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萍
网站用户
天漏了
后来才知道，我是花园村同龄的小伙伴中，最后一个念完初中二年级，就直接考高中的学生。对比正常升学的同龄小伙伴，我比他们少上了一年初三，但两年初中，我遇到了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丁加艽老师。
进入1980年代时的我，已经暴露出了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的“狰狞面目”，犯浑，打架，于我已是家常便饭。我会时不时一身泥水或者一脸血污地被父亲操着棍子漫山遍野地追打，以致视我为宝的奶奶，也在我把她藏在衣柜里的，一罐准备拿去看望生病的姨奶奶的蜜枣，偷吃完后，还狡辩说出“我一次就吃一颗，怎么会是被我偷吃完的呢”这种强盗逻辑时，也会忍不住给了我一个大嘴巴子。
就在那个时候，来做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丁加艽丁老师，就好像是带着某种使命似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从他走进教室的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到了他的与众不同。进得门来，他的手里除了一张没有靠背，已被岁月侵蚀得斑驳陆离的木凳和一根一尺来长的竹节教鞭外，不要说课本，就是连一张纸也没有。
他把凳子放在讲台上，俯下身，多此一举地吹了吹，然后，骑坐在胯下。一只手拿着教鞭，一只手从短袖的深蓝色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拿目光将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直到每一个同学都安静下来，才露出我见过的老师中几乎没有过的微笑对大家说：“孩子们，我叫丁加艽，是从界岭中学流放下来的。流放的意味，也许今天的你们不怎么懂，随着你们的长大成人，你们就会明白。来到你们的学校，领导似乎很重视我，让我来当你们的班主任，教你们的语文。这个，我很感激，也就没必要推辞了。作为你们的老师，我今天这样坐着给你们上课，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我呢，今年已经年满66岁，又有比较严重的哮喘病。这几天犯病了，不得不搬张凳子坐着给你们上课。为此，我向在座的每一位同学深表歉意！”
丁老师说做这些话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呼吸的粗重。停顿了一会，他接着说：“如果不犯病，我一定会站在讲坛上给你们上课。但这张凳子，我会放在讲台上，值日生每天擦黑板时，也请帮我擦一擦。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同学！”
说完，丁老师走出教室，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咳嗽起来，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返回教室，他对我们说：“对不起，孩子们。现在，我们开始上课。我上课跟其他老师不一样，我不会给大家讲解每一篇课文，我只选择我认为对你们有用的课文讲解。讲课的顺序，我也是按我的理解来定义。请大家放心，我会尽力把课上好，尽量要让在座的同学顺利升学，多读几年书。现在，请大家打开课本，翻到《古诗三首》，今天的课就从古典诗词开始。”
丁老师的这番话，于我而言，可谓是惊世骇俗。尤其是他把木凳骑坐在胯下的样子，一下子就让我想起了《封神榜》里的黄飞虎和他的坐骑五色神牛。要知道，黄飞虎可是我读过的父亲的那一张木箱子线装书里，最喜欢的人物，远远超过也同样喜欢的“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和秦叔宝尉迟恭。
就这样，我很专注地走入了丁老师的课堂，走进了他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里。有时候，哮喘和咳嗽使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语速却与他所讲的故事配合得恰到好处。他在黑板上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一笔一画，规矩方正，尤其是他那正楷的板书让人过目不忘。他常常对我们说，字如其人，一手漂亮的字就是一个人的脸面，会在以后的人生中，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每节课的最后几分钟，练习写字就成为了我们的必修课。
每天，他也会都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但不多，两至三道题，但练习写字这一道，却是雷打不动。记得有一次我的写字作业，没按他的要求写正楷，而是按我自己练习的魏碑来写的。结果第二天的作业本发下来，我看到的是一行大红的批语：“好！我欣赏勇于突破的人！”从此之后，我除了写正楷，多数时候都写魏碑和行楷，丁老师除了表扬，也会指出我的哪些笔画不对，该怎么落笔收笔。
