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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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的早春，奶奶的肺病日渐成不可逆转之势。听母亲说，奶奶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也更加地畏寒，有太阳的日子，别人都已经脱下棉袄了，可奶奶仍然是一身厚厚的冬衣。多数时候，她都是躺在床上，等着母亲把熬好的中药和白粥端到她的床前。
4月下旬，我在学校收到父亲写给我的信。父亲在信中说奶奶已经开始咯血，可能将不久于人世。看到信，我在教室里当场就哭了起来。其时，担任我的班主任的表伯知道我和奶奶祖孙俩的深厚情谊，他给我办好请假手续，给了我5块钱和一斤红糖，让我带给奶奶。
我回到家的时候，暮色已经笼罩在花园村的上空。我一进门，就哭着冲向奶奶的房间。听到我哭声的奶奶大喊着阻止我进到她的房间里，她咳嗽着从床上下来，用拐杖试图把我从她的床沿边抵开去：“平儿，奶奶的病，有传染。快出去，快出去。”
此时的奶奶，哪有力气把我抵开呢。我扑上去一把抱着她，再搀着她一起从房间走到堂屋。当我在一把椅子上，铺上厚棉絮让她坐下来。“我的平儿孙孙又瘦了。”说这话的时候，奶奶苍白消瘦的脸，绽放成一朵金丝菊。她的岩石一样的笑容，瞬间在我的心里布满龟裂的底纹。
她问询我的学习情况，要我好好读书。临了，她就说：“把书读好了，就能过到河的对岸去了。”然后，把目光转向大门外，幽幽地叹口气：“我这一辈子，恐怕是再也过不到河对岸了。”
这是一句我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话。从我知事，我就时不时地听到奶奶在一声叹息后，说：“我命不好，一辈子都没有能力过到河的对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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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说的这条河，就是流经我家乡的澧水河。而澧水河的对岸，又有奶奶的什么向往呢？不谙世事的我，从来没有向奶奶问起，她也从没有告诉我。如今，奶奶离世已经36年，我更是无从得知。
我只是觉得，奶奶嫁给爷爷，是下嫁。一生鄙俗的爷爷，糟蹋了奶奶作为中医世家里出来的丁家幺女儿深入骨髓的向上的心性。奶奶的人生，注定是无人野渡里的空船而回。
就在我从学校回家看望奶奶后半个月，奶奶便彻底地走完了她的人生路。其时，离她63岁还差5个多月。如今，每当我走在花园村，看到那些七十八十依旧精神焕发地行走在村道上的老人，就忍不住痛惜奶奶的离去还是早了一些。
得知奶奶去世的噩耗时，我错过了镇子上最后的一班班车。30多公里的路，我走了足足5个小时。后来听母亲说，走到家里的我，就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头发梢上都在淌汗。对于这些，早已经从我的记忆里抹去。我印象深刻的是，躺在漆黑棺木里的奶奶，双目微闭，嘴巴微张，露出两颗断了半截的牙齿。我伏在她的棺木上肆意地嚎哭。我摸她的手，坚硬，冰凉。当我抚摸她的额头上的皱纹的时候，她的嘴巴，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合上了。干瘪的嘴唇，苍白得令人生寒。
奶奶出殡的那天，爷爷没事儿人一般，他坐在屋山头和他的几个老哥们儿说话的声音，一度盖过了锣鼓唢呐发出的声响，时不时，他与他的那帮老哥哥，还发出高亢的大笑，仿佛这个死去的女人，与他没有半点关系。
