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藏书

在布达拉宫，在某座窗台的阴影里，一位中年喇嘛正专心致志地拨弄手机。

彼时彼刻，不知为什么，竟然觉得那个情景，远比雪山圣湖草原经幡来得震撼多了。就仿佛二十多年前去石市西郊的一座乡村小寺，一群小比丘尼，在巨树参天的佛院里，快乐地打着乒乓球，那种错位的冲击，无不洋溢着浓重的人间烟火气。这跟几年以来热度不减的河南淇县“扯淡碑”，颇多神似。碑主“泰极仙翁”疑似明末之人，本应满口之乎言也的老先生，居然在碑首教人横批刻了“再不来了”四字，下边的碑文主体则是两个大大的“扯淡”。

历史的真相就湮灭掉好了。反正一帮子专家们吵来吵去，徒增笑料。难道碑主戏谑的态度还不够明了？在现今考古界的成果中，据说大新天子王莽都造出了青铜卡尺，那么在将来某一天宣布恐龙的脚趾上戴着戒指，也未必不可信。历史是个沉默的哑子，一叶障目的后来人，可以尽情输出。每个人皆是某一段历史的见证者，又因为各自角度的不同，留下不同的结论，十几年，几十年，上百年……更不敢说隔得太久，新人类们终将莫衷一是，末了一笔糊涂账悄然生成。一如今人论民国，是非成败，应当从大的历史导向上去定性。而非还魂出一百年前的一个镜头，去顶礼膜拜。譬如布达拉宫窗台阴影里拨弄手机的中年喇嘛，何必先要上升到某种层次去“品头论足”，在庄严肃穆的画面中，他的旁若无人，堪称“破局”。

设若有可能，是真的需要一位好的油画家藉此创作一幅油画的。其实，差不多效果的，还有北京香山碧云寺罗汉堂的罗位排位——五百罗汉依次排列，或坐或站，个个神彩奕奕，栩栩如生，而唯独济公蹲在罗汉堂的房梁上。著名的文案“虫二”亦然。“虫二”来源素有争议，一说是杭州西湖湖心亭石碑上清乾隆手书之“虫二”；一说则是泰山一摩崖石刻上清光绪才子刘廷桂题镌之“虫二”。如上文之所言，糊涂账由所谓的历史学者们去清算，世人只是去领略领略古人的风趣诙谐即可，虫二，虫二，换成繁体，不就是“风月无边”么。

所以，继往开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是“流毒”，如邯郸学步者，整来整去，把自己整不会了。所谓“批判地继承”，某种意义上还是高高在上，脱离开历史背景，批这个，批那个，显然一厢情愿。不合时宜的大不了不取，非得把人家骂个狗血喷头，以显示自己的优秀与高明？效果恰恰适得其反。遥想一下当年巨树参天的佛院里快乐地打着乒乓球的小比丘尼们，假如没有长大后还俗，也会从青春烂漫，逐渐合拍于她们威严沉默的师辈。谈不上幸与不幸，一个成年人有选择的能力或自由。

其实在登上布达拉宫之前，刚与一帮朋友去过纳木错湖。一路长途跋涉，曲折蜿蜒，甫一进入湖边草原的时候，车队在一处经幡下短暂休息，正好与一位藏族小伙不期而遇。小伙十六七岁，黑红的脸膛，尖尖的头顶，穿着一身崭新的藏服，走过去与他攀谈，并与他合影，问他要不要报酬，小伙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连连拒绝，神态羞涩，极其淳朴。一件事物的发生，无非两种结果，从走过去与他攀谈，心中已经做了他收取报酬的准备，因为，人家毕竟有付出。可是他确实分文未取时，反而觉得有些亏欠，但心中的暖暖，瞬间成型。

这是西藏之行最打动人心的第一幅画面，第二幅则是“喇嘛手机图”。本就不像一些人的什么朝圣心理，那次跑到青藏高原，只为了体验祖国西部边疆的雄奇浩瀚，至于洗涤心灵，红尘十丈，哪儿不是脱胎换骨之地？人间修行，少妄言“逃禅”。此处之“逃禅”，取其后来的衍生意，即遁世参禅，其本意则与之南辕北辙，指向相反——逃离禅佛。如杜甫《八仙歌》诗，“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后有注解曰：“逃禅犹云逃墨、逃杨，是逃而出，非逃而入。”醉酒而悖其教，故日逃禅。做学问嘛，不要做成“半瓶子”，凡事尽量溯本求源，切莫人云亦云，想当然耳。

二十多年前，石市西郊的一座乡村小寺里，一群小比丘尼，在巨树参天下，快乐地打着乒乓球，而同时，一位脸色苍白的青年正迈过大殿的门槛，殿中香烟袅袅。那时候是不晓得五年之后有位叫陈先发的诗人写下一首叫作《街边的训诫》的小诗的：

不可登高

一个人看得远了，无非是自取其辱

不可践踏寺院的门槛

看见满街的人都

活着，而万物依旧葱茏

不可惊讶

能否读懂，便是一个人的悟性与经历使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