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耀文先生曾经评价郭德纲,大意是老郭一路走来,步步血泪,无人扶持,势必嫉恶如仇。想当年的老郭年轻气盛,又差不多是个草台班子,可不像现在身后有几百张嘴要吃饭,所以,几无挂碍,来去自由,当然嘴皮子上就很松弛。见神杀神,见佛杀佛。不过,向现实低头,这是早晚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颇似三叔。三叔在饥荒年代下了关东,到内蒙贩过马,到东三省混过码头,跟家里几乎断绝了联系。一十三年过去,忽然一日,他回了村里,犹记得他刚回村时的气魄,用句俗话形容,叫作七个不服,八个不愤,满口的“苞米茬子”。真是腰里掖副牌,谁玩跟谁来,好一匹红鬃烈马,没少惹出祸事。后来,三叔成了家,竟慢慢收敛,一身能耐去了九成九,所谓认赌服输,和光同尘,不外如是。《庄子·知北游》里记载,东郭子向庄子问道,庄子说道无处不在,道是不变的,变的不过是蝼蚁,是稊稗,是瓦甓,是屎溺。现实也当如此,现实不会服从哪个人的意志,它只会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狂奔,适不适应,低不低头,碾压过去好了。
相声门里的惊涛骇浪尔虞我诈,毕竟遥远,但是,举一反三,哪个行当又不是呢?无非人心而已。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有人的地方就有利益,有人的地方就斗争,有人的地方就有苟且。许多年前,曾接触过一个内部刊物,很小很小,甚至没有读者。它一年顶多出上一期,刊物即使出来了,也仅仅在特定的小圈子内传阅,要说这么个玩意儿能有什么“故事”,殊不知呵,庙小妖风大,该有的一点少不了。谁有荐稿的权利,上谁的稿子,拍拍桌子,撕撕脸皮,该拔香头的拔香头,该杯觥交错的杯觥交错,党争,山头,最后圈定的,自是多方妥协的结果。彼时有点看不懂,有点不想看,如今回首,简直太正常了好不好。医治幼稚病的最佳良方,就是撞一个头破血流,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早晚顿悟,立地成佛。
彼时还想,文化人应当一尘不染光风霁月呀,为何那么像菜市里的大妈?切身感受,恐怕连商圈都不如。原因很简单,商人们知道自己要什么,目的性决定了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双方合作的事情,并不罕见。父亲售卖过很多年纸烟,赶集上店,一度在当地小有名气,于是,前村后院的同行们聚集过来,“共襄盛举”。这下子父亲的门路与大家的资金产生了化学反应,实现了最大利益的融合。每每三四个人几碟小菜,几两小酒,坐在家里的炕头上,热火朝天,有声有色。即使后来时移世易,合作散伙,他们依旧维持着很好的友谊,时不时见了面,抚今追昔,皆是美好。
列子御风而行,鹪鹩巢于深林,各行其事,各得其乐,这才是天道。
现实非是如此,完全是另外的模样。无论是曲艺,还是文学,抑或绘画,书法,等等,不一而足,陋习有之,风气有一,那便是除非“孤悬海外”,除非施行绝对不接触 ,否则,有时候,熏都能熏个半死。本来就是极度个人化的事情,哪来那么多的阴阳怪气诡计阴谋?确实有,而且司空见惯。郭德纲调侃,“风声”最紧的时候,有人鼓动去哪儿哪儿静坐,有人在台下拿着本子记录……这个笑话有点冷,这个笑话真不是笑话。貌似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人”,怎么会干出党同伐异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情呢,不仅会,且很会。简而言之,就是古人创造出的那个成语: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这一点,读鲁迅先生的文集,俯拾皆是,毕竟其时其地,还有民族大义四字高悬于顶。老祖宗们的“丰功伟绩”无须多言,因为类似李斯韩非子、宋之问刘希夷、李贺元稹、王安石司马光样的“战例”,国人耳熟能详。其实,何止于国人呢,譬如十九世纪初众星云集的法国文坛,巴尔贝.多尔维利认为梅里美的文风过于枯燥乏味,曾作出这样尖酸的评价,“他的腿像孔雀一样,只是他没有孔雀的尾巴。”那么,多尔维利是否喜欢雨果略显啰唆的《沉思集》呢?绝不可能。“它简直冗长不堪!”他对左拉的评价又如何呢?“左拉就是大便一样的米开朗琪罗。”大开眼界吧,看来此道实在不孤也。
所以,也不必惊诧于偶见的世面了,反正艺术本是件极度个人化的事情,“孤悬海外”就“孤悬海外”,眼不见而心不烦,做不来德云社,就做个老渔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绝,大雪落到肩头,大雪也落在船头。计约十数载,匹马南渡,最开始时还与当地的同道中人有过短暂交流,之后觉疲觉倦,心无欢喜,慢慢又疏离出来。或许这正是自身的怪癖,然而极好,有了大量的时间,读书,写字,盘串,品茶。素材嘛,日日混迹于大千红尘,有悲,有欢,有离,有合,山川河流,楼台巷陌,简单而丰富。
心无挂碍,这在哲学上是说不通的。人不可能真正地“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要食五谷杂粮,要度春夏秋冬,这就是现实。因此上归纳,不存在低不低头的问题,只有成熟与成长。而唯一可以选择的,是尽可能远离粪坑,多慕芝兰,玉树临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