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街坊老船工其实并不老,才50岁。也许是中年丧妻,生活贫困的缘故,他显得很憔悴,看上去像60多岁的人:脸皱得像核桃,牙所剩无几,两眼黯然无光。他和儿子住在矮小的茅草房里。屋顶长着一层厚厚的青苔。板壁墙满是裂缝,四面透风。这已是1971年。这样的茅草屋盐城很少有了。
盐城是一个古城,产井盐有上千年的历史。城里的居民多数是盐工,或是为盐厂运煤的船工。
盐厂在镇中央。灶房里腾出的白雾,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混合成瓦灰色的云,笼罩在古城上空。汤溪河自西向东,把古城一分为二。清澈透明的河水一到此地,便受到排在河里的煤灰的污染,变得浑浊起来。渣滓或漂在水面上,或半沉半浮,或沉入河底。“哗哗啦啦”,木船划破渣滓的声音,此起彼伏的船工号子,给沉闷的古城带来一线生机。
载着煤的船停在码头上。卸货大都是船工们雇人干。离家几天了,他们渴望见到亲人。挟着黑不溜秋的被子,大着嗓门呼老唤幼。女人远听见嚷声,便赶紧烧洗澡水、备酒菜;孩子们便蹦出家门,直奔河岸。
老船工被我们前呼后拥。黑不溜秋的被子被我们争着顶在头上,空空的酒瓶紧握在我们的小手里,嘻嘻哈哈的声音已从河边飞到街上。
他和12岁的儿子相依为命。街坊劝他再娶,他总是摇摇头:“隔层纱,有层差。”他怕继母对儿子不好。他很爱小孩,不仅爱自家的,左邻右舍的都爱。这也许是他在成人世界里不得意的缘故吧。他逗我们玩,给我们讲故事,分零食给我们吃。和他一起,我们像过年一样快乐。
他一洗完澡,我们便将装着烟叶的方斗捧到他跟前,又锈又钝的剪刀递到他手上,让他为下趟船准备旱烟。他把烟叶裁成条状,粗的叶脉剪成丝,白纸一裹,唾液一粘,便大功告成了。头只烟是要品的。取下别在头巾上的烟斗,——一节竹管和一只子弹壳做的——装上旱烟,“叭达叭达”,他滋滋有味地抽起来。我们馋得直吞口水,忍不住也要抽。他不让,用手护着烟斗。我们一窝蜂地扑上去;爬的爬在膝上,抓的抓手,扳的扳头,硬是将那烟斗从瘪嘴里拔了出来。在“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面前,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你们真是……你们……”昂着头,我们分享着胜利果实:轮流猛吸一口,有的呛得鼻涕眼泪都流了出来;有的像模像样的吐着烟圈,嚷着“我的烟圈最大”。
他的烟我们不会白抽,抽完后,我们便去为他摘核桃叶。
头儿晕晕的,腿儿软软的,树枝荡荡悠悠,绿叶被风吹得“哗哗”地响。一群“小猴子”在树上忙腾着。伸展长臂,摘那嫩叶儿;揪住枝条,荡到另一个树丫上。一会儿,原是密密的树叶便筛出疏疏的阳光来。
他将绿叶堆在门前的青石板上,用棰棒捶烂。“咚咚咚”,闷沉的声音震撼着幼稚的心。青石板已被叶汁染绿。四处飞溅的叶泥,给我们带来一阵阵惊喜。他把叶泥团成球,用双手死劲一挤,“叮咚叮咚”,绿色的、稠稠的叶汁从指缝中钻出来,一头扎进白色的碗里。
他掰开脚趾,醮着叶汁的指尖,将发白的、被细菌啃得坑坑凹凹的脚丫染成绿色。
船到码头大都下午三、四时,等他忙完这些,天已擦黑。桐油灯搁在扑着的碗上,灯芯草绽开幽蓝幽蓝的光蕊。香喷喷的酒味,又酸又辣的泡菜味,弥漫在温馨的小屋里。板壁缝里透进的风,吹得背上凉丝丝的;热腾腾的米饭的蒸气,却给每个人心头都带来暖意。他握起酒瓶,每吞一口酒,都伸直脖子,紧闭一下眼睛。我们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紧闭。那酒好像是喝在他口中,醉在我们心里:我们竟有些晕晕糊糊。要是有蒸红薯,那可乐了:我们过起集体生活,一人一根。烫手的红薯在一阵阵呵气声中,从左手传到右手,又从右手传到左手,最终,还是塞进我们的青蛙肚里。泡菜、米饭,甚至红薯,他的瘪嘴都嚼得津津有味,令我们觉得比自家的鱼肉还香。
酒足饭饱,他便用短粗的手指敲着桌边,摇头晃脑地哼道:“三十晚上大月亮,小偷进来偷水缸,聋子听见水缸响,瞎子看到翻围墙,断手抓住不能放,哑巴见了喊爹娘……”
声音越来越小,渐渐地,变成了鼾声:老船工竟趴在桌上睡着了!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去去去!回家睡觉了。”
他早熟的儿子催促我们。带着一丝甜蜜、一丝没尽兴的遗憾,我们被推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