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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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某一日，郑白城打来电话问，“地税局正在招聘文秘，你去不去？”
那时候已经在钢铁工厂做了三年管理，感觉没有了上升空间，职位叫副总也好，厂长也好，顶了天儿了，工资呢，老板的态度真是没有含糊，只是许过的愿，皆成了脑后清风。兼之自己的禀性，不会追着人家去提醒。无论事后老板一家穷十年之力往回再三邀请，至少在当时人家认为既然厂子上了正轨，你在不在这儿，订下的制度又带不走。所以一句题外话是，在职场中，最怕的是一个人的存在可有可无，这样的人，到了高层做取舍，很容易中招。
老板象征性地进行了挽留，貌似诚恳而痛心，随之很麻利地结算了工资。他并没有想到竟然“管理”还算一门学问，不是随随便便找个人就能应付。其后的继任者是之前的同事小邢，腼腆瘦弱，几个月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车祸亡故，时年不到三十岁。十数载间，几乎每年老板家人都会以各种理由来电尬聊，一番寒暄，说出目的——回厂吧，主管全面。最后一次是小老板，老板的儿子，很明确地再次拒绝，他沉吟不语。
实际上，应聘到地税局有任性与置气的成分，毕竟是工资低了几个层级。那儿的工作环境很肃穆，全部是玻璃墙壁，氛围压抑。之前虽然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多是在网上写原创博客，既没有专门投过稿，，也不曾弄过各种文件资料。地税局办公室主任给的任务是一个月内，要么上报，要么上刊，不管是文学性的，或者业务性的。别说彼时那么一个两眼一抹黑的状态，即便如今，可敢说上报就上报，上刊就上刊？办公室主任看上去温文尔雅，不时嘘寒问暖，但是，时时给出的潜台词是催“成果“，甚至还暗示，可以走走门路，报刊嘛，托一下关系，先上了再说。
果然，一月“荒废”，办公室主任委婉地宣布，得降工资，是局长的意见。那一点可怜的“三瓜俩枣”再降，已经生出了羞辱的意味。立马辞职，回到家虚度了整个夏天，日夜打红警，妻急得团团乱转，不乏口角，每每两败俱伤。好在，夏去秋来的当口，蒙一个学弟帮忙，再次应聘到检察院办公室做文秘。当时检察院办公室的王主任是个直言快语的爽朗之人，他说，你不要急着上手，先学习一个阶段，找一找以往的各种报告、资料，拿捏下尺寸，公文与文学作品是两种东西，需要思维方式的习惯以及调整。不管领导要求多么人性，新人的压力可想而知，并且已有了前边地税局的经历。
一边向王主任讨教公文，一边有了闲暇投些稿子给市晚报。公文是工作，投稿也是，稿子上了报，署了单位的名，就属于单位文化建设的内容。前前后后在检察院待了半年多一些，公文过了关，业务知识渐渐积累，而晚报上发表的文字，可谓接二连三。现在回想，特别感谢当时晚报法制周刊栏目的责任编辑孙老师，她的名字久忆不起，那几年，人家给发了那么多字，从未谋面，只是通过一次电话，她来商榷某句话的修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尽管套用此语，颇有自我粉饰的嫌疑，但道理相去不远，王主任，孙老师，他们点亮了一个失路之人的天空。
机缘巧合，某个可笑的因素所致，计生局长与检察院相关领导接洽，要“借”小文秘一用，计生局换了几个人了，书面材料这一块，一直接不下来。计生局长私下也喊过去谈过两次，有许诺，有诚意。又因为计生局大院离家非常近，几番衡量，次年的六月初正式到计生局报了到。
谁也不曾料到计生局的文山会海，那般吓人。一次会议，各种讲话，通知，最多的时候，六七个文件。大会散了小会来，周末加班，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还要定期出新闻，给上级发简报，忙到头昏脑胀，两眼发直。类似的日子一过将近三年，时任的计生局长马上高升了，许下的承诺杳无音信。幼稚病的治愈过程，波澜不惊，又暗潮汹涌，不可能永远做一个装睡的人。辞职的一刻，局长一脸不悦，仿佛在说你即便要走，为什么不在她调任之后？
来到现在的公司，如释重负。并非是讲商场更容易，而是脱离开“材料匠”体系，讨生活嘛，真刀就真刀，真枪就真枪，不用一睁眼一堆报告，一睁眼一堆纪要，巍然屹立，虚无缥缈。写够了，写得够够了，甚至形成了逆反心理，累年以降，只要不是自己的文学创作，什么文案，一见就崩溃，心里抵触到了一定的地步。
当然，经历的“丰富”，不止代表命运多舛，，也代表痛定思痛。
凡夫俗子不可能像斯迈尔斯之所谓“我们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中学到的东西多得多”那般豁达透彻。受了伤，便要结疤；揭开疤，纵使年深岁久，依旧要流血不止。
痛定思痛意味着，首先，事情已发生，其次，不要再踏进同一条河里。
哪来什么天生的“孤胆英雄”，英雄产生的土壤，各有各的不同。
回溯平生，写“废园”，写钢铁工厂，写江淮羁旅，向来独独缺了“材料匠”这三年——虽然纷扰，何尝不是文创的初始。
每次归乡，与郑白城及几个死党“围炉夜话”，极少言及当年被人追讨“文债”的尴尬。只讲今宵的星辰月色，明朝的天风海雨——去它们的！
反正该来的，迟早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