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母亲看电影

我的印象中，母亲除了爱听越剧就是看电影了。小时候，跟着母亲看电影是一件极快乐的事。电影里那浩瀚的大海、无边的草原、隆隆的炮声以及那极具穿透力的对白和美妙的歌声，给小时候业余文娱生活还是一片空白的我是如此的惊奇和震撼。看着银幕上那些炮火连天的场景和各式各样的英雄人物，总是那么震撼着我幼小的心灵，并时时有着无限的向往和冲动，梦想着也能当一回骄傲而自豪的小英雄。

我所住的村放电影极少，于是乎，若是十里八村哪儿有放电影，村民们便一咕噜涌向那儿，我们小伙伴们也是必跟着大人前往。

为此，每有电影，我必跟母亲去看。母亲五十年代末高小毕业，在农村，算是有一些文化了，多少能够识文断字一些，一有电影，母亲自然很是喜欢，必看无疑。

离村子二、三里地有一个国营农场，印象中在那放电影的次数比较多些。太阳还没落山，我就催母亲早早吃晚饭，其实无需我催，母亲已早在准备。有时，遇到和父亲一起下田耕作的日子，听到哪个村有放电影的消息，总让我是如此的心花怒放，不单单心里充斥着看电影的喜悦，更加窃喜的是，有电影的日子便可以早些收工了。

夕阳的余晖还洒在田野里，我便早早地吃了晚饭，换上干净的衣裳，约上小伙伴，跟着母亲，穿过蛙声还没响起的田间小道，不断与匆匆迎面劳作而归的三叔四伯打着招呼，露天影院便到了。

一张四四方方的白布挂在墙上，场面上已是黑压压的人群。记着母亲的位置，便使劲地挤到放映机的跟前。

那个有些秃顶的放映员，满脸通红，嘴里叼着烟，正娴熟地“吱吱”的倒片。那时的电影放映员在村民的心里是何等的了不得，每到一处，村民们都将他当上等佳宾来对待，杀鸡宰鹅，烫酒下面，自不在话下。电影放毕，深夜里还有点心佳肴侍候。第二天，下一个村若想放电影，村干部便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拉着板车，毕恭毕敬的早早来接放映机和放映员了。

倒片后是试机了，一束白光穿透夜空直射那块方布，这时，前边的小孩纷纷站了起来，伸出小手，顺着强光，对着银幕做着各种各样的手势，在银幕上留下千奇百怪的黑影，兴奋地笑着，有的还转过头来对着放映机做着鬼脸。那份天真与惊奇，弥漫在闪烁的夜空，令扑闪的荧火虫也在强光中分享那份年少的天真。

放映机旁有个机箱，能在上边坐着看电影的，通常都是放映员或大队干部的亲戚和朋友。哪天上边坐的如果是位漂亮的姑娘，那准是放映员没过门的媳妇或相好。

电影就要开始了，我焦急的观望着“秃顶”的每一个动作，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又抓起话筒“哼哼啊啊”的开始讲话，讲的都是本地白话，内容无非都是如何抓生产、明天生产队出工等等事情，场上的人虽“叽叽喳喳”，大多无心听讲，但他们对抓好农业生产的事其实早以明白在心。只等电影开映了，人们才立刻安静了下来。

开映时，往往还不是“正片”，都要先放映一到两部纪录片，遇到这种情况，我常常会和小伙伴们跑到银幕的后方，无心观看，因为有时银幕会扎在空坪的中间，前后都可以观看。只等银幕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字样和那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出现时，小伙伴们立刻惊呼：“打仗的，打仗的”，我们才纷纷跑到银幕的正面去。那个年月，《地雷仗》、《地道仗》、《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等影片，我们总是百看不厌，这些影片总是如此地振奋我们的精神，给予我们在艰苦年月里无数的力量，伴我们度过无数快乐的童年!

从农场回来时，天上的星星已躲入云层，拽着母亲的手，走在狭窄的田间小道，在一片蛙声中深一脚浅一脚的想着电影中精彩的情节。夜很静寂，可母亲她们显然还沉浸在悲喜交加的情节中，大声或小声地议论着电影里的各种情节，为《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的呼喊而震撼，为美丽的王芳牺牲哥哥而叹惜。气愤着对《洪湖赤卫队》里的南霸天咬牙切齿，怜惜着被敌人抓走入狱的韩英。有时，村民们还会小声地哼着韩英在狱中“娘啊娘，我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道路旁---”的悲伤唱词，感叹着英雄的赤卫队长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

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母亲会带上劈好的松油照路，那蜿蜒在羊肠小道上闪烁的火光，映照着每一双迈向憧憬的村里人的脚步，那么自信和平稳。

农场放电影多，除了是国营单位外，还有个趣事，就是谁家做错了事就要“罚电影”。

记得那时营前农场有一片梨园，梨园和我住的小村仅一溪之隔，每当秋天梨树挂果时，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总是坐在小溪的河堤上，顶着烈日，隔河望着硕大的青梨，直流口水。采梨、吃梨一直是我们很遥远的梦。

终于有一天，我们实在抵挡不了诱惑，小伙伴们的“头目”冬哥号召大家到对岸去偷梨。

那时我们都还小，冬哥比我大三岁，也就十三、四岁光景，可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冬哥可有号召力了。俨然一副《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的模样，长得浓眉大眼，力气大，讲义气，爱打抱不平，一号召偷梨，小伙伴们很是兴奋。

