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伯的爱情

甘卫泽

张妈走后，谢伯出现在院子里的频率越来越高。屋里冷清，出去走走，空气好，和人打个招呼，还能增加点收入。

张妈在的时候，谢伯也是要捡垃圾的。张妈得了尿毒症，透析要钱。张妈是粮食系统的退休职工，她活着的时候还没“大病救助”这样的惠民政策。张妈透析的次数越来越频繁，退休工资都贴进去了。谢伯要让张妈活着，他去捡废品。他捡的废品都堆放在架空层里，可以卖点钱的时候，那个收废品的就会开着三轮车上门来收。谢伯伯帮忙掌秤，张妈拖着浮肿的身体一笔笔记下每一秤的数量。

是的，谢伯没有退休工资，他和张妈成家时他就是农业户口。其实，这农业户口本应该是张妈的。谢伯二十岁时，和无数中华好儿郎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仗打完了，坐完火车坐汽车，到香溪坐木船，回家了。

回到地方后，到兵役局报到，领取了生产资助金及医疗金，还有布鞋、袜子、肥皂、毛巾等物品。兵役局马干事专门管理退伍兵安置，根据谢伯档案里“本人对回乡转业的态度和意见”，结合县里相关部门的需求，组织上决定安排谢吉祥同志到粮食系统去工作。

吉祥目光炯炯地看着马干事，然后立正敬礼：“报告首长，我不能去工作，我回家种田。”

那个时候愿意回家种田的还真有不少人。马干事很高兴，说：“回家种田好啊，为祖国的建设多打粮食，也是工作。”

“不，我想把工作让给我未过门的媳妇去，她身体没有我好，农业上辛苦。”谢吉祥说。

这就有点为难马干事了，他只有通知的权力，而没有分配的权力。他找兵役局贺局长汇报，没有想到谢吉祥同志的这个要求一下子触动了河北大汉贺局长的柔肠，他刚处理过一个到了城市就变了心的转业干部，谢吉祥同志这样的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把情况汇报给县里，县里竟然默许了。

没有多久，张秀珍得到通知到粮管所报到。报到的第二天回家就拉着谢吉祥到县里打了结婚手续。秀珍后来对人说：“这样的人我得一辈子对他好，他还没有和我结婚就知道心疼我，把工作机会让给我，也没有告诉我一声。和那些只会甜言蜜语的‘寡白子嘴’比，这样的实心肠人才靠得住。”

吉祥对人说：“她孝敬老人，贤惠；她地里家里一把手，勤劳；她学习文化，上进。我就喜欢她这样的。她许给我了就是我的人，我就得一辈子护着她。”

秀珍正式上班那天，吉祥把一个军用挎包和一个瓷杯子郑重地交给秀珍，说：

“这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送给我们的，在朝鲜战场上，我一直带在身边，一次也没有用过，现在送给你，你是我这辈子最可爱的人。”

秀珍羞红着脸接过挎包和杯子，仔细地端详着手里的杯子。这是一个白色搪瓷杯，蓝色口沿，“赠给最可爱的人”七个红色大字最先映入眼帘，落款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她把杯子转过来，看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当看到杯口下方那振翅欲发的和平鸽和天安门图案时，秀珍感受到吉祥的自豪和喜悦，还有暖流。后来，有一阵，秀珍到平溪乡当了跑乡粮管员，翻山越岭，走乡串户收集粮食数据，一直把这个杯子带在身边，她捧着杯子喝水时，袅袅升起的水雾里会看见吉祥那双诚挚和善的眼。

