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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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盼着长大，是因为向往外面的精彩；人大了又羡慕小时候，大概是生活背离了曾经的纯情。刚毕业那几年在深圳谋生，隔着电话，总恋恋不舍千里外的乡音乡事，哽过喉、落过泪、失过眠。只有到过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才是让沟坎边望眼欲穿的母亲，见我远远归来唤我乳名，然后我扑向她一遍遍答应的时刻。
成家后，答应了母亲留在老家过活，异乡的漂泊才与我告了别。当一年一年走过人生的春夏，对于过年，再没了表象的热闹，而是一种正做着人生减法的虔诚。
孩子寒假后，锁上城里的门，大大小小地奔回老家，且算作年的序曲。
家里面，母亲已置办了米呀面呀，烤火煤、瓜子花生这些，可一见着我，就又焦虑地算起年前剩余的日子，以及把这个家要交到我手上的气话。吃过母亲为我们做的第一顿早饭，太阳也热腾腾地撒下温暖，换身衣服开始为“年”做第一件事，先刮净门上旧门画、对联，再把坐了一年的木椅子、桌子搬出门外，给它们彻底地洗个澡，最后擦窗子、扫院坝。干完这些，还别说，个个都像抖掉灰尘的小媳妇儿，亮亮的、新新的。
晚间，拾掇出火盆在院角儿拢上一堆火，大人小孩坐成一圈，热了前胸冷了后背地烤着，火苗哧哧地向上蹿，母亲的脸上，终舒展开来，像旺着的火苗。几颗耀眼的星星在高空眨着，我们的说笑，还没散出屋子，就被静悄悄的村子吞噬了。
在农村，年是很浓的。太阳出来，喊上能走得动的爹、娘去镇上赶场，一大伙沿我小时候走过的田坎出发，麦苗被映照得鲜亮，一块块铺开，像母亲刚缝的棉被，透着阳光的味道。它们望着我的长辈，久久的不愿撒口，似乎在告着小时候我踩它们走的状，嘿嘿地，我躲开笑了。
腊月的镇子，更像是人的集会。从迎面河堤口摆的红色对联开始，满目的是货潮、人海。炒货店前，一长队一长队地排着，黑炒锅呼啦呼啦地在火上翻滚，熟花生的气味一缕缕飘散，弥漫进河道；理发店外，阳光的脚步还没赶来，阴耷耷的。拢起袖口、缩着脖子挤坐着等的就已八九个了，他们顾不上冷也顾不上脚下刚泼去的湿水，老态龙钟似的在长条凳上一水儿地向前滑；路边，老婆婆搨的辣子面、做的魔芋豆腐、长的豆芽 、渣辣子、豆腐乳，巧妇做的靴子、棉裤，老汉用棕叶绑的猪肉、烟叶子，以及地里收的红薯、黄豆、酒米、花生，用竹笼一个挨一个地盛放摆开，像是个农业展览，买与不买光看都很亲切。
卖鱼的、灌香肠的、卤肉的，抢占了菜市场的门口，吆喝声、喧腾声充斥开来，眼睛和手势成了最管用的交流。卖衣服的老板娘，像鱼一样穿梭在店子里；卖炮、蜡烛火纸的，估计还得几天才能迎来火爆的缘故，烟杆似的站在柜台里，守着一把乌漆漆的算盘瞅着来往；扯面店、蒸面店的桌子早支到了门外，似乎遮挡住蹲在路边买卖的脑袋，一眨眼的功夫，一锅热气就白花花地冲向天空。天依旧那么蓝，瓦檐上的枯草依旧高高地摇曳，一个个黑色的脑袋，犹如小时候池塘边看到的小蝌蚪，一片的黑压压。
