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任老师

    六岁半时在富河小学上学，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姓史，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小眼睛但白皙，碎卷的刘海很随意。若从讲台瞅后排同学，她总会静静地立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眯着。

    那时语文科目，喜欢学完一课、背诵一课，她也不例外。早上只有语数两科，下午基本都是她的课，要么听写、背诵，要么找人上黑板抄题，要么连着讲作文。当然，一个周音乐、体育也各有一节，只不过还是她代。

有一次，早上刚学完《大树与小树的对话》，到下午最后一节，她迅猛地布置下作业和背诵后，就端了把椅子坐在讲台旁批改题，我们就按要求背课文。一开始大家小声的，随着放学渐到，大声起来，甚至有人左顾右盼，有人怨天尤人，还有人愁眉苦脸。而她则低着头，不时地喊：“谁会了就到我这儿来，先背，先放学。”说完，眯着眼眺望大家一圈。谁能抵挡得住放学，一听就来了劲，猛烈地背了起来，一浪高过一浪。

上讲台单独给她背，我很胆怯，尽管已经试背了几遍，可还是不敢举手。忽然，“当当”两声干脆的放学铃响，同学们慌乱地一下都举了手，我也不例外但举得不高。还剩四十多人，愣是一个个喊着来，那天她好像不急。渐渐，学校像大海退潮一样，静了下来，连扫清洁区的也走了，窗外几声高高野唱，惹得肚子咕咕叫。还有十七八个同学，背诵声清晰了起来，讲台上仍旧一个一个地轮，后排调皮鬼，还在趁机闹着。

     窗外的光线斜了进来，她很坚定，还是没有一点儿要放的意思。最终剩下了七八个，她直了下腰，重复地问着谁还要背诵。我还真不敢背了，这时一个同学哭了，她不理，十来分后竟无情地宣布锁门，都到她宿舍外背。大家怯怯地提上书包，捧着语文书，开始往出走。校园空荡荡的，穿过走廊进了宿舍院门，只瞧那棵柳树得意地随风摆动。

她给我们一人指了一块地儿，自己回了宿舍，接着大家嘻嘻几句，我和几个咕嘟咕嘟地先背上了。院内，其他老师的门紧紧地关着，幸亏关着，不然我们脸上更难看。

她搬出蜂窝炉子，“当当当”地在檐下切菜做起了饭，不时地瞅瞅我们，意思是谁会背就过来。尽管我很用心，但一合上书，心里七上八下，反观几个调皮鬼，简直死猪不怕开水烫，一动不动的，我怎么和他们在一起呢，羞！我开始恨起她，为什么要背课文，为什么要把我和他们编一组。

待太阳快落山时，她的饭做好了，依旧搬出一把椅子，端上饭朝我们自顾自地吃了起来，调皮鬼不玩了，馋得直望，过一下才翻起了书，我先前的理解性背诵反倒在咕嘟下，机械地忘词了，她见状，搁下碗走过来教我如何根据脉络……

慢慢，青蛙的呱呱声，一片一片传进了校园，昏黄的灯亮上了，她才放下批改走了过来，批准我们回家继续背，明早检查，我们一个个拖着嗓口口答应。

背课文就算作第一难吧，第二难是写日记。

她总爱强调：不管别班怎样，我们班每周三篇。一次周三，她抱了一沓日记本进来，照例先把上面几本抽下，其他的都发。发完后，便讲其中问题，她讲：写日记首先要坚持，如果没有内容时可以把天气变化、来客、游戏等写下就行。讲完这些，便安排压下来的几个作者上台朗读。

我边听边看自己的，批改得较少，只是在结尾加了一句“现在回想起来真高兴！”后来，我把这句话当成了金科玉律，不管写什么都加上。以至写了一次被马蜂蛰的日记，也加上了这一句，结果被她删掉了，再后来我不知了所措。

到三年级，有一年春天，万物复苏，校园一片绿意，她让我们写一篇《春天来了》。几天后，学习好的写得和书上差不多，不好的简直三言两语。还没等到周三，她直接在早自习时，点评了本次习作，并给我们整了队，指了宿舍楼中间的柳树，示意让我们悄悄地过去，实地指导我们观察。先让我们抱了抱粗细、抚摸抚摸树皮，再看叶子、枝条，闻气息等。那天，我们没有吵闹，都拿着本子仔细地记录，当即就给我们布了一篇《绿柳》，第二天交上去后她很高兴，又给我们延伸了榆树、杨树的写法。

说到副课，我们学校一直缺，像美术就一直空着，音乐和体育也是几个班才有。二班的景老师是兼带音乐的，起先给我们上了两节，后来班级多了就没来了。每到音乐课，上一节刚下，他们班的男生就跟打群架似的，闯到宿舍院去抬风琴，我们和其他班的同学眼巴巴地瞅着。

有一回课间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她坐在景老师的宿舍外，像个学生似的弹着风琴，她的身子像风中飘起的绸缎，随着音乐柔和地起伏。后来一次，课表音乐时，她竟让我们班的男生也去搬风琴，我们一窝蜂地去了，抬着它，就像是古代皇帝周围的侍卫，赚足了全校眼球。那节课，弹的就是课间那次我听到的曲子，只见她身子藏在风琴后荡着，我们的歌声也荡着，笑脸也荡着。

后来快四年级时，好像是刚开学不久。上课铃后，大家安静地等她来上语文，可一直没见到。过一会儿，大家叽叽喳喳地吵开，一会儿校长板着脸也来了，叫大家安静，剩下的什么也没讲。虽是静了下来，但我们心里翻腾着，坐在窗边的同学，悄悄伸了几回脖子去瞅她宿舍，其他同学干巴巴望着关上的门缝。就这样，在校长的监视下，我们坐了漫长的三十多分钟。

下课，我们冲进宿舍院。她的门紧紧地锁着，蜂窝炉子倒还在，窗子却关得严严实实。到了第二天早上，好像是小雨，我们正在上数学，有个同学喊了一声“史老师”，我们齐齐地转头朝声音看去，她撑了一把黑伞，低着头从校门往里走，好像望了几回我们班，连着，进来了一辆车，一下又拉着被子、炉子出了校门，接着她坐在一个男人的摩托上也低低地出了校门。顿时，我们明白了一点儿，眼泪像决了堤，冲出教室放声喊叫，但最终没有截住远去的车影，数学老师也没有阻止。她到底干什么去了，后来其他老师也没提，我们小孩儿都不知道。过了几周，学校才派来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重接了我们语文。

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很遗憾！尽管最后一次，我是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