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90年代初,我“手抓黄土背抵青天”地在花园村没日没夜地辛勤劳作,在伺弄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薄地”的间隙里,被大伙儿推选为村民小组长。就是这么一个比芝麻粒儿还小的官儿,让我很是屁颠屁颠过好一阵子。
要不是后来遇到那件事,我可能至今都还守候在花园村的某个旮旯里。
我被推选为村民小组长的第四年的秋天,中秋节过后没多久,寄居在我们第6村民小组的五保户刘兴成,被一碗来历不明的酒给喝死了。
最先发现刘兴成死的是他出了五服的本家侄子刘德福。那天清早,刘德福去找刘兴成借一把砍柴用的斧头,喊了半天不见人应声,刘德福就去刘兴成屋南头敲窗户。用报纸糊着的窗户虚掩着,刘德福看到刘兴成歪坐在桌边,耷拉着脑袋,嘴角边还留着一线暗红色的血迹。
刘德福跟我说,这场景,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我。于是,他就站在刘兴成的稻场上,扯着喉咙对着我家大喊起来:“小平呃,你快来哟!小平呃,你快来呀!”
听到刘德福急促又惊惶的喊叫声,正准备吃一碗母亲做的糖油粑粑后去镇子上买复合肥的我,着实吓了一大跳。一口粑粑还没完全咽下,我就丢下碗冲出家门,向着刘德福的喊声奔过去。
等我赶到时,刘德福已经将刘兴成的大门撬开。看到我,刘德福还在语无伦次:“小平呃,你说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在我们小组里,找几个劳力,把他送上山呗。”我对刘德福说。
“棺材也没得一副?”正在把刘兴成弄上没有蚊帐的床上去的刘德福停下手,望着我,脸色变得有些难看,“想想我这个幺叔,也算是个好人吧。前些年,要是没有他不怕得罪人,我们小组的那片山林,只怕早就没有半根了。”
刘德福的这句话提醒了我。对我们第6村民小组的人来说,刘兴成在这件事情上有恩于我们。我决定在我们小组里募捐,热热闹闹地把他送上山。
我随即把全组的200来号人召集在一起,商量各家各户出钱出力的事。当老会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把预算对大伙儿说出来的时候,继六老婆“哇”地一声就哭诉起来:“刘兴成这么一个害死我家继六的坏东西,他死了我心里就像喝了心肺汤,我还有钱捐给他?要出你们出,我是不会出一分钱的。我家见巴儿也没功夫帮忙,那一亩田的糯谷都还没收回来。”
我当然知道继六老婆说的这件事,尽管我那时候还小,但对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是有点清楚,虽然这事儿过去了十几年,想想就如同发生在眼前。当时,继六家的一只水桶露底了,居家过日子,水桶可是一刻也离不了的。没钱买新水桶的继六,就去生产队(70年代的村民小组称为“生产队”)的山上偷了一棵树,请木匠上门为他重新安了个水桶底。
但继六被刘兴成抓了个正着。刘兴成对继六不依不饶,先是向大队的陈书记汇报,还不等陈书记做出处理,又向公社革委会丁副主任反应,说富农子弟继六盗窃集体财产,让继六在大队和公社不断被批斗。最后,觉得被羞辱了的继六就用一个稻草绳子把自己吊死在了自家房梁上。
这确是件很让人揪心的事,当时继六老婆才30出头,儿子见巴儿也才几岁。这都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孤儿寡母在村子里再也抬不起头,动不动就被人家喊“强盗”,尤其是见巴儿,在学校被人家欺负,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
继六老婆的哭诉还没完,恢明和恢亮两兄弟也站出来数落刘兴成的不是。刘兴成当大队的山林管理员时,把他们家后院的那棵香樟树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挖走了。恢明说:“要是那棵香樟树还在的话,我92年起房子用的木材钱,一分都不会花。”
当然也有说刘兴成是好人的。加庆伯就说:“我家三丫头仕珍的一条命,就是兴成哥给捡回来的。要不是他,我的三丫头就淹死在杨树垱里了。我家愿意出10块钱,我和儿子仕军也肯定去帮忙的。再说了,人都死了,死者为大。”
商量了一个下午,最终愿意出钱的,也就三五家,加起来不到50块钱。当然,激烈反对的,也只有三五家。多数人都是中间派,既不反对,也不表态出钱。看着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老会计对我说:“小平,天都快黑了,今天就散了吧。”我当然知道这是老会计在帮我打圆场,就顺坡下驴,让大家各自回了家。
对于刘兴成,大伙儿的你一言我一语,让我也犯起了迷糊,他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呢?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熟知他。这个一辈子没讨到老婆的单身汉,年轻时就特别地好酒,那个时候的他,基本上是我二爷爷家的常客。1970年代中后期,二爷爷是我们花园大队酒作坊里的总管师傅,家里自然就会有很多酒。这些用南瓜、红薯夹杂着少许的高粱酿造出来的烧酒,无限地吸引着刘兴成,加上刘兴成和二爷爷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老庚老庚”地搅在一起了。
记得有一年,我家对面沙岭坡的一棵可以做两三张八仙桌的“老树”——人们对一棵很是有了些年纪的松树的称呼——给人偷了。一清早,上山巡察的刘兴成发现后,径直找到我二爷爷家,对我二爷爷说:“坤老庚,沙岭坡的那根老树,是你家松巴儿偷了的吧。看在我两个是老庚的份上,叫松巴儿送到大队部去,罚他十个工分就算了。”