趁太阳出来，必要到门前坡上挖点野菜尝鲜。我走在前面，母亲挎上篮子走在后面，边走还边从口袋里剥几颗花生吃。
光秃秃的坡上，细细的总能发现春已来临。干黄的狗尾草下，一丁点儿绿芽正顶着脑袋。光溜溜的枝条，芽胞鼓鼓囊囊。野芥菜肥肥地散开，暗绿间飘着点紫。一索一索的野油菜，嫩生生的泛着点白。黄土像刚出炉的面包，透着诱人的松软。 母亲欣赏不了这些，弯腰忙着，村人或许都去办年货了，整个坡空旷得只有我俩。大自然的气息，浓浓地钻进鼻腔，我与故土贴得很近，完全地融为了一体。
站在高处，我庄重地又一次记着她的轮廓，从远处细长的河流，到一块块麦田、一间间的房顶、一棵棵光着的树，以及呼啸而过的鸽群，甚至伸向远处的路和山峦。能记下的，一个都没漏掉。阳光下，我的影子正斜落在她的身上，像举行仪式一样。
印记里，已觉察到哪家房子修了，哪棵树砍了，哪块田占去建厂房了，哪里又多出坟包了……眺望间，突然多了一层沉重，沉重的末端是些许的伤感。去年站在这里，今年站在这里，不知明年还会不会站在这里，三十年、四十年后呢？
趁太阳出来，我还要载着母亲，带上外婆最爱吃的面包、菜蔬提前去一趟。
远远地站在土梁上，朝沟底的房子停下脚步，那逝去的儿时（站在这儿，大喊着外婆我来了），仿佛又重回心头。脚下那丛泥土，或许已记住了我，不然它不会派柔柔的风先来亲吻我的脸。
外婆老了，拄着拐杖，在堰塘边转着。我远远地看见她，她没看见我，当我走到她跟前，她才一皱满脸的褶子笑开，拄着身子，伸手来招我。
跑去拉着她的手，肉乎乎的也暖乎乎的，外婆偎在我胳膊下往回走，就像小时候，我偎在她的胳膊下一样。一高一矮的影子，映在路上，那是阳光送给我们的相片。到了院坝，外婆靠下拐杖慢悠悠地挪进屋，悄无声息地给我抱出橘子、香蕉、面包，然后塞满我左手、右手，瞬间我又成了还没长大的外孙。
母亲来，是给自己的母亲拆洗被褥，我来则是给外婆打扫卫生。一通忙开，外婆就靠在门边，笑眯眯地喊我们歇一下，水给凉好了，喝一口再干，我们乐呵呵地听着。
时间一晃，腊月二十八，我又出场。摆出案板、系上围裙，准备做年菜，卤肉和蒸包子。母亲打下手，因为她总说我做的好吃，然后有一句没一句地讲她小时候、我小时候过年的情形，她总爱说，现在好了，你们都大了，过年也没多大劳累的。
夜里依旧是要拢火的，裁好红纸、蘸上墨汁，儿子在前面拉纸，我就靠着大桌写对联，母亲边烤边在旁边看。有时，也会评价几句，诸如端不端、大小匀不匀称之类的。
人到中年，或许爱借着酒说话。三十中午，几盅酒过后，话匣打开，从儿子这一年的学业说起，再到妻子、兄弟，自己得失，还有对母亲的亏欠，啰啰嗦嗦，嗦嗦啰啰。然而最后一盅也永远落在一家人平安的话题上。饭后刚一搁碗，堂兄们就在路口叫喊着一起祭拜祖先、给祖先送亮。一般祭完回来夜幕四起了。
这一夜，天不再是黑的，夜不再是静的。火红的对联、门画、红灯笼、大灯一一亮起来的时候，村子被照得通明。火盆里的热气，从每家每户的堂屋散出来的时候，村子是暖扑扑的。
鸡舍前倒满了金黄的谷粒，狗窝铺垫了干净的棉褥，小孩儿换上了新的衣服，忙了一年的农人，坐在火边闲着，搪瓷缸亮亮的，冒着热气，桌上果盘里吃的，高高地堆起，或许嘴里正含着糖，手却又不自觉地在火盆边烤上了小橘子。商店外的钢丝床还摆着，床上散着孩子们的玩意儿，似乎都没有收工的意思，孩子们买了塑料枪，在门外跑着，擦炮、摔炮、冲天炮，一声接一声地炸开。
