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当饱熟的谷子从田里打回来,外地的苹果好像也跟着熟了,被装在一辆辆农用车里,走街串巷地来了。一个一个圆滚滚的,浅色中泛点粉,浑实地犹如肥硕的拳头,诱人地晃悠到眼前,又在巴望中走远。
有时眼馋地跟着学上几声吆喝,“换苹果——谷子换苹果——”,有时也会顽皮地拽上一句,“不甜不要钱!”也总会有一群“矮豆豆”,一窝蜂似的跟着农用车后面,边跑边吼,直到送出了村子。愿意换的人家不多,但都有个共同点:地多收成多,忙着晒谷子没人做饭吃。
我们这个村在付家河边上,沟坎连着泥田,形似一张拉开的弓。初秋这一茬收的都是稻谷,黄层层的稻海,从开镰到结束得十几天,你给我帮忙我给你换工,一片乡情。那时,田间地头都是人,清一色的草帽草鞋,割的割打的打;我们这些小孩也不闲着,送个水买个烟,递个火传个话,大一点儿的,跟着拌桶后散稻草。
打谷子最好是有太阳,可初秋的早上常阴答答的,于是田坎边,抹起裤腿、捧着茶缸,来来回回,脸上写满愁的大人们比比皆是。倘东边有一丝云开,他们就会像兔子一样一眨眼功夫,蹦回去组织人手开镰。不一会儿,太阳也耀着白光,涌向大地。整个田里东一块儿、西一块儿的人们,像饿了许久的蚂蚁迅猛地咀嚼着稻海,拌桶四沿高高围着的帆布,像一条条扬帆的船,“嗵嗵”的打谷声,就在人们一把一把摔打的稻草中传来。
天照顾的话,用不了一个周,那一大片农田就被一手一手地割倒,然后一口袋一口袋收回去了。没有百分之百的颗粒归仓,遗掉几零星穗子、谷粒,也是常有的事,它们黄澄澄、显晃晃的和稻草、黑魆的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换苹果。一听到农用车传来换苹果的叫卖声,我就转前转后地缠着母亲,母亲迟疑片刻后,凑到我面前给我说:“走!想吃苹果,咱们去田里捡谷子,晒干了再换。“这句话像是我的希望,天刚亮就揣点干花生或炒黄豆,跟着母亲出发了。
一进田,湿辘辘的潮气扑了过来,谷茬矮墩墩地一行行涌来。原先遮天蔽日的谷秧,现在已怯懦地簇成了一个个稻草堆,像一个个低低的蒙古包,蔫黄蔫黄的。抢眼的绿色当属地上刚饱出的嫩谷芽,那芽一簇簇地张着鹅黄。顿时,我倒感觉自己像是一匹出厩的野马,寻到了一片空地,心情莫名地愉悦起来。便把竹笼一股脑地丢给母亲,胳膊一伸犹如张开翅膀的天马,奔入田里。刚打过谷子,田里或多或少有点积水,跑起来那“扑踏扑踏”声像极了马蹄,带起来的泥水欢快地溅向四面八方。
母亲不批评我贪玩,她倒是一下田就四处寻觅起来。一会儿弯腰拾掇遗在地上鸡脑袋大的一团谷子,一会儿踮起脚,去掐露在草堆外面的没打干净的穗子。一般来说,小一点的田块遗漏的少,我也常跳过小田直入大田,母亲却说干啥子都要细致,不能东一家西一家地翻,咱们这是在捡人家漏的,肯定少,要一顺顺找。
大田确实是我们的主要来源,和我家挨着的那块儿大田漏得多,一会儿功夫能在稻草堆边拾掇一捧,一会儿还能捡到干穗穗,欢喜得不得了。等我们过了这家去邻家时,母亲望着我,低低地说:“这家人不懂得节俭,虽然有那么一大块田,你看漏了这么多。”我一瞥眼,黄澄澄的半笼子,母亲又话中有话地说:“有一年夏天,那家人吃饭没有菜,就用韭菜一炒,添点水泡饭。咱们田虽少,还没让你们这样过。挣得再多,要会攒。没攒住,也等于没挣到。”
“咱们只有四分田,每到收割时,有些老庄稼人看到,都还问是怎么种的。其实,这些都是靠经管,每年冬天农闲,我跟你爸就把猪粪担到田里撒下去壮田。薅草、撒化肥也不能少,等谷子扬花时,更不能缺水。你们人小时,咱们田中间,我跟你爸还打过一口井。干啥都要好好经管……”听到这儿,我既疑惑又好奇,忙追问:“井在哪?田里不是平平的吗?你赶快带我去看看。”母亲没再说下去了,指着我们的田,就往那儿走。
四五个早上后,门前那一片泥田,基本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凑了凑,有半蛇皮袋谷子,我很上心地晾晒,并坐在门上等着换苹果的车。
不偏不倚,就在一个晒干的下午,太阳离西山还有一拃高的时候,从路的尽头拖着长音来了,“苹果——谷子换苹果——”,谁也没提醒,我抢着就喊:“换苹果的,这儿换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