倒是我父亲母亲那撕心裂肺的痛哭，让不少男女老少，在那里跟着他们一起抹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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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说，奶奶和爷爷分开，是他们和叔叔婶婶分家的时候。那一年，奶奶50岁。分家的时候，对爷爷奶奶究竟随哪个儿子，父亲和叔叔商量采用抓阄的形式，但还没等兄弟俩商量完，奶奶就对父亲和母亲说：“柱子梅姐，我不管你们怎么分，我就要跟你们俩。有饭吃饭，没饭喝粥，都是我自己愿意的。”母亲没有半点犹豫：“姨姨（母亲对奶奶的称呼），我没意见。”父亲听了奶奶的话，略微迟疑了一下。我当然知道父亲的这种略微迟疑。其时，三寸金莲的奶奶，因为羸弱的体质，已经老态毕现，加上不时发作的眩晕，显然，在养家糊口上，有了我、弟弟和刚刚出生的妹妹的父亲母亲，压力会更大。而刚刚53岁的爷爷则是身材魁梧，虎背熊腰，是一个一天可以挣15个工分的壮年劳动力。
最终，父亲还是按照奶奶的意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赡养的义务。尽管日子举步维艰，每年除了口粮吃不回来，还要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拿出去交超支款。“在包产到户（花园村是1983年）之前的1978年，我们家终于进钱了，年底时候，你爸爸在生产队会计那里，领了3角2分钱。”有一年过年时，母亲跟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聊起往事，“那3角2分钱，你爸爸捧在手里，当着一生产队的人，哭出声来了。尽管，这些钱，只能够称一斤黑糖。”当我们兄弟姐妹像听天方夜谭一样看着父亲时，父亲讪笑着，一脸的不好意思。我知道，此时的父亲的心里，一定翻滚着无可奈何的苦涩。
“那几年，你奶奶没跟我们过一天好日子，等到家里终于有了些起色，可她老人家又不在人世了。这人呐，也就是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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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冬天，奶奶被一顶花轿从4公里外的香水庵丁家府上抬到了小花园的龚家屋场。洞房花烛夜，我爷爷——一个从未跨进过学堂门槛，只是依靠勤巴苦做、吃苦耐劳，买下几亩薄地的小门小户人家的孩子——的粗鄙与艳俗，以及无法克制的人格缺陷，都在他把奶奶看作他的附属物的言行中，显露无遗。
“嫁给这样一个男人，是自己前世没有做好人，受到老天的贬谪。命里就只载得这么一个男人吧。”跟随父亲母亲过日子的第一年，奶奶生日那天去接爷爷过来一起吃饭，爷爷不但没有过来，反而还数落了一顿母亲。满腹委屈的母亲和奶奶说起时，奶奶这样劝母亲。
1942年冬天，奶奶生下父亲没多久，笨手笨脚没来得及跑脱的爷爷被进村的日军抓去做了挑夫，一去就是大半年，要不是后来遇到一个机灵的同伴，早就横尸异乡了。这段时间里，奶奶吃尽了苦头：并不喜欢聪明伶俐的奶奶的曾祖母，对奶奶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还制止曾祖父帮着奶奶做些田间地头的活。“你爸爸生得体弱，三天两头就感冒咳嗽，还发烧。我就是带着他跑娘家找你大舅爷给你爸爸看病，都要把我累死了。”
有一年，父亲不知道为一点什么事，把奶奶得罪得眼泪直流，她对刚刚知事的我说，“这个不知娘辛苦的东西，好没良心，说话不知屁臭。”奶奶当然不会对我父亲记仇，还是生火做饭，喂猪把狗，照看着我和弟弟妹妹。“平儿，你长大了，千万不能学你爸爸，不可以对自己的娘，说那些不知轻重的话，娘生你，都是阎王面前走过一遭的。‘养儿不知娘辛苦，养女才报娘的恩。’你看你姑姑，昨天还来看了我。称的糖，还买的发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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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嫁到龚家，似乎并没有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公婆大人的礼遇。她的婆婆，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并不喜欢这个儿媳妇，逢人就说奶奶的不是：“我这个媳妇娘死早了，缺家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她都不懂，一天到晚在自己男人面前挂着个死丧脸，好像我们龚家欠了她几斗陈大麦。‘三从四德’硬是被她读到牛屁眼里去了。不管从哪个地方看，我家乾老大都对得住她。”
