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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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像一株混杂于禾苗之中的稗草，不断地被人连根拔起，然后又一把扔在田埂上，在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任人践踏。
父母为我伤透了脑筋，初中毕业之后，把我交到当中学校长的表伯手里，希望这个1962年湖南师范大学毕业的读书人影响我并改变我。
学校坐落在澧阳平原的腹地，四周的村庄将几栋毫不起眼的平房包裹起来。如果不是朗朗的读书声和成群结队的少年涌进涌出，这里与普通的农舍并无二致。不远处，一条名叫涔水的河流穿过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田野，流向南边的澧水河。在这个维度里，我的3年时光，除了河水潺潺，日升月落，改造的效果并不明显，我不得不又一次跌落在花园村的怀抱。
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逆反的鼎盛时期，此时的父子关系，甚于敌我。耕田使牛的劳作，让我一刻也不愿意待在家中。那辆双杠的五羊牌自行车——高三时参加常德地区语文竞赛获得第一名的奖品——是我出逃的最好工具。我骑着这辆吸引了同伴们艳羡目光的自行车，啸行于花园村崎岖颠簸的土路上，延宕着我的虚荣与迷茫。
那个年月里，贫穷不断阻碍着我们这些生长于山旮旯里的年轻人，它让我们逼仄的视线无法向前延伸。好奇与梦想爆棚的年纪，那些飞扬的青春情绪在我们身体内部滋滋生长的可能性，受到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碾压，相继夭折。无数次幻想过的自我与明天，还没来得及激荡，便消失在我们单薄的身板里。貌似平静的假象之下，一颗渴望蓬勃的叛逆之心，隐隐作痛。
那时候，我去得最多，也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外婆家。一生轻言细语的小脚老太太对我的到来，充满喜悦。她总是想方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饭菜，向我打听母亲的近况。我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外婆，思想早已跑到了离外婆家300米开外的焦柳铁路上。
我对火车有着天生的喜爱。这个黑咕隆通的庞然大物，它哼哧迟重的哐啷哐啷，正契合我狂野的内心节奏；歇斯底里的声声吼叫，正适合盛放我那时无法言说的内在冲撞。每当它嗷叫着从远处呼啸而来，别的同伴作鸟兽散时，我总是站在原地，仰起头望着它。我知道危险随时降临，可心里竟没生一点害怕。此事的后遗症就是，等不及赢得同伴的阵阵赞许，父母的担忧更是与时俱进：这孩子，是不是几本书给读傻了？
焦柳铁路多数的时候是沉默的，清晨或者黄昏里，我沿着铁轨向南行走，一路向前，又原路折返。有一次我忽发奇想，想沿着铁路走得更远，走出这一带远山，去看看山外的世界，竟完全忘记了已经做好饭在家等我的外婆。等我终于醒悟过来，狂奔回家，一路大哭着的，正在找我的老太太看到我，一把把我搂在她怀里，颤抖着连声哀嚎：“没死就好，没被火车撞死就好。”多年过去，想起外婆，这份怀旧式的珍贵情感，就在我心底闪耀，清亮又深沉。
花园村的山岗上，还有一个令我凝望的好去处，那就是我家斜对面的沙岭坡。夕阳西下，站在狰狞的峭壁之上，对面的村落收尽眼底，田野之畔的鼎沸人声，总也掩盖不住乡村的单调落寞。
在沙岭坡半山腰的新兴庙前，我总是与前来烧香的李家婆婆不期而遇。这是一个佝偻着背，跟我的奶奶和外婆一样的小脚老太太，她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是老幺，1979年当兵出去，走向那年那个著名的战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个小儿子是李家婆婆的遗腹子，还未出生时，李家婆婆的丈夫就因病死了。可想而知，这个再也回不来的儿子，会让李家婆婆有多么的绝望。婆婆的小女儿曾和我说起，每次回来娘家，总是看到妈妈抱着弟弟的遗像，在昏暗的屋子里哭泣。
我所见到的李家婆婆的样子，让我对婆婆小女儿的话深信不疑。
在新兴庙里，李家婆婆烧完香，都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朝霞暮云中，老人脸颊上的泪水，仿佛两条金线，让我的心中，瞬间长满了麦芒和针尖。
婶婶走的时候，还不到31岁。为了给我的叔叔拼下一个儿子，短短几年，这已经是她第五次怀孕。前面的四次孕育，只有大妹红梅和小妹红霞活下来。这一次，她显得孤注一掷，完全置身体的虚弱于不顾。
尽管生产队里的效益一点都不好，但叔叔和婶婶在作为壮年劳动力的爷爷的帮衬下，对比需要照顾病恹恹的奶奶的我父亲和母亲，他们的家境殷实很多。农闲时，叔叔走家串户做篾匠，一天5块的工钱，在交一部分给生产队之后，结余的仍然很可观。
婶婶，地主家庭的幺女儿，心气颇高。早出晚归，不肯停歇，身体日渐虚弱。我母亲可怜她，劝她休息。结果妯娌之间竟生出龃龉，婶婶以为我母亲嫉妒她家富庶，言语间的含沙射影，一度让我的母亲心灰意冷。