他给我们上第一堂作文课时，正遇暴雨。他把教鞭放在讲台上，对我们说：“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现在的大雨。”大家纷纷举手用“倾盆大雨、 滂沱大雨、 瓢泼大雨 、大雨如注、 暴雨倾盆 、大雨倾盆 、大雨滂沱 、狂风暴雨 、暴风骤雨”等成语作答，等他叫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天漏了。”
他没有叫我立即坐下，而是盯着我足足看了超过10秒，直看得我心里发慌时，才叫我坐下。然后说：“同学们，这是我在教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听到我的学生，把下暴雨形容为 ‘天漏了’的。我的评价就一个字，好！”然后，使用的鼓励、褒奖的词汇，极大地满足了一个少年的虚荣之心。如果我那时没遇到丁老师，我可能与写作无缘。尽管我至今也没写出什么“高大上”的作品，但是，写作，让我在异乡的土地上，收获了来自精神上的满足，至少，我孤独的灵魂，不至于无处可归。
以后，他给我们上作文课时拿出的书，往往是《诗经》《古诗十九首》《春秋》，或者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给我们朗读和讲解。对我们当中写得好的作文，他也拿到课堂上念，解析写作要领，让其他同学从中受到启迪，激发了我们对作文的浓厚兴趣。他甚至和我们开玩笑：“把作文好了，长大了谈恋爱，给女朋友写一封文采飞扬的情书，肯定能大大提升恋爱成功率。”
如果说我撬开父亲藏在家里的樟木箱子，囫囵吞枣地偷读那些繁体字的线装书，是出于好奇，那自从丁老师成为我的初中老师，我的阅读就变成了一种饥渴状态，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我都想拿来读一读。
一次，我从我家对门新民哥那里借来一些课外读物，其中有一本收录了诸如《花城》《荔枝蜜》《茶花赋》《白杨礼赞》等散文的书，我几乎每天都要捧着读。暗中观察我的丁老师注意到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了一番令我至今受益的话：“小平，年少之时，多读书是一件好事，但有些书，读一遍或者是翻一翻就行了。你现在的年纪，脑子就好比是一块刚刚长出嫩芽的草地，正在阳光下充满希望的生长。可是你却任由那些鸡鸭猪狗进去践踏，天长日久，你的青草地就会是一片烂泥。所以呀，读书要懂得选择，要明白‘学上得上，学中得中，学下得下，学下下得下下’这样的道理。既然你喜欢读书，作文也写得好，我借给你一些书去读吧。”说完，他从抽屉里拿出《战国策》《左传》《屠格涅夫散文选》《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热爱生命》等封面泛黄的书籍。这些从未看到过的书，令我欣喜不已，连声向丁老师道谢。他说，“你要喜欢的话，可以不用还。”我的心里，仿佛被阳光照亮一般。
对比其他同样让我感动不已的那些在生活上关心过我的老师，我觉得自己在懵懂时期遇到了丁老师，于我的人生，是一大幸事。如果没有他在1980年代初对我的启蒙，也许。我的今天，要么就在花园村的一亩三分地里，手抓黄土背朝天地拼命劳作，要么就在充斥着机器轰鸣的工厂流水线上，做着三班倒的机械性工作。我这样说，并没有歧视其他职业的意思，甚至，我认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合法的职业，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我的精神，我的视野和胸襟，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光阴流转，丁老师早已离开尘世，但他在我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灿烂了我少年的人生之梦。当时间过去40多年之后，我觉得丁老师就是我人生路上的一道神圣的精神之光，他那清瘦的身躯里，蕴藏着的魏晋遗风，以及一代知识分子洞穿世事，依然葆有的傲骨，让我在经历过1970年代的荒诞之后，看见了最为古老的人性经籍。也是他的适时出现，成就了我的飞翔。尽管只是低空飞行，但我自信，那是一种不同于别人的独立的姿势。
山风吹拂的诗意年华
今天，我与很多人一样，写下这些只言片语，来缅怀我1980年代的青春，应该与我和叶青、陈方两位兄弟一起创办油印小报《山风吹》不无关系。
1985年的夏天，我们三个就像三匹野马，横冲直闯地穿行在蔡家坡、万红岭，以及通往澧县县城尘土飞扬、曲折起伏的土路上，挥霍着哪怕是沉重的劳作，也未被消耗掉的过剩精力。那时候，我们跟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不像如今，我们只能“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经过多次的“密谋”与考察，我们决定办一份油印小报，来展示我们作为文学青年名副其实的身份和实力。