随着秀珍工作的调动和他们四个孩子的出生，吉祥脚下路走得越来越远，背上背的东西也越来越重。秀珍先在镇上工作，吉祥隔三岔五地等生产队里放工后，背上点家里新鲜的东西，给秀珍送去，歇不上好大会儿，又得往回走，自己是生产队长，得喊社员上工啊。大儿子出生，接着大姑娘来了，二姑娘来了，小小子出生。秀珍调到别的镇上，脚踏肩膀地，孩子们挨着上了县中。包产到户那年，他们为四个孩子在城里租了房子。吉祥甩开膀子大干，家里除秀珍没有分到土地外，孩子和吉祥加起来有十多亩地，吉祥一个人打理，抽空还要给城里的孩子送菜，有时还要去看一下秀珍，即使再忙，他都不让他们回家。该读书的好好读书，该上班的好好上班，屋里那么点事不要他们操心。老家龙池到县城要走大半夜，每次到城里孩子们租住的房子，大丫头懂事，算着爸爸要来的日子，总是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声响。每次都是吉祥刚站到门上，门就打开了。

吉祥用脚背打杵帮着秀珍用她那点工资把孩子们供出来了。

孩子们都大了，有的上了大学，有的上了中专。接着孩子们都分配工作了，有两个在外省，两个在省内，离家最近的是大姑娘，在邻县的医院工作。

不是王子和公主，他们结合后，并不意味着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于张秀珍和谢吉祥两人的关系腹诽的人还是很多的。同单位的小姑娘忍不住对也是同事的秀珍的邻居说：“那两个人怎么到一起了，一点也不配，张股长条根儿（指体形）好，长得也强，而她男人不仅长得有点矮，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啊，完全是被张股长养着的。”张秀珍的邻居不太喜欢这样的闲话，说：“你怎么知道就不配了呢？你觉得什么样的才叫配呢？她男人也从来没有闲着，养着也好，不养也罢，那是别人的家事。”

其实，随着秀珍的不断进步，吉祥对他们的感情也忐忑和自卑过。一方面为秀珍的进步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感觉两人的差距越来越大。那一年，秀珍被单位选派到市粮校进修一年。有次秀珍放假，一回家，就慌忙地把什么东西放到他们床脚头的那个樟木箱。有点反常，秀珍从来不这样慌张。他乘秀珍不注意，打开箱子，看见箱子角落里多了一个白色的药瓶，拿起瓶子一看，他释然了，不就是一瓶避孕药吗？想起秀珍慌里慌张的样子，他就觉得好笑。他知道他们都四个孩子了，要采取节育措施了，他所在的大队妇女主任还有秀珍单位管理计划生育的主任都分别给他们做过工作，要他们中的一个人去做结扎手术。让秀珍去做结扎，吉祥不想让秀珍去疼，生小小子那年，医生准备放节育环的，可是秀珍的体质又不适应。吉祥自己是不会做的，在他们当地，结扎会被人叫做“被劁”了的“阉人”，公猪被劁了叫“去势”，再也不是公猪了。男人若“去势”当然也不是男人了，叫“公公”，叫“太监”，被劁的人就不是男人了。秀珍批评过吉祥这种封建思想，她不是医生，不懂那么多科学道理。她同样不舍得吉祥去做“结扎”手术，她听人说，结过扎的男人体力会变差，如果手术做得不好的话，下雨就会腰疼。为了不让妇女干部们找他们，他们一般是用的单位发的免费的避孕套。不过这个药对他们还是新鲜物事，以前听人说过，但从来没有见过。嘻嘻，出门还是长见识。

不过，不过，当吉祥看清了自己拿的是半瓶子药，他笑不出来了。

吉祥失了笑容，满脑子都是秀珍慌慌张张的神情，不，那完全就是鬼鬼祟祟。因为放假娃子们都在家，白天吉祥也不好说什么，晚上也没有给秀珍把洗脸水放好，牙膏也没挤，自己就上了床。

秀珍进来就摸他的头，问他是不是病了，发烧了。

吉祥手里攥着小药瓶。秀珍有点害羞地抢过来，说：“这是避孕药。我进修班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是市里的，她送给我的。”

“送东西还送自己用过的？不要脸。”吉祥终于爆发了。

“谁不要脸？怎么就不能送用过的？又不是喝了吐出来的。”秀珍懵了。

“你们都不要脸，女陈世美。你跟她们学坏了。国家拿钱培养你们是让你们为国家多做事，你们却在学校搞这种下流事、风流事。”吉祥压抑着自己的愤怒。

“这只是避孕药，抗美援朝已经胜利多年，我不可能给你生一个班去朝鲜打仗了。”秀珍一字一顿地说。

“一个避孕药要藏那么紧吗？”吉祥还有话说。

“你忘记上次大丫看到我身上来了（月经）都吓哭了，以为我得病了，小娃子又不懂这些事，看到药瓶又以为我得什么病了。”