比婶婶的家庭出身更不堪的母亲，早已习惯了忍让。在婶婶生下幺妹儿因大出血而撒手人寰之后，我母亲承担起了照顾红梅和红霞两姐妹的责任，毫无怨言。“只有今生的兄弟，谁知道来世还能不能相遇呢。”每次父亲为此有所不悦时，母亲总是这样对父亲说。
在生与死的镜像之下，我的母亲，把她自己看来微不足道的行为，融入到了无远弗届的精神世界里，隐喻着关于生命底色的描摹。
“承舫伯伯可是疼死的，喊了三天三夜，几多作孽。”这是单身汉承舫伯伯因为肝癌病死之后，母亲常常念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个时候的母亲，总是一脸苦痛。
我开始注意承舫伯伯，是他那地主的父亲与我爷爷奶奶一起，带着白纸糊的高帽子和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大黑牌，站在大队部临时搭起来的台上被批斗时，每次他的父亲被批斗完，他都是第一个冲上前去，扶起他年迈的父亲，然后搀着他回家。
也许是久居山中，原始的淳朴和相对的良善还没有完全沦陷的原因吧，那个年代的里花园村的那些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并没有狂热到失去理智，大伙儿似乎一直都是把这样的批斗会看作是一种例行公事，批斗完毕，他们不再对这些“地富反坏右”有什么出格的动作。大家都做鸟兽散，对前去照顾被批斗的人的子女们的搀扶也是视若不见。
每次，承舫伯伯扶着他父亲往回走时，我都能看到他眼里有一种当时的我完全不懂的忧郁。那个时候的承舫伯伯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穿在身上的灰咔叽布衣服，尽管陈旧，却一点不显得邋遢。这让他显得与花园村的其他人迥然不同。但是，他却是一个单身汉，三十好几了，仍然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
后来，读过高中的承舫伯伯和我父亲搭档，做了生产队的会计和出纳。花园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来得迟，真正实行，已经是1983年初了。
会计和出纳管理着生产队里的柴米油盐，他们俩频频聚集在我家，商量如何将这些柴米油盐公平地分给每一户人家。
1982年的花园村，电还只是停留在十里外的界岭。每天傍晚，承舫伯伯就背着他的那只看不出颜色的帆布包来我家，一盏冒着黑烟的马灯下，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一个拨弄算盘，一个记录账本。
有时候，也可能是三颗脑袋聚在一起，多出来的那颗脑袋是生产队长启森嗲嗲。多数的时候，启森嗲嗲都不会到场。“你两个是我们生产队的秀才，我扁担放在地上一根杠，一字不识。你俩算好了，把结果告诉我就行。”
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几年，我便去了津市轧花厂做临时工。一次回家，看到承舫伯伯的稻场上坐着一个眉眼清秀的女子，就问母亲：“妈，承舫伯伯找到了女人？”“不是呢，是承舫伯伯出去做招郎女婿的哥哥的女儿，过继给了他，说为他养老送终的。”
没过几年，承舫伯伯就死了。据说，因为疼得受不了，他的指甲把床板都抓坏了。死后，手指头都是烂的。
有人说，承舫伯伯的侄女对他并不好，每次承舫伯伯疼得受不了时，给他递一颗止疼丸子，都心不甘情不愿的。
承舫伯伯死后，他的侄女带着一笔不菲的财产回了她父母家。养老送终，仅仅只是一个被夸大的虚妄过场。
不管曾经如何规划好的，终究敌不过一场病；再亲的血缘，在死亡面前，不过剩个“利”。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承舫伯伯如是，我们亦如是。就此而言，人生的意义，不过就是存在时的点点微光。至于这点微光到底能照亮你多远的路，我想是没有人知道的，至于其中的日常秩序又是怎样的一个子丑寅卯，也就只能冷暖自知了。
记忆里，冬至过后，花园村这个山窝窝里的酷寒，已经不是一个“冷”字所能概括和描绘的。油菜、麦苗和占据了山梁地角的蚕豆苗，奄奄一息。那时候的我，显然不似如今的畏寒。骑行在被冰冻得坚硬的土路上，我与自行车一起无数次地摔倒又爬起。
自行车寄托着我那个年代的荣光与梦想，多年以后，我也一直舍不得扔下它，我甚至不嫌弃它“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老态龙钟，我与它在今生的陪伴，应该就是一种久别重逢的“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也知道我的不堪，在周围人的眼里，我不过是“瓷瓦渣变金子，试过多回了。”但我不以为意，我的此岸，我的彼岸，哪怕了无归宿，但我还是愿意相信，虽然是从卑微开始，绝不会止于卑微。
天地的无序就是花园村的无序。尘土飞扬、曲折起伏的土路羊肠般串联起田野和山丘。在这根羊肠串串上，我就是一条蠕动的虫子，百无讳忌，随性随意，却又可随时被捏拿。在世代相传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间，我竟然学着圣贤去“吾日三省吾身”，最终发现，我不过是一颗混迹在尘埃中的微粒，肉身的寄养与心灵的哺育，没有融合，只有对立。
