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桃录

在最近的与诗友关于古诗词创作的讨论中，再一次郑重提出熟读中国文化史甚至中国历史的观点。

当然，唯建议耳。顶多是一家之言，类似的或者更准确的主张，在古人的正统塾院学习中，本就是整个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今人创作古诗词，不敢全谓照猫画虎，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状况却是常态。为什么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史及中国历史，单纯的学术角度，事关熏陶与底蕴。也便是一直对所谓古诗词外文译作存在保留意见的出发点。尽管译作有意译一说，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血脉传承、历史背景、民族特性，那样“意”出来的“古诗词”，还是古诗词么？反过来，可以举证国人泊来之“现代诗”，亦然。

不读史，何用典？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没有问题。更不必似辛稼轩痴于掉书袋，大凡一字一词，必有出处。然而片面因为懒惰而大言诗词当直白用语的“改革派”，不足鼓励。他们还要“改革”格律诗一切限制“自由”的因素，改到面目全非，面目可憎。只有做到掌握精通，了解了其中款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家里手，再来言其它比较好。况且，那样痛苦的话，大可去写自由诗好了。戴着枷锁跳舞，在有限的空间实现最大的自由，正是古诗词以及格律诗的魅力所在。

能够做到从容用典，属于较为高级的要求，再降低下门槛，古人作品中常用典故，不言一一胸中了然，到时候翻一翻工具书，百度百度，不算苛求吧。一切艺术，自模仿始，“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到了网络时代，手机电脑，已成为懒人神器，不过是动动手指的工夫。古人白话入诗，化腐朽为神奇的创作案例，比比皆是，李太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子美“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辛稼轩“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到了之后柳永李清照蒋捷纳兰们，更是潜移默化鬼斧神工到极致——可这不是拿来“改革”的“堂证”，而是古人创作的一种方向，更是艺术到了巅峰而实现的“大自由”。化繁为简，返璞归真，你知道人家经历了多少磨砺抵牾才使然。

熟读中国文化史甚至中国历史，继而讲诗词用典，其中有大境界。举一个例子，读者们常常在诗词作品中遇到“刘郎”这个典故，刘郎是谁，刘郎背后又承载着哪些文化符号，不去认真做做功课，一知半解，很容易以偏概全囫囵吞枣，闹出笑话。“刘郎”的指向，简单归拢，便有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蜀汉昭烈帝刘备、东汉人刘晨（又引申为情郎）、南朝宋武帝刘裕、唐代大家刘禹锡、伪齐刘豫之多。以上诸君，各有精彩，事迹不胜枚举，因为篇幅的限制，仅形容一下引（刘郎）以自谓的刘禹锡老先生背景大概。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作为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骨干之一的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各被贬谪为州郡司马，远蹿江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元和九年十二月（815年2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被朝廷“以恩召还”，回到长安。元和十一年三月（817年2月），他去京郊玄都观赏桃花，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明显以桃花隐喻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哦……然后，他又因“语涉讥刺”，得罪执政，而再度遭贬。又是十数年，直到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才奉调回洛阳，任职于东都尚书省，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再游玄都观，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次在题序里，他写道，“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一语道来，无限唏嘘，人生沉浮，可见风骨。什么叫不改初衷，什么叫痛快淋漓!只要打不死，咱就接着刚。老先生这种斗争精神，百折不回，却使得原本凄苦萧瑟的放逐生涯，因为两首诗作，平添了些许诙谐幽默。纵观一个典故的成型，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较为确凿的素材，以鉴历史。历史从未虚无，只不过被无数的胜利者当作了私器，改来改去，最基本的历史观应当是，以正史为骨，以野史典故为脉，互为界定。

以典故而观，古诗词创作绝不是一门简单的“手艺”，不是讲掌握了基本规律，一下就成长为“参天大树”。清乾隆帝一生诗作近四万首，能够被后世传诵的有几？大约也就能拿“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落入梅花都不见”来促狭一番。今人创作古诗词，基本规律遵守，在此基础上，还是应当多写新生事物，写家国情怀。新言新语新风新韵，皆可落笔，关键在于自然生动，不刻意，不突兀。知古而不泥古，核心在于梁柱存，活水来。

未长夜痛哭者，不足以语人生。在具备相关天赋的前提下，不下一番大功夫，哪来梅香扑鼻香！？诗词创作，乃至所有艺术创作，向无捷径可言，而且，任何的浮夸，所带来的，必是原则性的偏差。

尼采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可为座右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