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夫子

   高一时，贾老师讲解了《送东阳马生序》。“县官日有禀稍之供”，是其中的一句。他将“禀稍”解释成“朝廷供给的粮食”，我就问“‘禀’和‘稍’怎么讲”。

    “这不能拆开讲。”“怎么不能呢？”

    “我的先生，你不要钻牛角尖！古文，莫说我，我们镇，就是我们县，除了谢老夫子，也没有第二个搞得很透彻的。”

    听我的语文老师这么一说，我便想拜谢老夫子为师。他是本校的图书管理员，为了接近他，我去借书了。

    图书室逼仄、地势低，右面的石坎，高于山墙上的窗户，大门面向过道，两块门板紧闭着。我贴上门缝窥视，发现坐在竹靠椅上阅读的谢老夫子，便敲了几下门。里面先是篾条的响声，接着木地板上响起了脚步声。他到了门边，从罅隙里观察后，将门半开，手搭在门闩上。站在狭窄的出入口，清癯的谢老夫子越发显得高。他面颊内凹，两眼深陷，鼻梁上压着一副松香色的眼镜。厚厚的镜片像瓶底。

    “什么事？”

    “借书。”我是班干部，要为同学们统一借书。

    他放下了右手。我侧身而过。

    图书室里，摆着两排木书架。一道布帘子，将书架与单人床隔开。床下有一把夜壶，干得发黄的柚子壳罩住了壶口。在右边的山墙上，房子唯一的窗户关得严严的，玻璃全都刷过白漆。一张办公桌搁在窗下。桌旁放了一把竹靠椅。白炽灯高悬于桌椅之上。室内光线暗淡，空气沉闷。

    我跟在他后面，穿行于两排书架之间。

    这个瘦骨嶙峋的人，身上的衣服瘪塌塌的，背部和臀部有许多褶子。他才五十多岁，却给人风烛残年之感。

    到了办公桌前，我掏出班里的集体借书证。谢老夫子把它拿得近近的，不像看，像嗅，半天才说：“选吧。选好再登记。”

    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线装书，纸都发黄了，我低头一看，满篇的“之乎者也”。

    他没有接着阅读古籍，而是取下眼镜，用皱巴巴的手绢擦拭镜片。眼架在鼻梁两侧留下了杏仁状的痕迹。

    我选好书，登完记，抱着一大摞往外走，后脚刚出门槛，门关上了。

    谢老夫子1944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走上讲台，渐渐地崭露头角于一所全省知名的中学。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定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划成中右，贬到我校，从此放下教鞭，家庭随之破裂。

    他除管理图书外，还负责开放阅览室。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我都待在那里；阅读时遇上生字、不懂的词，便去问坐在门口的谢老夫子。

    久而久之，他对我产生了好感：我可以随便借阅图书，还可以随时请教。

    有一次，我拿一篇作文请他指正。他“嗅”了一会儿，说：“语言很糟！措辞是否贴切都不管，一味追求华丽，这样下去，将会误入歧途！”他拿起笔，对几处进行了修改。我的作文常被贾老师当成范文，我把这篇交给他，说是指正，其实是想听赞语，不料……我的脸发烧，低下了头。他似乎一点儿也没察觉，给我推荐鲁迅的作品，给我推荐契诃夫的作品，给我推荐莫泊桑的作品……接着谈怎样读书，谈怎样作文，谈怎样修改文章。

    此后，为了帮我度过语言关，他就在图书室里教我诗词歌赋、古代散文。他讲解《廉颇蔺相如列传》时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靠在椅子上，我捧着书，坐在他面前的矮凳上。我每读一句，他先拆开讲，再串讲，涉及到古代的礼节，便离开座位，边说边比划。原本蔫不唧的谢老夫子神采奕奕，鹭鸶一样的双腿把木地板捣得“咚咚”地响，死板的脸也生动起来，人仿佛年轻了十岁。

    那时，国家刚恢复高考。我校教师紧缺，校长已“三顾茅庐”，可他不肯出山。而四川大学的毕业生在镇里当教师，总给人屈才之感，更何况做区区的图书管理员。我为他感到惋惜，便说：“谢老师，要是您去教书就好了！”

    他立刻板起了脸，冷冷地说：“我讲到哪里了？——接着往下念吧！”

    我降低了音量。他有气无力地将课文讲完了。

    几年之后，谢老夫子便油尽灯枯。我成了他的关门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