“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你当我是哈巴啊，你这是吃过的，不是整瓶。藏的时候还慌里慌张的。”吉祥更有劲了。

“你是把我当哈巴了啊，以为我懂不到你的意思，好，我把你那意思都给你说出来，你是说别人送了我一满瓶药，我在学校吃了半瓶药，和别人去搞皮绊？谢吉祥，你个不要脸的，你个找不到好歹的，是你一直说那个套弄得你不过瘾，我才找别人要了药，别人正好只有半瓶，全都给了我。我是慌张了啊，我是个女人，与那点事相关的我当然不好意思啊，就慌张了怎么了？你真是会侦察，奇袭白虎团的英雄，把对付美国鬼子的那一套用来对付我了。你那么肮脏，你才是美国鬼子。打倒谢吉祥，打倒美帝国主义！”气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秀珍挥舞着小肉拳头扑向谢吉祥。

吉祥知道自己小心眼了。不过，革命战士怕过谁，他勇敢地向秀珍迎过去……呵呵，小别胜新婚嘛。

一晃，张股长退休了，被人称为“张妈”了，谢吉祥也被人称为“谢伯”了。

张妈退休了，那年，县城搬迁，张妈单位集资建房，张妈让谢伯把老家的房子卖了，都差不多六七十岁的人了，该歇歇了。那年，六十五岁的谢伯成了农村户口的城里人。

劳动了一辈子的谢伯闲下来两天，就觉得腰酸背痛不得劲，得找点事做。到工地上去做活，张妈不同意，说也不年轻了，自己的退休工资两人生活足够了；做生意，孩子们不同意，老爸那耿直的性格是不适合做生意的。谢伯就在城里转啊转啊，看见一些老人捡废品。对啊，这个也不累，什么性格的人都适合做。朴实的张妈没有那么多虚荣，同意了。

开始卖废品的钱张妈就会拿去卖点肉菜，谢伯成了城里人，胃还是在家里时的胃，就喜欢吃肥肉、鱼什么的。

后来，谢伯捡废品的钱就不交给张妈了，都交到医院了。张妈病了，是烧钱的尿毒症，钱越多，张妈的命才会越长。谢伯原来捡废品只捡家门口小区的，张妈病了之后，谢伯开始提着口袋全城搜索废品。他想让张妈活得时间长些，他也不想让孩子们承受更多的负担。孩子们都是好孩子，张妈生病后，几个孩子都把妈接过去看病、住院。病到了晚期，张妈和谢伯都要求回家。邻居们看着谢伯那么卖力地捡废品，都会把家里的纸壳子什么的主动堆在谢伯的架空层门外。

那天，谢伯又准备出门去捡废品，躺在床上的张妈说：

“老头子，你还欠我东西。”

谢伯笑着说：“当然欠你的啊，你给我生了四个那么好的娃子，你孝敬我的父母，不管干什么，你这辈子就没有嫌弃过我。我欠你欠的多呢。”

“说那些的话就是我欠你的了。我说的是你还欠我一碗面疙瘩汤。”张妈很清晰地说道。

病人要饭吃，谢伯当然高兴。前两天张妈病情加重时，谢伯是许了愿：等你想吃东西了，我就弄面疙瘩汤你吃。张妈最喜欢谢伯做的清水面疙瘩汤，就放点盐、放点生姜，放点小葱，连油也不要放，咬一口有点硬心的面疙瘩，有点咸，有点甜，还有牙齿缝里逸出来的新麦子的清香。