在一个极度炎热的正午，乘大人们午休后，冬哥把我们集中到村前的大樟树下，对偷梨进行认真的分工，之后便顶着烈日，在大樟树上“叽叽”的蝉鸣中，小伙伴们偷偷的摸到对岸的梨园去偷梨，不料惊醒了梨园的看管老人。情急之中只偷得少得可伶的几个梨，每人还分不到一个，于是大家掰开分着吃，即便如此，那香甜的味道真是刻骨铭心。擦干嘴巴，冬哥说，偷梨的事，谁也不许和大人说。哪知道，农场干部还是到村里告状，说我们偷梨，并要在农场罚放映电影一场，以示警戒。小伙伴们在父辈的一阵斥责声里，心中不禁窃喜，又有电影看了。

那时，电影里的情景常被小伙伴们在生活中模仿。最喜欢模仿的莫过于“打仗”了，每当放学，我们就在村中的小巷迂回穿梭，展开一次次的“巷战”。

当太阳的余晖还没有落入村子对面山峰时，村里的十来个小孩，便从家里带来各式各样的“武器”，到小巷口集中。我们的“武器”五花八门，模仿电影里英雄们的各式各样武器，有用芦苇杆制作的手枪，有用一根木棍绑两只脚再缠上胶布制成的机关枪，有用短木棍制成的手榴弹，有用木板锯成的大刀等，当然，还少不了“真枪实弹”的弹弓。

小伙伴们分成解放军和敌军两个队伍，扮演解放军队的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神气活现。扮演敌人的，故意歪戴着帽子，衣衫不整，个个垂头丧气。每次冬哥都是扮演解放军的司令，只见他两手插腰，腰里还别着“手枪”，神气得不得了。我因常帮冬哥出谋划策，且长相也不难看，自然是冬哥解放军这边。而村里那几个相貌不咋样的小伙伴总被冬哥吩咐扮演“敌人”，神情很是沮丧。见此情景，冬哥时常讥笑他们说，看着就不像好人。

战斗开始，解放军队先潜伏到小巷的深处，埋伏着，等待痛击“敌军”。当“敌军”猫着腰，四处张望地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时，冬哥一声“打”，顿时，我们“炮火齐下”，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当场举双手投降当了俘虏。我们押着“俘虏”，从小巷深处大摇大摆的出来，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抬头，弯弯的月亮已升上天空。

有一次“巷战”，我一弹弓把一小伙伴的额头打出一个大包，小伙伴哇哇大哭跑回家，在家长的陪护下，到我家告状，吓得我迟迟不敢回家，生怕挨父亲的教训。

而冬哥，果真成了英雄，在一次发洪水晚上看电影的途中，为救一个落水的小女孩，跳到湍急的溪水里，救起小女孩后，自己却再也没有爬上来。冬哥的离去让小伙伴们难过了好多年，“巷战”的热闹不再，心里只留下冬哥英雄的形象。

如今，村子里的青石小巷依然存在，只是小巷边上当年的泥巴房子基本倒塌，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原先村子的左侧建了新村。美丽的青石小巷陪伴着破败的院墙，已然没有了小巷原有的韵味，但是，每当一个人走在小巷里，如水的心境，岁月的脚步声，让我安心捕捉到一种宁静，总能捕捉到一种流逝了的红色记忆。

电影好看，我却怕走夜路，一来那时路小且凹凸不平不好走，二来年纪尚小胆小怕黑。因而，赶赴十里八村看电影，常需紧跟着母亲。

夜路不好走，有些路晚上还很“吓人”，最怕的要数去东平路上的“太平塧”了。这里有一座“五孔坟”，有些村民说，晚上五位姑娘会穿一身雪白衣服到路边拦车截人，吓得我每到“太平塧”便紧拽母亲的袖口，不敢作声。母亲说，那是农业学大寨时，邻村建水库五个姑娘牺牲后的联排墓穴，没啥好怕的，那些姑娘都是好人，为公家做事牺牲的，很光荣的人。

怕归怕，遇到一心想看的电影，只好成群结队的去了。印象最深的是跟母亲到东平看《卖花姑娘》，古镇小街上，排队买票的人简直是万人空巷，而在影院里，一拨一拨观看的人都是泣声一片。那种心灵的感化和对情节的融入，深深的折射着那个年代的单纯和正气。看《天仙配》时，邻村一位三十来岁的男人还看成了“花痴”，抱着村口的大樟树，“老树老树，为何不开口为我做媒”的叫，煞是好笑，那种渴望爱情的心境袒露无疑。

闲暇时，母亲还会对我看不懂的有些电影进行耐心地诠释，让我幼小的心灵接受善恶的洗礼，让我在电影中感受种种的别样情怀。

跟着母亲看电影，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无法尘封在我永久的记忆里。那些红色影片的种种片段，像一坛陈酿，经常在我过往的记忆中开启，指引着我人生的每时每刻，令我不在风雨中飘摇，不在岔路上迷失。当然，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观看电影之后的走夜路，春雨绵绵的夜晚，月光皑皑的夏夜，秋风瑟瑟的夜晚，寒风刺骨的冬夜，走在乡间小路，感受的是一种静谧，一种身处大自然静谧中积极的向往，一种在黑暗中走向黎明的美好感叹。如今每每想起，种种的记忆便会犹如青草般清新的气息扑鼻而来。

而今，母亲还在乡下，当那一天我从《长津湖》的片场中步出，站在城市斑斓的夜色里，思绪便又如无穷的苍穹，开始飘飞起来。今夜，乡下的月光是否还那么的皎洁，初冬的寒意是不是唤醒了母亲尘封在岁月里的记忆。望着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街市，让我充斥着无数的安详。我想，在国泰民安的当下，不管是月影飘忽，还是烟雨凄迷，随着淡淡寒风的泛起，胧朦中，仿佛离母亲又越来越近了，而那些红色的记忆也愈加的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