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别再道别

10月，苏南的常熟市，我的第二故乡。晌午的太阳很毒辣，晒得胳膊发烫，三米来宽的水泥，往来的车辆真多，眯着眼睛盯紧前面的路，骑车，时不时要问问后座的母亲，该往哪边走。

苏南的河一般都是能通航的，沿着河七转八弯，我脑子回想着小时候住在莫城的出租房，两条河道交汇，船来船往的场景。我妈念叨着稻香，拍拍我肩膀，说这个时节安庆老家的稻子都该晒干入仓了，我才回神转头注意到左侧一片片金黄的稻田。田里的收割机正在忙碌着，引起了我妈年轻时在家吃苦干活的回忆。

我妈以前的单位离五叔厂房不远，中间夹着一大片稻田，小河围着稻田划过一个半圆，夏天的青禾和秋天的金穗我都有幸见过。那几年，我在练塘过暑假，傍晚经常带着堂弟满田埂地跑，追蜻蜓，找青蛙。苏南的田埂不像安庆老家，一脚宽，跑急了，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水田里，弄得一身泥。跑回家先在门口的水井里提桶水上来，从膝盖往下一冲，清凉伴随着苏南水井独有的泥腥味。晚上在水杉树下乘凉，不用人惊，也是蛙声一片，天气炎热，夜晚也很难凉快下来，蛙声很会让人心里烦躁不安，我们小孩子没有太多讲究，就爱跑到田里抓萤火虫，装进空瓶里，拿回家挂在床头。

苏南的山真是少得可怜，常熟境内唯一的虞山比安庆老家的小山包高不了多少，但是在当地人心里的地位很高，很早就规划成公园了，总爱推荐外地人有空去虞山玩，去爬山，像我这样自小生在大山里的孩子来说，完全没有兴趣。

我一直很好奇，平原地区的收割机是怎么收割这些农作物的，一到收割的季节，我就回老老家开学了，便把车停下来，好奇地观望。小时候看新闻联播，特别是秋收的时候，总会报道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粮食连年大丰收，大型收割机作业的画面让我充满了好奇。可是安庆的梯田又限制了我的想象，戴着草帽，弓着腰，太阳晒的后脖颈和背部火辣辣的，左手抓住一把稻梗，右手的镰刀放在根部，倾斜着往后一拉，手大又技术娴熟的人，很快就能割倒一片，一弯腰就是大半天。唯一觉得好玩的就是，光着脚踩在泥巴田里，一踩一个脚印，泥巴能从脚趾缝里呲溜出来。看我好奇，我妈在旁边跟我回忆年轻时，外公带着她收稻子的往事。我妈是长女，得到了外公身高的基因的遗传，比我小姨和舅舅都要高一些，干农活自然她成了主力军。安庆西岩大山，“上山”去菜地，“下岭”到水田，外公有几块好一点的田地还分在大山的另一侧。请木工用上好的木料制作的打稻机是最重要的是工具，为了耐久使用，还要刷几遍桐油，作用就是把稻粒从稻穗上打下来，外形像船，主要工作部件是齿杆式滚筒，由脚踏驱动滚筒高速运转， 手持稻把，使穗头向前，靠在旋转的滚筒上反复翻转，进行脱粒。加上围板在一起，特别重，两个人抬都很吃力。一到收割的季节，就像打战一样，外公带着我妈抬打稻机，抬后面的人要把头伸进机斗里，用肩膀顶着打稻机的后侧板，膈着很痛，视野很窄。我妈说每次都赶时间，换一块田收割时，外公在前面跑，她在后面也看不清路，被拖着跑，还要上岭下坡过山沟，每次都是被压得喘不过气，眼冒金星。外公心疼她，想把她送出大山，便托熟人把我妈带到上海打工。

下午四点的列车带着我从常熟的城市和水乡穿过，我向北回黄山，母亲骑着车按原路回家，我一直都很担心她骑电动车，选择性忘了她也是骑摩托车的一把好手，进站前还叮嘱她骑车慢点。过闸机了，视线努力地穿过人群，找到我妈，看她一手挽着头盔，另一只手贴在蓝色的厚玻璃上，她也在望着我，我踮起脚尖朝她挥手，示意她快回家。

归途的列车上，靠着车窗的人，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窗外，斜阳和列车随着心动，每个人的故事都在自己心里一帧帧地展开来。我妈打电话来叮嘱我注意安全，继续跟我讲她当年的往事，外公流着眼泪在车站送她去上海，担心她又悄悄跑到上海看她。小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别离，只知道过完年我爸妈要去常熟工作，一年才能见一次，我就会大哭一场，为了哄我，小哥带我玩游戏机，外公陪我放风筝。后来长大了，慢慢知道了什么是别离，大学毕业季，给室友们送走，一个人留在宿舍住了一个星期。到现在，我妈送我，就这样我们传承着离别，人们也在传承中老去，可是记忆里的人好像都一下变老的，有人变老，就有人逝去，生命轮回，无法抗拒，只能在接受这种无力改变的定律后，依然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