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哪里有什么不同。无非还是搬砖撞钟,颠沛煎熬。
大淮河的浪涛翻翻滚滚着蜿蜒向东,舜耕山上的草木愈见葱茏,有时候到工业区,在路边可以邂逅一丛丛开得热烈无比的油菜花,香气浓郁,极具冲击力,引得蜂儿蝶儿们一个劲儿地翩翩起舞。然而,正如《坛经》里所云,“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动'”,是以,六祖的结论反过来印证,尽管外物勃发,而心境灰枯,终难感同身受。
母亲病情稳定的那些年,最喜登山。自九十六菜市场上行,过金家岭,经老龙眼水库,由刘家大山,而泉山,而直上峰巅,遥对志高动漫园烂尾体,然后下行,葡萄园、泉眼、舜耕广场,回到老龙眼水库,逶逶迤迤,原路返回,一遭下来,计十四华里。恰恰是一稿未投的那六载,但凡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一日未缀,一日未曾偷懒。再后来走伤了膝子,母亲也入院出院,开始与妹妹们轮班回乡侍亲。到了年前第二场雪,母亲摔折了腰椎,几尽瘫痪。哪还有什么情怀言它呢,再后来母亲小便失禁,一换衣服便是上下里外五六件,最多的那一日,洗的衣服占了满满一晾衣绳。只好给母亲穿起纸尿裤,她在炕上疼得低一声高一声,她的儿在炕下如热锅上的蚂蚁。
母亲原本的抑郁症未知何时已痊愈,那么,再大把大把地吞吃精神类药物,自然被药物操控,一切行为,哭闹痴嗔,非其自心耳。而父亲总怕停了药,母亲及而疯癫,兼之医生们混乱的医嘱,所以,每每提醒他停药,都会惹来一阵怨怼,久而久之,母亲在不见天日的泥淖里,愈陷愈深。精神类药物最明显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患者头重脚轻,四肢僵化,母亲在雪地摔折了腰椎,二妹急得大闹了一场,父亲才下了决心把药停掉。母亲一下子清醒起来,前事前情,历历在目。给她喂饭的时候,常常劝她安心,这次精神恢复了,等腰再好起来,咱也就熬出来了,又可以赶集上店,行走如风。
曾经有一个阶段,撰文时尽量避免写到自己这个苦难深重筚路蓝缕的家庭。因为仿佛写得太多太冗了,使得大家不忍卒读。这渐渐成了一个魔咒,然而痛定思痛,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微观场景,你见与不见,它都在那里。有多少因病致贫,便有多少肝肠寸断。农村合作医疗解决了参保农民大部分的后顾之忧,不过,重病长病,依旧如泰山压顶。母亲病史二十六年,父亲病史二十年,数十年以来,全赖四个子女苦苦支撑。写出来只是短短的一句话,真正身体力行,艰难苦恨,火热水深。
心魔放下,山高水长。命运多舛,已不独是父母的专属,儿女们亦然。甚至偶尔恍惚,想回那个家,又怕回那个家。在母亲卧床不起的这些日子里,任何事情都了无兴趣,整日患得患失,又不能溢于言表。台湾诗人周梦蝶写到过,“不敢回头,不敢哭、也不敢笑,生怕自己成为江河。”大概便是那么个样子吧,笑出来好难看,哭呢,对于一个中年人而言,难道还有“哭”的权利与功能么?因而往往在劝妹妹们时也如这般——我们已经熬了那么多年,就是块顽铁,也已成钢了,还有什么更可怕更绝望的。
摄影家焦波,用照相机与摄像机,记录父母三十年,最后制成纪录片《俺爹俺娘》。难望焦先生项背,侥幸有一枝秃笔,忆来写父母,也足有十五年矣。这个大家庭的风霜雨雪,点点滴滴,皆能在以往的文字里,找到痕迹。未尝不是共和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阶层缩影的第一手资料。
母亲病情稳定的那些年,只要儿子一进门,就会笑得合不拢嘴,就会忙着做一餐拌面,设若不在家吃饭,便会一边埋怨,一边大袋子小袋子地往后备箱里提东西。从馒头,包子,到白面,青菜,到副食,肉食,恨不能把家里有的,全部拿出。冬闲时候,她就日夜不停地赶制鞋子棉衣,儿女及孙辈自不必说,亲戚邻居,也多有惠及。但母亲病了,也老了,白发苍苍,风烛一般。
清醒过来的母亲,反而话少得像一个哑子。除了疼痛时微小的呻吟,极少言语。愁苦,嗜睡,即便说上几句,也皆是客气的谦辞,辛苦了这个,拖累了那个,不如速死。母亲或许并不晓得,死其实是件极容易的事情,活着才难。但既然她养育了儿女,到了人生暮年,儿女们就应义不容辞地眼前尽孝,换一换纸尿裤,喂一喂饭,又算得了什么呢。
油菜花盛开,此后是桃杏。公寓楼下的几株小桃树小杏树,花期一到,整条巷子里都极尽烂漫。曰姹紫嫣红,曰争奇斗艳。还是前文那位台湾诗人周梦蝶,对他比较全面的绍介来自数年前一部“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系列纪录片,作为单元诗人之一,他在为自己搭配的画外音中说道,“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干涩铿锵,似已剜掉了诗中的靡靡,仅剩“一团浑浑莽莽沉默的吞吐的力”。
只可惜,像梦蝶君这样行云流水的生活,目前还做不到。
父母妻子在,一日不努力,一日喝西北风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