这个想法来自叶青。大我两岁的叶青，那时已经是村子里小有名气的漆匠。走村串户的缘故，他的见识明显强于我和陈芳。他除了写小说，还能画在我们看来很好的素描。我们三个在一起时，他不时就会从他那只沾满油漆的看不出颜色的帆布包里，掏出笔和纸，眨眼之间，一只栩栩如生的小老鼠，就已跃然纸上。
我那时主要是给《澧县报》和《常德日报》写些消息、人物通讯和小言论，对写小说的叶青和写诗的陈方充满敬意。后来试着写小说，基本上都是跟叶青学的，我发表在《澧县报》“兰江”副刊上的，权且称作小说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忏悔》，就是在叶青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经过反复的商讨，我们将决定要办的油印小报取名《山风吹》。
实际上，当我们把油印小报的名字取好，并要大干一场的时候，我们的油印机，蜡纸等必需品，还不知在何处的风中飘荡。按照我们三个当年的实际情况，自己花钱去购置的可能更是近乎为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我们把目标定格在村小学的语文教师张清平的身上。之所以找张清平老师，不仅因为他是村小学的副校长，更是因为我们三个都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过他订阅的《小说月报》《诗刊》等期刊，尽管我们从未看到过他写有什么作品，但我们肯定他一定跟我们一样，是个文学爱好者。只是，他40多岁的年纪，让他变得“成熟”了，不像我们这些热血偾张的青皮后生，哪怕做的是芝麻大的一点儿事，也要咋呼出去，生怕别人不知道。
当我们在一个黄昏，拧着凑钱买的一包常德卷烟厂出品的“银象牌”香烟和一瓶叶青不知从哪儿弄回来的“尖庄牌”白酒（我们都知道张清平老师平时抽烟喝酒），呈给正在村小学的卧室兼办公室里吞云吐雾的张清平老师，并说明来意后，张老师没有半点犹豫，就爽朗地答应为我们免费提供油印小报《山风吹》所需的所有物资。不过，刻钢板的事，要我们自己来完成。临了，他欲言又止地对我们说，如果你们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提供几首我写的诗。
叶青的美术功底，在版面布置和刻钢板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刻写钢板的时候，我们尤其注重板面的美观，将标题字刻写的大而醒目，尽可能地呈现字体的多样化，黑体，楷体，隶体，行书，都是叶青拿手的。有些标题，我们还会写成扁字，或者写成长字。文章与文章之间，我们还会用一些简单的小小图案隔开，既便于阅读，又具有美感。记得我们的第一期《山风吹》印出来后，我们三人亲自前往县城，面呈《澧县报》的副刊编辑张相炎老师。虽然张老师当着我们的面，啥也没说，但他在周末出版的“兰江”副刊，分别选发了叶青的小说，我的散文和陈方的诗歌。这在当时，对我们这些喜欢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的年轻人来说，不啻于一份无上的荣誉。以至于我们三人至今还在持守着不肯放下手中笔的最初情怀。
鉴于这些印考试卷子的纸张质量的原因，《山风吹》只能做成对折两版，单面油印，与用新闻纸出版，又是双面印刷的真正的报纸比起来，羸弱且寒碜。
就是这样的一份《山风吹》，我们三个仍然是把它办出了报纸的雏形，既有报纸的分栏，也有活跃版面的插图。除了没有出版日期之外，我们设置了“小花园”、“冬竹湾”（这两个栏目是根据我们三个所在的村命名的）、“诗言志”、“晨曲”等栏目。第一期上，还有由我写的发刊词。其中几句，我至今仍然记得：“……这里，只是山风吹过的湘北一隅，但她仍是辽阔大地一处不可分割的肌体……在这里，我们用诗意创造美好生活，因为，这里是生养我们的家乡，我们，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当《山风吹》印出两期之后，叶青所在乡的团委书记，竟然骑自行车来到他家，邀请我们参与他们乡共青团组织的一切活动，可以免费在乡里的电影院看电影，这个优惠大约持续了两年。每每想起这一段时光，我想1980年代的很多优秀电影，都是我占着这个便宜，在那两年里观看到的。
遗憾的是，《山风吹》仅仅油印了一年半六期，就因为张清平老师调到另外一所离我们很远的小学而告终。更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三个居然没有一个人留下一份。后来，我们三个在广州的餐桌上相聚，说起创办《山风吹》时的情景，陈方兄说，“你们两个家伙欺负我，你们刻钢板时，总让我们给你两扇风扇到手痉挛。现在只要一拿起扇子，我的手腕就会旧病复发，酸痛不已。”
我们三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齐声喊出 “喝酒喝酒”。
今年春，我在广州万达影城观看票房超过52亿元的贺岁片《你好，李焕英》时，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随着女主人公李焕英，穿越回到正在远去的1980年代，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感受到一段又一段金光闪烁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