母亲和妻子，忙着和面剁馅儿，火光映红了她们的脸。堂哥嫂子们，兄弟姐妹们串来了，一起烤火、喝水、抽烟，坐坐谝谝、谝谝坐坐，爷的后人们聚在了一起，这是美的时刻。我忍不住走出去朝大梁望望，爷和父亲的坟墓，依旧亮着红的烛火。人间的暖意，拂进了任意一个角落，这就是幸福的除夕夜。
除夕夜，还有属于它十二点的漂亮。当第一声鞭炮噼里啪啦炸响夜空时，轰隆隆的炮声、烟火都争抢着响开，这是焦急的人们迎接新年的热情。火光，一束束冲上夜空，宛若自发地表演着盛大的火树银花，瞬间的亮光，接连不断地照亮低矮的房屋、河流，大桥，像正放着露天巨幕，那一波接一波红的、绿的、白的火花当之无愧地成了娇艳的主角。
夜里，母亲总要叮嘱儿孙几句，譬如明早不要说“碎、紧、死”等词及谐音。叮嘱完就又给我们讲老掉牙的往事——那年三十父亲还小，打碎了鸡蛋，喊了声鸡蛋碎了，第二年爷就死了。虽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她说得很郑重，我们也都听着，这也许就是千百年来，老祖宗讨给我们的吉利。
初一早上，家家户户的门前，红堂堂的炮皮像铺了层地毯，一色的喜气洋洋，中国人是喜欢大红的，因此炮皮也就留着。嗅去，还有一丝火药的余味。晨曦初上，新一年的春风轻轻地吹来了，大门上的灯笼、人的发丝、柳的细条，都乐呵呵地漾着。
推开门，晚辈便走动着给爹、娘拜年。大妈总是坐在她家火盆边，早早地端上饺子吃。二爹斜着不直堂的身子，伸着皱纹巴巴、熏得略黄的手指烤着火，烟在嘴角，茶在火边。三爹爱溜出去找热闹，待我们去他家拜年时，姐总要出门给喊叫。
早饭过，到舅家拜年。舅上了年龄，像村边的老椿树，粗糙地站在门外接我们，这种感觉从小就有，真诚而木讷。大大小小三四十人，都围坐在院坝享受春天的气息，外婆永远被搀去坐在中间，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一大伙围着逗她。大家的手忙开，削着苹果、剥着糖纸，嗑着瓜子、夹着烟。男的都安静地坐着，女的叽叽喳喳地谝着，说说家长里短，论论子女的学业、婚事，谁谁又老了，谁谁又受苦了。
不知谁起了个哄，孙子、重孙子们给外婆磕起了头，一个头说一句不重样的吉祥话，从开始的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到词穷只剩下笑。逗得男人们眯着眼、翘起二郎腿跟着笑，这种笑是会心的，也像花儿一样。
就这么的，春光在我们说笑中不经意地流逝，我们一群有着血缘关系的人在朗朗地团聚。
串门的快乐，除了聚聚，还在一年一回地转转，看看亲戚家房前屋后的变化，河是否还在流淌，山是否还在连绵，树木草芽是否还在一年一绿。估计只有过年，才能痛痛快快地自自如如地做一回闲人。
抬头的瞬间，门前那些雪白的樱花，粉红的桃花，地里金灿灿的油菜花，趁机也争着开了几十朵。渐渐地，我沉醉在这一年一度、生生不息的春色里了。待再转回时，往日一起玩的小伙伴都变成了大人，而大人成了老人……
于是，我开始惦念起眼前这个聚会的场面，并挽留将要溜走的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