谢伯和面、揉面、循面、烧水，到阳台花盆里扯葱。把面揪成小疙瘩丢进锅里，面疙瘩如朵朵祥云从锅底浮起来，有香气了。谢伯盛了满满一碗。

张妈靠着枕头半坐着，接过谢伯递来的疙瘩汤很欢快地吃起来了，还一口气喝完了碗里剩下的一点“汤脚子”。

谢伯接过空碗，放到床头柜上，端起那个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的杯子，递给了张妈，让张妈喝口水漱口。张妈生病以后，就非要用这个杯子喝水，她说用过玻璃杯、保温杯，还是这个杯子好。

谢伯到厨房送碗回来，看到张妈的头歪着，杯子里的水流出来，打湿了铺盖，杯把被张妈紧紧地捏着。

我们到殡仪馆送别张妈，谢伯红着眼圈逢人只说：“她吃了一碗面疙瘩，我还以为她好了呢。”

谢伯的大女儿把杯子用一块绒布包了，放进了张妈的棺木，她听妈讲过这个杯子的故事。

张妈走后，小小子将谢伯平时常用的东西收拾好，请了一个货车，连谢伯一起接到了省城。

没过多久，谢伯随着货车和东西又回来了。听他姑娘说，他回来的理由是把张妈一个人放在老家他着急。

他还是捡废品，不过仅限于小区内的垃圾箱，完全是出于习惯。谢伯没有工作单位，张妈死后，按照相关政策每个月粮食局会给他发四百多块钱的遗属补贴；前些年，抗美援朝老兵有了补贴；儿女还给他钱。粗茶淡饭了一辈子，年纪大了，也吃不了多少。衣服有穿的就行，不讲究，还都是儿女给买的，反正是不缺钱花。

那些捡垃圾的人好像晓得这里有个捡垃圾的谢伯，小区是开放式的，也没捡垃圾的人来。谢伯的邻居们形成了习惯，张妈不在了，他们还是会将能卖钱的废品放到他的架空层门前。谢伯也不白受大家的好意，他家里有一块大磨刀石，他磨得动的时候替大家磨刀，磨不动了，他把磨刀石奉献出来让大家自己磨。

谢伯白天的日子还好过，有时收废品的会上门，春节姑娘儿子会回来住几天，偶尔侄男侄女来问候他一下。在小区院子里转，邻居都会他打招呼，都是些简单的对话，如吃没有啊？下雨天别在外面转了，小心摔跤。一天也算是温温暖暖地过了。可架不住天黑，吃过晚饭，谢伯只能将手插在裤兜里，耸着肩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现在电视频道多，电视里也不说再见了，但电视节目太吵人了。啪，谢伯关了电视，关了电灯，又在沙发上坐会儿，进了卧室。

谢伯的身体一直很好，看不出是八十七岁的人。

张妈走后的第三年的某一天，谢伯捡垃圾的领地里，又矮又胖又老的刘妈摇摇晃晃地来了，她左右摇摆着将小区里六个垃圾箱都翻捡了遍。刘妈长得很白净，园团团脸，很喜气的样子。她很主动和手插在裤兜里在院子踱着步的谢伯打了招呼。谢伯也友好地回应了她。

刘妈天天到小区里来，有一天，她正在翻捡C栋门前的垃圾箱时，看见住在A栋的谢伯正在A栋前的那个箱里翻捡。

刘妈摇摇摆摆地走到谢伯跟前，说：“你也捡渣货啊？你住这么好的楼房还捡垃圾啊。住这样楼房的人都有退休金的。”

谢伯说：“我到城里来了就捡渣货。”

刘妈说：“那我再不到这里来捡了。”

谢伯说：“又捡不完，再说我现在也是捡着好玩的。”

渐渐就熟了，刘妈知道谢伯的情况，谢伯也晓得刘妈也是死了老伴，孩子各自成家了，对老人也有孝心，可是过不到一起去，孩子们喜欢吃硬的香的，而刘妈喜欢吃烂一点的。刘妈就住在这个小区的山背后的村子里。出来捡点垃圾，活动活动，遇到人也好说个话什么的，这样一天也过得快些。

男人嘛，护佑女人是天性。谢伯再捡废品时，就只捡大点的东西，比如邻居们购大点的家具时的纸盒什么的。刘妈朝小区跑得更勤了，捡完垃圾，就和谢伯坐在小区停车棚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会儿闲话。