这样的婆媳关系，直到我的曾祖母过世，两个人都没有完全原谅对方。“你太婆（我母亲对我曾祖母的称呼）恶（狠的意思），得理不饶人，你奶奶倔，她认为没错的事，就是不可让一步。要不是后来你太婆随你二爷爷搬到宜万岭去，她们两人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奶奶去世多年后的一天，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时，母亲感叹。
“哪么奶奶又那么喜欢你，把你看得比姑姑还娇的呢？”我问母亲。
“你奶奶心地特别善良，说话又直，对那些两面三刀在背后使绊子的人，尤其没得好言语。你太婆就是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俩就扛上了。我跟你奶奶一样的性子，直来直去，有么哒就说么哒，她自然就喜欢。唉，我们这样的性子，吃了好多的暗亏。在外人面前，还没讨到个好名声。”
我完全赞同母亲的说法。奶奶那次打我，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做作业，还谎称自己感冒了头痛，被我的班主任老师大生舅舅告诉了她。打过之后，她又说：“打疼没有，平儿？”我说：“好疼呢，奶奶，你下手好狠。”“这就对了，打疼了，才会长记性。”她一边说，一边抚摸着我说是打疼了的地方，还不时地吹吹气。“我下手也是狠了点。”几多自责的声气。
实际上，奶奶一直视我为掌上明珠，我还没上学，她就从大队小学的章银老师那里，找来一本不知被多少人翻过的破旧语文课本，叫我识字写字。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奶奶还托她姐姐的儿子——在我们澧县五中教化学的表伯，从省城给我买回来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辞海》。“这两本书，有用。是我攒了几个月的鸡蛋钱买来的，你要好好学习，好好珍惜。”当时，在花园村，没有第二户人家，自己花钱给孩子买这两本书。这应该就是我奶奶与众不同之处，毕竟她是闻过书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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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龚家大门的奶奶，曾祖母最看不惯的就是她的那双脚。裹脚时，被父母亲动了点恻隐之心的奶奶的脚，显得比其他女人的脚要大许多，称不上真正的“三寸金莲”。就是这样的一双脚，奶奶每天晚上都要花费一些时间去伺候，最少也要用一盆温热的水搓洗干净。刚开始，曾祖母心里不高兴，嘴上却不好明说，但时间长了，就自然生些龊语，尤其是奶奶不给爷爷做完饭的时候。曾祖母就会说：“丁家幺姑娘，我们龚家有龚家的规矩。哪些事是当做的，哪些事是不当做的。你也是个聪明人，好鼓不用重锤敲。男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勤巴苦做，女人就要把他服侍好。”
这些话，奶奶听了，心里自然会不高兴，但碍于是长辈的情面，奶奶不会顶嘴，该怎么做她依然怎么做。等将自己收拾停当了，奶奶会再起身给爷爷做饭，炒一碗当季的蔬菜，煎一个鸡蛋。遇到稻子收割的时节，奶奶还会给爷爷弄一碗鲊肉。做完饭，她自己不吃。曾祖父心肠软，看不过去，就叫奶奶：“丁家幺姑娘，你也辛苦这老半天了，来吃一口吧。同吃满人香呢。”奶奶一般就会说：“伯伯，您几个吃，我肠胃不好，吃了还会受害。”等到一家人吃完了，她又过去收拾碗筷，把灶屋里打理好。
生下姑姑后，万横岭的集市恢复到了日本人来之前的样子，一下子就闹热起来。农闲时，会有县里的戏班子会来这里唱荆河戏。年少时跟哥哥姐姐看过荆河戏的奶奶，有时候就想利用赶集的时间带父亲看一场戏。除了《双驸马》、《白蛇传》、《秦雪梅》这样的剧目，其他像《杨家将》、《大回荆州》这些打打杀杀的剧目，她都不看。有一天，对门张家婆婆邀奶奶作伴去集上买点洋火洋油啥的，顺便去看一场正在演出的《楚宫抚琴》，她问爷爷要了几块钱，说买完东西看场戏了再回来。爷爷告诉了曾祖母，结果被曾祖母责骂，然后，要爷爷要回那几块钱，奶奶不给，爷爷竟然动手打了她。说起这些的时候，我看到奶奶就止不住开始流泪，空洞的目光越过澧水河的对岸，望向遥远的天边。