作为时间之上的生命的观照，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以及那些熟知或者并不熟知的生命，又有谁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的生命与这时代、与彼此、与自己可有过真正的融合？
用“逃窜”来形容东明的离开，似乎有些不敬，也有些不妥。毕竟，他是时任的花园村最高行政首脑，是首次被村民一票一票选举出来的村主任，在1990年代初期，很是风光过一阵子。东明上任后，最大的压力不是村民提留款的收缴，而是计划生育的落实。因为这个，他带人扒掉了他亲叔叔的三间瓦房，从此叔侄反目。
但最终他还是离开了花园村，都没来得及辞去花园村村主任的职位。原来是他老婆的肚子大了，这是大家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举家不辞而别，没有人知道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一家到底去往何方。多数人的猜测，是他卷走了村里的一笔巨款。
就在东明一家离开花园村大约一个月杳无音信后，镇政府组织人清查了东明留下的账目，证明东明是清白的，他不仅没卷款，而且，在村里的账面上，还有属于他私人的1100块钱。
东明逃离花园村后的再一次露面，是多年以后，他的身边除了老婆、大学毕业的女儿，还多了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大家一合计这孩子的年纪，才恍然。
其时，他已经在广州拥有了自己的装修公司。而我与东明在广州相见的时候，他的叔叔已成为了他装修公司的业务主管。叔侄两个早已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一个人走在路上，想起那些纷扰的世事，即使暑天，有时不禁陡生冷凛酷寒之感。当旧事远人骤然袭来，表面的风平浪静，难掩冰火封存于心。早知这些迟早都会消弭，就像风，起于自然又归于自然。但一切的往事，即使如烟，也会留下形迹。历史的风尘，总有一天落地成土，真相毕现。
父亲决定卖掉那棵大香樟树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花园村多年。父亲的这个决定不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而是母亲。电话里，母亲怯怯地说：“平儿，你爸要把屋山头的那棵大樟树卖掉。你同意不？”
后来，我完全想不起我对母亲说了什么。如果不是母亲提起，我在岭南寒夜的霜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起这棵在我小时候就已经枝繁叶茂大如华盖的香樟树的。它的存在，对我来说，都掩在了花园村的穹顶之下，对一个逃离者而言，那只属于过去。
小时候，我站在它的下面吹过清风避过细雨。我仰望它的时候，看到过它交错的枝丫，或相互交融，或相互对立，飘逸，或者粗拙。最高处，在我仰脖的弧度里，深入云端，而委身低处的，卑微，沉默，与尘埃为伴，有风吹过，低调地晃一晃身子，便再也没有多余的声张。
后来，父亲告诉我，这棵古老的香樟树被人买走后，又卖给了珠江三角洲的一家园艺公司，并且卖了个好价钱。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的语气里充满懊恼，似乎对当时自己接下付给他的那一万块钱后悔不已。
在世尘的薄凉里，这棵已经漂泊于岭南的香樟树，无疑与我家已了断了世尘的情缘；同样漂泊于岭南的我，不知何故，现在会时不时想起它，想它是否还在为自己躲过1960年代的肆意砍伐没化为灰烬而庆幸，还是为最终没有逃脱伤筋动骨的飘零而忧伤呢？这些，我无法得知，我只知道，它粗壮的枝干与蓬勃的树冠，在阳光下，在风雨中，挺立过，冥想过，也一定悲欣过。
其实，我并没有真正远离花园村，一年之中，我不止一次从花园村的土地上走过，每次途径可军那幢当时村里最豪华的房子时，我就如同沉在一个寒凉如水的午夜。那幢二层的小洋楼，早已经大门紧闭，窗户脱落，荒草丛生。
这个时候，我一屁股坐在房前的台阶上，静静地望着那残留在门楣上的对联，想象可军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居住其间时的闹热，总想寻觅到哪怕仅仅只是一丝丝关于他们过往的气息，然而，这注定是徒劳的，自从可军父母相继离世，在珠江三角洲寄居的可军夫妇 ，就再也没有回过这里。花园村，对于他们，不过是一枕被遗弃的梦。在他乡，尽管他们也如我等一样，虫子般的寂寞与仓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一路走下去。
花园村真的就这样老去了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管我在外面流浪多久，这个养育过我的地方，永远都是我的故乡，有它，我就会有乡愁，一如《诗经》里灼灼的生命，有着流水般的光阴和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一样，哪怕这里空无一人，但天地、山河、父母、人情、先民的墓冢以及永远不知生死与愁郁的鸟雀，等等，等等，它们都会是我孤独的旅程里，撼动我心的奇异花朵，听任身心沉浸在它轻快而又舒适的时间里，一直予以最真挚，最虔诚的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