谢伯阳台下面的车棚其实也是大家聚会的场所，本小区的在这里聊天、打牌，南来北往的走累了歇会儿脚。这天张小妹、谢二姐、吴四姐、陈三妹几个聚在车棚里打牌。打着牌话题却扯到谢伯身上。

“我是要给他姑娘说的，前天我给他放在门上的纸壳子他全给那个婆婆儿了。”吴四姐生气地对几个邻居说。

“你给他就是他的了，随他给谁。”小妹说。

“我给他了，他给别人就是不行。”四姐蹩着筋了。

“别气了。我有天看见他们两个在堆垃圾的架空层里弄了好半天才出来。”三妹咯咯地笑。

当时谢伯正站在一楼自家阳台上，捣弄着几个塑料桶里种的辣椒，他清了下嗓子，大声叫道：“哟，辣椒怎么长了虫？”

“出牌，出牌，三妹，该你出牌了。聋子别人说好话听不到，说坏话倒听得清。”几个女人呵呵笑成一团。

张小妹回家后想着就好笑，讲给老公听，老公说：“你们这些无聊的女人，别人老人都那么大岁数了，在一起还能搞点什么出轨的事啊，无非是在一起说个话，做个伴，小有小伴，老有老伴。”

谢伯、刘妈现在在废品问题上已不太分家了，谢伯在自己的架空层里腾了一个角落给刘妈放渣货。他还把不太值钱的渣货给刘妈凑数，刘妈更愿意将废品送到杨家湾废品收购站去，虽然远点累点，可收购价要比上门来收高点。看着刘妈左手提一个大蛇皮带，右手拖着到超市购物的那种小拖车，上面堆着几大捆纸壳子，一路摇摇摆摆地向杨家湾走去，谢伯觉得好好笑，对，就像那个什么歌里写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不过刘妈左手是垃圾，右手是渣货，背上也还差个胖娃娃呢。想着下句歌词，看着刘妈渐行渐远的背影，谢伯不笑了。

对什么对啊，谁家的媳妇回娘家？

卖渣货回来，刘妈也会给谢伯递上个几块钱：“这是你那袋塑料瓶子的钱。”

不太爱到市场的谢伯开始到市场买菜，刘妈去卖废品，谢伯会请她在家里吃一顿饭。

又一天，刘妈和谢伯在车棚里聊天，相邻小区的老丁从车棚前过，看见了，也加入了聊天行列。他问了谢伯的收入情况，说：“你们两人就在一起过，别捡什么垃圾了。一个七十多，一个八十多了。”

刘妈挺大方地说：“人家看不上我呢。她原来的伴儿是搞工作的人，我扁担大的一字都认不到一箩筐。”

刘妈说这话时，谢伯手插在裤兜里，已经转到车棚的另一端去了。刘妈笑笑：“是个聋子老头，没有听见就好。”

主角都溜了，再说下去也没有味道了，老丁和刘妈相继离开。

看他们走远，谢伯把手插在裤兜里，低着头上了楼，边走边嘀咕：“在一起是好啊，有个说话的人呢。这么大岁数，成别人的笑话，自己不要脸，儿女还要脸呢。”

自那天被老丁“提亲”后，刘妈就没有再来院子里了。谢伯很是自责，觉得是自己没有表态伤害了刘妈。再老还不是个女人，还不是要个面子。

谢伯出门的次数也减少了，背驼得厉害了，她的大女儿抽了个时间，将他的寿木请人整了，用塑料布包好放在架空层窗子外面。她大女儿一家来得更勤了，高速开通，交通方便多了，星期五下班了来，天都还没有黑，星期天晚上离开，给谢伯洗洗涮涮，做几顿好吃的，走的时候会大声对着谢伯的耳朵嘱咐，冰箱的什么什么菜一定要吃，下次来又买。谢伯总是将女儿一家送到车棚外面，浑浊的老眼里水汪汪的。

刘妈此时已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她的老五媳妇生了二胎，她主动请缨去帮衬帮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