母亲嫁过来之后，奶奶将她几件压在樟木箱底的几件白底碎花的旗袍送给母亲：“陈家姑娘（母亲刚嫁给父亲时，奶奶还不称呼她“梅子”），这几件旗袍是我的嫁妆，就嫁过来时穿过一水，现在也没机会穿了，我也没别的礼物送给你，你要不嫌弃，又还喜欢，就拿去穿。”
后来听母亲说，她当时真没想到奶奶会送她么好的礼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尊严的家庭里的她，从奶奶手中接过旗袍的时候，已经哭成了个泪人儿。“这些旗袍，年轻时我也没有机会穿。后来年纪大了，人也长胖了，就更穿不了了。”为此，奶奶常常对母亲说：“梅子，我们俩都没穿旗袍的福分。这其实呀，就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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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不过一条河，大约就是奶奶所说的命中注定。
1920年中秋后不久，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香水庵的大户人家丁郎中年近40的老婆又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的降生，注定不会再给丁家人带来欢喜，在她的上面，早已经人丁兴旺，两男三女的哥哥姐姐，让她在这个大家庭中，是有她不多，没她不少。还有更为重要的，她的到来，让她的母亲因为难产，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最后虽然保住一条命，但从此落下一身的毛病。还未等她长大成人，母亲便在一次感染风寒之后撒手人寰。
这个取名秀秀的丁家幺女儿，就是我的奶奶。美丽，聪颖，是她带给人间的一份美好，这份美好，多少也换来了父母的欢愉。两三岁时，知书达礼的母亲，开始教她识文习字，五六岁就能背诵默写《诗经》《古诗十九首》唐诗宋词等。几十年后，她毫不吝啬地倾尽所有，将这些储备一字不落地传授给我，成为我最初对古典文学有所认知的启蒙老师。在我的印象里，最难以磨灭的是她教我读《古诗十九首》时，那种充满幽怨的吟诵，让我听得恨不得大哭一场。
奶奶的母亲去世没几年，她的父亲也因为思念早逝的妻子郁郁而终。从此，奶奶只能依靠哥哥嫂嫂和姐姐成长。
过早的失去父母，也是奶奶潦草地嫁给爷爷的重要原因。她没有选择，也不能选择。随着侄儿侄女的出生，哥哥嫂嫂不会有由她自己挑选郎君的耐心，前传后教的礼俗，也不会让她自由挑选。20岁未满，她就由他的大哥，我的大舅爷爷做主，然后被一顶花轿抬到了只在媒婆嘴里描述过的我爷爷这个男人的洞房。
从此，扁担倒在地上不知是个一字的我爷爷，将奶奶曾经幻想过的所有憧憬，碾压得灰飞烟灭。当我和弟弟妹妹成长知事之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她也最多就是在夏天夜晚乘凉时，唱一些被我们说成是黄色歌曲的诸如《灯草花儿黄》之类的有关男欢女爱一类的小曲，或者去村子小学开阔的操场上，看一场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者《陆游与唐婉》之类的露天电影，陪影片中的主人公，留下一脸的泪痕……
现在，漂泊于岭南的我，回忆起当年的这些场景，我就在想，那些小曲，那些泪痕，会不会就是奶奶，献给藏在心底里，那个最隐秘的美好的呢？如果是，那不就是她念念不忘的，肉身从未抵达的心的彼岸？
至于奶奶一生的际遇，是天命，还是人事？我无法说清，但有一点于我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她的那种看不见的悲观，那种爷爷穷尽一生也无法抵达的部分，就是一朵飘过天空的云，投射到大地上的影子，在一条河的此岸和彼岸，相互照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