流通的牛车，也不愿坐在观光火车的车厢里，一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上天堂。”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瓦尔登湖》里刻意营造了一种超验主义的虚幻桃源，当然为了生存，他还得要穿行于附近村落，打打短工，交换物品，以支撑所谓的孤独恬静。刚刚结局的热播电视剧《装台》里，导演用一个小插曲，巧妙而辛辣地揭开了“避世修行”的假面：神叨叨跑到终南山“修道”的疤叔，正假模假样地与拐的男搭建小房子，八婶忽然到场，以一个蹩脚的拆迁测量理由问“当家人”回不回。一个成竹在胸，一个心领神会。最是疤叔屁颠屁颠的那一声答应，把个“修道”鞭辟得入骨入里。求不得，端不住，输不起，放不下……逃到天涯海角，钻到地缝里，早晚还是拧不过自心，那些欲望的种籽，一见春风，疯狂滋长。

没有一个苦巴苦巴一辈子的老农跟你大谈田园闲逸。他永远都是生活在你风景里那个“幸福”的剧中人，而换了你去，一定会是另一种滋味，另一种结论。在早些年的冯氏电影《甲方乙方》中，有一位有钱有势龙虾象拔蚌吃到恶心的尤老板，他的愿望是过过苦日子，吃点野菜棒子碴粥，且不能带一点荤腥。于是，葛优一伙把他扔在了刚遭了灾的偏远山区，钱和手机没收，车也被开走，这一扔就是两个月，尤老板彻底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最后呢，有点辣眼睛——尤老板馋得把村子里的鸡全给偷吃了，连耗子也不放过。然后天天胡子拉碴地穿着一身破棉衣趴在村口的垛墙上，望眼欲穿地等葛优来接他。穷人们拼死为了活下去，在富人眼里，这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放松。

所有那些心心念念天天大谈“退隐”田园的城市白领或次白领，最应该读一读梁鸿的《出梁庄记》，看一看焦波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与“贤生”们、“杜深忠”们，来一次真挚地精神对话。农民或其他社会底层的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活”的问题，而后才是子女教育、环境污染，诸如此类。就宛若这次大疫情期间，国人可骄傲地对西方人讲：生存是最大的人权。生存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何来财务自由，何来天马行空？譬如再提供一个真相，就在梭罗蜗居瓦尔登湖边小屋畅言简朴生活、大自然之美妙的同时，他优渥家境中的母亲正在几公里外，为他烤着面包。

疤叔初入终南山，一问那里的“房价”立感心惊肉跳。所以嘛，终南山何来真正的“隐士”，每一座“茅庐”上，都标着大大的“逃避”或“机心”二字。不是已经有负担不了房租重新下山打工的前网红出现了嘛。城里（有钱）人，鱼与熊掌想兼得，一贯的矫情罢了。又想得清静，又想得长生，又想不缺钱，又想不负责，何来此等好事！呈放射状在建筑物上闪转腾挪的爬山虎极力铺张下的某处大院子，房子都被隔成一小间一小间，它们用来租给外来的打工者作为临时的小家、小仓库，平日里站在窗口看着他们骑着电动三轮车，有时空着，有时满着，蚂蚁一般，进进出出，心里会泛起一丝丝辛酸，抑或愉悦。

出卖体力，异乡挣扎，这是辛酸；有份营生，聊以持家，这是愉悦。其中的两夫妻便是熟人，他们来自太和县的农村，浑身上下皆透着那种中年疲惫式的臃肿。他们在小区对面的“美食街”有一个面摊，经营非常正宗的“太和板面”。来到淮南多少年，就吃了他们家多少年的面，一晃近九载了吧。他们总是费力地笑着，对所有人。总是费力地从大院子里拉上面粉、清水，有时还有炉灶，送到摊子去。前年他们在老家建了大房子，今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下在故乡羁留了小半年。“一天能卖多少碗？一百碗？两百碗？”有一次一边拨拉着面条，一边问他们。“没准儿哩。这么小的棚子里，兄弟，你看多少摊子？天气不好，也影响。不过，还好。反正得开张，反正得吃饭。”两夫妻憨憨地笑着，汗流浃背。

对于“他们”或者“我们”而言，辛苦算个什么呢？只要能有“活”儿干。只要给立锥之地，给一缕阳光，便会化身爬山虎，不管高低平仄，不管春秋冬夏，一直向前，向前。纵使在叶子落尽枝干凛冽的一刻。

老太们在麻将室里谈锋正健，太阳一点一点高起来，提着取回的快件，竖了竖羽绒服的领子。一只麻雀飞到树下啄食，一只麻雀在天空盘旋。冷而高的天空，真实明丽，蔚蓝，蔚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