当时我正在二爷爷的门口用一根竹篙子戳柚子吃,看到二爷爷听了刘兴成的话后,一下子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你个鸡巴入的刘兴成,怎么这么不清白,这话是能够乱说的?我家松巴儿是这号人?要不是看在我俩老庚份上,是别人我就捶他几个嘴巴了。”
二爷爷虽然是我爷爷的兄弟,但他从小就过继给了穷得叮当响的他的亲叔叔做儿子。土地改革时,他与养父养母顺理成章地成为雇农,加上他依靠养父传给他的酿酒手艺而成为了大队酒作坊的总管师傅,人就显得特别牛气,任何时候说话都是粗门大嗓。
“坤老庚,你以为你凶我就怕你了?我可不是乱说话,前天太阳快落土的时候,我看到你家松巴儿鬼头鬼脑地一个人围着老树转悠了好几圈,看到我了不打个招呼,撒开脚丫子就跑了。你说,这根老树不是松巴儿偷了还是哪个?我看你是心里有鬼,想唬住我?我这人你也晓得,逢软不逢硬。你越来硬的,我越不怕。”
“你个鸡巴刘兴成,就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不和你说这些扯不清的话。你说是我家松巴儿偷的,你就去找,随便你找。你要找到了,你说咋搞,我屁都不放一个,要是找不到,我就打断你的腿。以后不准你进我家这个门。”
听二爷爷这么说,刘兴成先前一直绷着的脸终于松弛下来:“我说你坤老庚还是懂道理的人呢。”他也不客气。走过来对我说:“平巴儿,把竹篙子给我。”也不等我答应,一把就拽了过去,然后又从二爷爷的门口拿起那把有着一丈多长的檀木手柄、用来砍树枝用的勾刀,再用草绳捆在一起后,颠颠地跑到门口的池塘边,围着池塘,细致地用勾刀在水里一把一把地捞。
结果可想而知。
大概一个礼拜后,刘兴成终于找到那棵老树,它是被十一生产队陈书记的侄子几兄弟偷去分了,做了桌子。为此刘兴成毫不留情地把陈书记大骂了一顿,说他连家里人都管不好,凭什么管这花园大队的这两千号人,临了,还硬逼着陈书记扣了几个侄子的一百个工分。
在找到这棵老树的当天,刘兴成又来到二爷爷的家,一到门口就嬉皮笑脸地对着二爷爷的大门喊:“坤老庚,坤老庚,我是来给你家松巴儿赔不是的,那天是我冤枉了松巴儿。”正好那天松幺也在家,刘兴成又把松幺叫来:“松巴儿,你也不要记恨老子。老子就这么个人,硬是看不得损害集体财产的。”松幺笑了笑:“我哪么会记恨你,这么多年了,你喝了我家多少酒,我还不晓得你是个啥样的人?”“你看你看,坤老庚,松巴儿可比你气量大多了。”他转过身,从二爷爷手里拿了一片叶子烟,对二爷爷说。“你个狗日的刘兴成。”二爷爷划根火柴,给刘兴成点上,“中午饭我俩再喝点?”
那天,刘兴成不仅在二爷爷家吃了午饭,还拎走了二爷爷早上刚从酒作坊里带回家的两斤酒。
对于被怀疑偷树的人,刘兴成一般都不会去人家屋里找。我成人后,专门问询过他这个问题。他说:“那些偷树的人,基本上都心虚,他们哪会把这么大一根树放在屋里。他们都会把树藏在池塘里或者种了作物的田里。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就是找到了树,也没法断定就是他偷的。”
“你失过手吗?”我问他。他笑了笑:“唯一一次就是错怪了你松幺。好在我和你二爷爷是老庚,他也一直没记恨过我。”
现在,一辈子为保护花园村的山林仅仅失过一次手的刘兴成死了,继六老婆说他是个坏东西,恢明和恢亮两兄弟也对他恨得牙痒痒——也没法不恨得牙痒痒的,92年的时候,起一栋3间砖瓦房,所需的木料钱少说也有好几百块的。
我先前还有些怨我们组的人心眼小,跟一个死人过不去,可想想,我自己要是也被刘兴成这么整治过,我会不会也恨他呢?这个,我还真地说不好。
可恨归恨,总不能让刘兴成烂在家里吧。晚上的时候,我又去找老会计商量,听听他的主意。他先是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说:“我们组肯定是拿不出这笔钱的,不过,你出面,去找村里,让黄书记给我们批1000块钱。要是有这一千块钱,所有的事情就解决了。”说这话的时候,老会计的目光始终都盯着他家堂屋正墙上,由村小学的章银老师写的“天地国亲师”几个大字。
毫无办法的我,只好去找村里的黄书记。我把所有的情况向黄书记汇报之后,提出请求:“黄书记,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请您批给我1000块钱!”
“小平,你来找我,是对我这个支部书记的信任,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刘兴成不仅是好人,还是我们花园村的大功臣,没有他为我们打下的基础,就没有现在的青山绿水。我们要好好地在镇广播站和县报上宣传他,所以,我对你表态,村里给刘兴成买一个花圈,买100块钱的鞭炮。至于那1000块钱,村里确实困难,实在是拿不出来。你也晓得,我们村里今年的上缴提留还有好大个缺口。更要命的是农业税都还欠5000多块。欠国税,那可是犯法的事。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钱,把这5000多块的农业税交上去。”
最后,还是老会计有办法,去镇里财政所找他的亲外甥弄了点钱,再回来继续找我们组里的人磨,终于在第二天晚上凑足了1000块钱。有了这笔钱,“好人”刘兴成就按花园村前传后教的、对一个死者应有的礼数给送上了山。至于那碗来历不明的酒,除海嗲说了句“那酒是刘兴成在镇上卫生院买的酒精回来兑的”外,再没有一个人提起,反正人死了,一了百了,还管他是不是酒精兑的。
这事看似与我最后离开花园村似乎关系不大,但在我后来的揣想里,其实还是有着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