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隔壁的村庄

老家隔壁的村庄

■郭义清

老家在松溪与政和的两县交接处，是一个叫前山的自然村，松溪管辖至此，隔壁便是政和管辖的一个叫营前的村庄。

这里四面环山，田野开阔，县界，便是那两条分别自金峰山和奖山潺潺而来汇入到柯厝的蜿蜒小溪。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一年四季，田野里总变换着各式各样的美丽色彩。春天，波光粼粼的水田上，农人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有的荷锄整地，弓身插秧，有的扶犁挥鞭，吆喝阵阵。农人忙碌，耕牛悠悠，构成一幅绝美的春耕图。夏天，田野里万物生长，苍翠欲滴，绿油油一片。秋天的田野，一片金黄的稻谷，丰收场景，尽收眼底。冬季，遇到下雪，白茫茫的田野，总丰润着童年无数的乐趣。

青翠连绵的群山，把田野环绕成一洼美丽富饶的数千亩的小盆地，四周环坐着松溪、政和的数个村庄。

小盆地称作“四季洋”，也有说“四角洋”的，据说名称的由来还有一个波澜壮阔的传说。据政和县志记载，远古年间，八闽大地久旱无雨，造成农田龟裂，河流断流。“四季洋”的土地也干旱无比，农人焦急万分。营前村（据说当时叫东梅村）有一位叫圣姑女子，常在金峰山打柴，发现山上有一股清泉，便不辞辛劳，劈山引水将这股清泉引至东梅村，解了东梅一带数个村子旱情的燃眉之急。金峰山的清泉因引至东梅，造成建阳水吉青潭河流断水，一条恶龙无法生存，赶至东梅与圣姑恶战，恶龙爪推巨石砸向圣姑，圣姑顿时口吐鲜血，为民献身。当地村民为纪念圣姑的壮举，逐在村后奖山之巅建一小庵，塑上圣姑像，让圣姑得以每日俯瞰东梅一带，以解思乡之苦，并把金峰山下一带田地命名为“圣姑洋”，以供后人瞻仰。后因谐音相似逐称作“四季洋”。也有说法欲使小盆地风调雨顺，意取四季平安，故曰“四季洋”的。

听母亲说，营前“四季洋”一带，过去称“卅一都”，缘何称“卅一都”母亲也不得而知。但据我所知，宋代有在乡级以下设“都”现象，即乡、里、都、保、耆、管等，正如浙江衢州之“廿八都”，早些年代是名“道成”的，因北宋时在浙江南部设“都”44个，这个小镇排行28，故当地人称“廿八都”，此后就一直沿袭这个名称。在江山市，至今还保留着四都、八都、廿七都、卅二都等地名。兴许这“卅一都”也是缘此，据《政和县志》记载，政和县隶属建宁府时，在景泰六年（1455）划出政和县东部南里10都，北里11都、12都，东里13都、14都、15都归属寿宁县，这些也都有“都”的记载，“卅一都”的由来，估计便是如此。

过去，营前村由前蓬、常埗、下坑、下屯、后洋、溪西和上坑等自然村组成，人口3000多人，可谓是个不小的村子。据说营前村当年叫做“营尾”村（现今还保留营尾自然村），为何改行政村时称做“营尾”也不得而知，也许是文化大革命时大干快上不想做“尾”而想当“前”的缘故而改，就像松溪郑墩的前进村那样，原叫“后涧”村，只因文化大革命时上级领导到村里检查工作，要求各个大队都要迈着前进的步划，争分夺秒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是“后涧”脱后腿，于是“前进村”应运而生。营前村想必也是如此。

营前村还有个营前国营农场，和我老家的村子仅一溪之隔。据农场里一位现已84高龄叫杜长妹的老婆婆说，营前农场创办于1958年，当年国家大力开垦农田，实现粮食增长，一群从浙江金华、政和等地的群众，响应政府号召，拖家带口，风尘仆仆进驻“四季洋”，搭草棚，挥锄头，硬是在慌地上开垦了1500亩的水田，建成了一个有120多个职工，经营粮食的小型农垦企业，即解决了自给自足的温饱问题，还能够为国家提供余粮。那时杜长妹的丈夫宋庶兴刚刚从部队转业到东平，便带上年仅22岁妻子投身到农场的艰难建设当中，宋庶兴成了农场的第一任场长，此后一生扎根营前农场，直至终老。

后由于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在农场大办猪场的浮夸虚报和体制上的“大锅饭”等原因，农场的生产和经济建设停滞不前，无法发展。直到1982年，农场贯彻执行国家对农垦企业实行“自负盈亏、亏损不补、盈利不缴”的政策，打破“大锅饭”，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才得以有效调动，生产逐年得到发展。

但不管如何，国营单位的营前农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较我们生产队不知要好多少倍。那时，农场经常会放电影，而我们生产队一年半载却少有电影放映。于是，农场每有电影，我必跟着母亲去看。

太阳还没下山，我就催母亲早早做晚饭，匆匆吃了晚饭，换上干净的衣服，约上小伙伴，跟着母亲，穿过蛙声还没响起的田间小道，不断与迎面劳作而归匆忙回家的三叔四伯打着招呼，农场一个很大的露天影院便到了。

