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记

即便是现在，我还是微微心理障碍于记述关于故乡关于数十载所经历的零星或浩瀚的乡村生活。一方面是已经写了不少，另一方面这种命题在近现代文学史中，太过于司空见惯。恍如某个小品里“土得掉渣儿”的人物口头语——“俺奶奶说的！”又仿佛非此无彼，张口难言。然而，也冥冥间晓得，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起码皆是真实的，有满满的历史在场感。

我终归不是小说家。枯木开花，天马行空，旺盛的想象力，跳脱的逻辑思维……暂时稍不具备。因而，笔尖痒痒的时候，只能老老实实地从脚下出发。生于哪块土，走过哪样的路，每每历历在目。“羞”于再度着笔，无论是于故乡，于土地，于自我，于经历，无不散发着巨大的自卑意识，也不公平。尽管作家梁鸿曾在《出梁庄记》中写到，“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的能力。’印度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与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印制。”她讲得很高级，无非是说“我们”学会了精致的逃避。到底在逃避什么：落后，粗陋，挣扎，乡土，还是“逃避”本身呢？

但起码梁女士提到了一个词语是对的，“缅怀”。当代中国社会，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出梁庄记》出版于2013年，光阴如水，又是一个差不多的十年过去，“三农”问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些日子一位远亲的风光大葬上，便与乡党们大摆了两天的“龙门”，除了自己往来中所捕捉到的“花开鸟鸣”，他们切身的感受，更具冲击力。譬如现代农业科技的逐步普及，自家一亩三分地上留守的，多是老弱妇孺，甚至为了使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使自己得到更好的社会资源，中青年人，不断搬去城里，“老弱妇孺”这个成语不再成立，单留一“老弱”可矣。不过，“缅怀”是人之常情，“哀痛”未免以偏盖全。没有几个离开土地时悲悲戚戚，反倒是无比愉悦赏心悦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种桃花源式的眷恋，需要建立在强大的内心及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归田园居，本身便是个不折不扣的童话。要不然，当年的下乡知青，也不会疯了一样选择跑回城里去。既想要红玫瑰，又想要白玫瑰，没了褡裢里的银子，哪个还会兴致勃勃地大言“归去来兮”。不排除有新隐士，但十之八九是“野心家”。

“梁庄”时代进城务工的“乡亲”们傻么？还是家家户户望子成龙鞭策儿孙辈尽力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窘况”傻？郭德纲说“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用在这儿似不恰当，但确实应当让那些新“田园主义”者们，重新来次上山下乡，哪怕做一做《甲方乙方》中的尤老板也好。在春寒料峭时候，浇一浇地，在麦收时候，扛一扛麦口袋，且这个时限是“一万年”。

不过呢，“三农”问题确乎得到了质的改善。故乡地处华北大平原，乡党们种地打工，十数年里，先是公路完成了“村村通”，接着是网络，燃气，快递，学校进行了中心小学升级化，一切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房子越盖越好，车子越换越好，就像在葬礼上大家热衷的，如果村上再通上下水道，医疗教育资源进一步倾斜，进不进城，真的无关大局。传统意义上的种粮种菜鸡犬相闻，不存在了。

乡党们享受着现代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到城里逛超市，在炕头上刷抖音，诚然，生活压力，同样与日俱增。孩子的教育就业问题，老人的养老医疗问题，如果说最紧迫的，恐怕要数适龄男青年的“讨老婆”。首先是性别比小幅失调，农村青年男多女少；其次，农村女孩子向城市大量“流失”；最后，娶妻“成本”，一路飙涨。要娶到一个老婆，男青年需要在众多竞争者中杀个七进七出，确立了恋爱关系，又是各种殷勤，好容易熬到定亲娶亲，要到城里供上一套楼房吧，要准备数额可观的聘礼吧。娶到家，还远不是“革命成功”，要“守”得住，“守”得牢，在娶妻“成本”飙涨同时，离婚率亦“感人”得很。

用不着“哀痛”，真的。任何一个社会的蜕变，不产生这样的问题，就会产生那样的问题。更不需“逃避”与“自卑”，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五千年来，普罗大众最富足最有尊严的时代。两只眼睛只看“发展”，不看问题，是错误的；而只看问题，不看“发展”，也是大错特错。

我终归不是小说家。枯木开花，天马行空，旺盛的想象力，跳脱的逻辑思维……或许永难具备。“土得掉渣儿”，大概已成了文字的灵魂。纵使平日素材司空见惯，那又怎么样呢。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天下虽大，绝找不出两片一般无二的树叶。

到底写字不是为了迎合，只为了些许生命印迹，匆匆留下。

我是我。我在这儿。我要回到“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