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记

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有那么一段话记忆犹新，“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连草也不想吃，‘呼哧呼哧’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其实，世间万物，哪有什么苦与不苦，不过皆是恰逢其会罢了。没有办法，无法逃脱，因而最终暂时认命，以待时机，是不是这样说起来，就显得积极了一些呢。当年阴差阳错地跑到一家铸造厂做力工的那两个月，应当就是这个想法，明明知道天亮了得去做牛做马（这一点不解释，没有相关经历的人很难理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不存在比喻与夸大），还要不停地自慰，不然便撑不下去。牛会累得连草也不想吃，人大概不差八九，十几个小时的压榨性体力劳动下来，进了家门，常常往地上一坐，先要缓上半天，洗澡，吃饭，反而不是时下最重要的。

半夜咳醒，猛然惊坐，就像史先生描写的，“‘呼哧呼哧’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然后再睡，就比较艰难了，翻来覆去，前尘往事，上得心来。那时候在工厂做力工，日薪四十大元，一切的矫情与伤感，到了领工资时，马上烟消云散，因为即便在下岗前的国企做管理，每月也不过五六百上下，卖力气虽然苦一些，工资翻一倍，家里的生活足可应付了。说做了两个月，准确地讲，是四十五天，然后管理车间，再后来管理全厂，红尘万丈，翻翻滚滚，恍惚之间，三年就那么跌跌撞撞地一闪而过。一如史先生在《我与地坛》里所讲，“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因而，谁能有这个资格跟命运掰扯掰扯呢，史先生说“最狂妄的年龄”，放在自家身上，这一生也不曾跟狂妄沾过边，顶多形容一下，是最好的年华。不错，在最好的年华，重新跳到炼钢炉里审视一下自己，继而踏着归零键的荒凉，到更加广阔的天地走上一走。

一个人无论多么自信，在遭遇生活的重锤的一刻，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游移。这种游移有时稍纵即逝，有时则会如影相随，直到你蓦然回首，伤口愈合。小小的一个铸造厂，何曾想到，芸芸众生之间，既有普通的农民，也有破产的老板小企业主，更有落魄的村干部，以及东北三省叩关而来的各色人等。大家做着最累的活计，要么梦想着东山再起，要么习惯着浑浑噩噩，酗酒、斗殴、嘶吼、哭泣……到了第二天，仿佛要“洗心革面”，可大概率是重蹈覆辙，彼此碰撞，彼此交融。作为一个参与者，同时也算一个旁观者，着实见证了时代变革中，无数的悲欢离合。他们可能昨日还在火花四溅的午夜针锋相对，到了太阳升起，又勾肩搭背地坐在废铁堆下称兄道弟；他们可能上一秒还在跟你讨价还价，下一秒又都争相为了地震踊跃捐助。

哪怕江淮羁旅复是十数载，午夜梦回或者不寐，那些熟悉的面孔，犹会时不时地闪现一下——鲜活的，生动的，宛如昨日。本来自家熬夜的功夫便甚为出众，在铸造厂时隔日开封（融铁炉出铁水，工人浇铸沙型），每每凌晨开始，天明结束，日复一日，“夜猫子”的水准可谓锻炼得愈见炉火纯青。年轻真好（想不到这样的话是从自己口中说出），在彻夜不眠之后，还可以精神抖擞地继续一个漫长的白班，且并不耽误回家见缝插针地写字读书。但想想那时候的投稿太糟心了，稿子不停地寄出去，石沉大海属于基本状态，所以，个中苦楚便决定了，彼时彼刻，理想二字，近乎禁忌。

生存问题永远都是人的第一需要，离开这个基础谈其它，都是耍流氓。

理想这个东西或许很渺茫，但正如诗人郭小川所谓，“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中国传统哲学里则曰“物极必反”，这一点在“铸造厂后时代”得到了充分体现。就在离开那个工厂后的第二年，投出去的稿子渐渐被采纳，几乎每个月皆有斩获，而且还冲击到了省级报刊。难道之前的作品一文不值，之后的便差强人意？谁知道呢，不过，毋庸置疑，在许多范畴，运气的成分至关重要。

讲一个中国哲学史上鼎鼎大名的“小故事”：明代大儒王阳明于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可心狠手辣的刘瑾派人一路追杀。王阳明走投无路，最后假装跳河自尽，才死里逃生。当时的贵州人烟稀少，遍地荆棘，不仅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而且瘴气环绕、蚊虫不绝。心理防线崩溃的王阳明，不久就病倒了。而后，在龙场（贵阳西北七十里）荒无人烟的处境里，其静思笃行，日夜反省。1508年的一日半夜，王阳明忽然在石棺中惊醒，一声长啸，越棺而出，他手舞足蹈，豁然而悟——原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件事史称龙场悟道。

王大师当时的情况便是，要么“悟”，要么废，别无他途。

可卧薪尝胆的典故听多了，便容易“审美疲劳”。鞭子抽在自家身上才最疼，道理讲得再通透，重点是还得看能不能咬牙顶住，本来便是知易行难。所以，你跟在“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那个青年讲豁达，你跟铸造厂工位上四脖子汗流的老兄讲理想，确乎有点幸灾乐祸，道貌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