一张四四方方的白布挂在墙上，场面上已是黑压压的人群。我们会用力挤到放映机旁，那个有些秃顶的放映员，就着酒气，满脸通红，嘴角叼着香烟，正娴熟地“吱吱”的倒片。倒片结束后开始试机，一束白光穿透夜空直射那块方布，这时，前边的小孩纷纷站了起来，伸出小手，顺着强光，对着银幕做着各种各样的手势，在银幕上留下千奇百怪的影像，兴奋地笑着叫着，有的还转过头来对着放映机调皮地做着鬼脸。

电影就要开始了，我焦急的观望着“秃顶”的每一个动作，每到此时，总会有农场的干部抓起话筒“哼哼啊啊”的开始讲话，内容都是如何抓生产、促丰收的事。场上的人“叽叽喳喳”，大多无心听讲，只等电影开映了，人们才立刻静了下来。

开映时，往往还不是“正片”，都要放映一到两个纪录片，遇到这种情况，我常常会和小伙子伴们跑去玩耍，只等银幕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字样和那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出现时，小伙伴们才立刻惊呼：“打仗的，打仗的”，我们便纷纷又挤前面，正襟危坐，认真观看。那个年月，《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等，我们总是百看不厌。

农场看电影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永久尘封在童年的记忆里，像一坛陈酿，愈久弥香，经常在我过往的记忆中缓缓地开启，种种的记忆便会犹如野草般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

记忆尤深还有就是农场的那片梨园，童年的那个年月，基本没有见过什么水果，隔溪农场的梨园便成为我和同村小伙伴们最美味的诱惑。于是，偷梨便成为我们每年不可或缺的差事。

在一个极度炎热的正午，乘大人们午休后，我们的头目双哥把小伙伴们集中到村前的大樟树下，对偷梨进行认真的分工，动作利索的，爬树摇梨，能载能捡的，树下检梨。我分到最好的差事，可以不用过溪去偷，让我就在小溪内侧望风，看见看管梨园的老头出来就大声喊叫，双哥说，河不大，听得见。

顶着烈日，在大樟树上“叽叽”的蝉鸣中，我们出发了。小伙伴们在兴奋中更是热得不行，双哥说，就是要天气很热，看园的老头才怕走出那个看守的屋子。

在双哥的带领下，小伙伴们偷偷的摸到对岸的梨园，一个个像小猴子一样，迅速爬上树，脚踩枝丫，一阵猛摇梨树。双哥他们把上衣塞进短裤，扣好纽扣，往胸口使劲塞梨。

我在对岸两眼死死盯着梨园中的看管屋子，胸口紧张得怦怦直跳，心里默默念叨着：大家快点吧，够了够了。就在这时，看园老头从茅屋赶出来了。

“人来了，快跑！快跑！”我急得大叫。

只见小伙伴们纷纷从树上猛地跳下来，其中一个可能是用力过猛，跳下来后却爬不起来。

眼看老头就要追过来了，这时，已快到溪边的双哥转身回头，从身上掏出梨来像丢手榴弹一样扔向老头，老头双手挡着节节后退。小伙伴们在双哥的“掩护”当中全部顺利过河。

那次偷梨可谓惊心动魄。到手后，每人还分不到一个梨，大家分着吃，那香甜的味道真是刻骨铭心。擦干嘴巴，双哥说，偷梨的事，谁也不许和大人说。

村里的“铁头”知道我们偷梨的事后，羡慕之余也去偷，结果被看园老头逮了个正着，场部把“铁头”的父亲叫去训了一顿，还罚杀一头猪，到场部一家一户的分肉，回去后，“铁头”被父亲狠狠的揍了一顿，哭得屁滚尿流，乐得我们偷偷地大笑了好一阵子。

梨园丰收的时候，每一年村民都会在农场采梨完后，再到园子里寻找遗漏的梨子，我们称其为“捡梨渣”。

这个周末回老家，和曾任职过场长的周同学漫步在农场的田野上，望着如今日臻完善的农场基础设施建设，和那水泥路面铺设的纵横交错、平整舒坦的机耕道，不禁感慨万千。踏访梨园旧地，寻觅看管老屋，伫立小溪岸头，当年偷梨情景仿佛历历在目。

营前汽车停靠站也留下童年不少的记忆，停靠站为“四季洋”中心地带，由纵横两条道路汇合成“十”字形而成。十字路口是当地群众去往松溪、东平及政和的必经之路，道路通车后自然成了班车的停车站点。这里八十年代就有小卖部之类的商铺，甚是繁华。如今的公路已经加宽到20几米，笔直宽敞，村民调侃着又满脸自豪地说，像飞机的跑道。

营前“前蓬岭”的“五孔墓”也令我记忆尤深。听母亲说，1967年营前下坑建水库，村里有5个姑娘被库坝塌方压埋，献出年轻的生命，颇为悲壮。后统一安葬在去往东平方向的前蓬岭旁，五墓连为一体，相依相偎，号称“五孔墓”。听大人说，夜里五位姑娘常会蹲在墓孔里轻声哭泣，还会穿上白衣，衣袂飘飘向过往车辆招手。小时候去东平外婆家，都要路过五姑娘墓，想起大人说的这些，煞是毛骨悚然。长大后再见“五孔墓”时，心里已没有了怯意，目光里总装满了无限的怜惜和崇敬。不禁感慨，那些年，那些人，那段消逝的历史，虽经无数的春秋洗礼，岁月流逝，但感余温犹在。

如今，我时常感叹，记忆是一张稠密的网，打捞出来的，都是岁月的沉淀。于是乎总是告诉自己，珍惜着曾经的每一个拥有和记忆，快乐着如今的每一个日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