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大明
鲁迅文学院学员
岑大明（布依族）
步入知天命之年，历经了许多生离死别，才慢慢明白，人生是漫漫岁月不停地积累而又一一被掏空的过程。爹娘用一生的心血与厚爱为我砌起来的故乡，曾是那么富足而丰满！可是，那个晚秋，父亲在我怀里走了……那个寒冬，母亲没让我看最后一眼也走了……将他们在我心里砌起的故乡一一掏空，只剩下淹没在岁月里的念想——
送 父
父亲一别就是五年，坟头的青草长了五茬，一茬比一茬茂盛。那是晚秋，乙末年九月初五，一连数天的骄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天空突然阴沉下来，午后仍是伤感的面孔，小城大街小巷金黄的银杏叶在秋风中簌簌飘落……弟弟从老家打来电话,急促地说：“大哥，老爹快不行了……”挂了电话，我驾车火速地往老家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父亲走时，一定要在他身边，最后送他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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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我和父母分居两地，不在他们身边，一开始就是父亲一手泡制的——
我的老家在龙头大山脚下一个叫“拉岜”的布依村寨，前后左右四面环山，十九户人家居住在两道山弯弯里。山弯是梯田，山梁是梯地，祖祖辈辈耕种这两弯一岭的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世外桃源的农耕生活，在我之前整个村寨没有一人走出这苍茫的大山。
父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几个字，但他明白许多村民不明白的道理。比如，他认定窝在这山弯里没有出路，走出大山才有希望！他也认命他这辈子走不出大山，唯一的希望是把我赶出山去。为此，村里的小学只办到四年级，大家读完四年级就“毕业”了，唯独我例外。
我和山里的孩子一样，读完小学四年级就不想再上学了，只想像其他同伴那样，或上山放牛、掏鸟蛋、摘八月瓜，或下河捉蠏、摸螃、玩水……但父亲非要把我赶到十多里外的邻县一所村级完小继续上学，他始终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不从，被父亲挥起牛棍狠狠地抽，就像抽打不听话的古牛一样，硬生生把我抽上去上学的山路……
父亲有祖传药方，但他没用来赚钱，他除了会耕田种地以外，几乎没有什么手艺了，但他硬是凭自己的悟性摸索着用竹篾丝编制精致的撮箕。往后，日复一日，他白天做农活，晚上在暗淡的油灯下，抽动篾丝编制撮箕，赶集时挑到集镇上去卖，支撑我上初中寄读每月六块钱的菜经，编织送我走出大山的梦想……
还好，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短暂而慢长的三年之后，我初中毕业，经过百里挑一的预选，再经过全县正考大浪淘沙，我挤入了全镇近千名初中毕业中仅有的六名录取中专中师者之一。这对父亲来说，已经是宣布我从此甩掉犁头把、跳出农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令他欣喜万分，亲自为我准备行礼，第一次走出大山，送我到学校报到。
转眼，三年之后我中师毕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无奈回到生养我的那个山弯弯。虽然当了小学教师，但父亲还是很失落，怎么闯出去又折回来？父亲不会喝酒，但会以烟烧愁，好些时日，他坐在门前望着远山，一杆接一杆地闷闷不乐地抽着叶子烟，长长地叹息……
从父亲嘴角升起的那袅袅烟雾，我读懂了父亲的叹息——他把闯出大山的希望押在我身上，多么希望我走出大山，走得越远越好！可是，目不识丁、没有见过世面、一生只到过一次县城的父亲，怎么会知道一个边远山村的中师生是很难走出大山的。对父亲来说，是我毁了他心里唯一的希望。
父亲没完没了的叹息，像一座大山压在我心口。那些日子，我感到自己是多么的不孝，内疚、自责、无奈叠加在一起，像一座座山！但我家祖宗八辈、所有亲戚朋友都没有一人公职，甚至在县里、镇上连一个亲戚熟人都没有，谁又能拉我一把，帮我闯出大山实现父亲的心愿呢？
养儿不就是为了防老吗？我始终不明白，让我留在山里有什么不好？给我订的娃娃亲已经长大了，择个良辰吉日，办个喜酒，就可以延续香火、延续山里人的生活了！为什么要逼我选择闯山、选择远方？
历经漫漫煎熬之后，我终究理解父亲，知道他赶我出山，是为了不让我走祖辈的老路，希望我闯出一条出山的路，到山外开拓一块新的生存领地，给山里的后生们树一个标杆。于是，对文字有些情感的我，决定用写作作为敲门砖，去敲开重重山门，铺筑通向山外的路……
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用手写的一个个歪歪倒倒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又一个三年之后，我遇上了伯乐，还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纸调令让我翻越了重重大山，走进了县城，走进了县委大院。再后来，又从县城调进了州府，走进了州府大院，离家越来越远，也算是实现了父亲的心愿。
从村里搬进县城，父亲对于搬“老祖公”非常重视，他毕恭毕敬地点了六柱清香，三柱插在家神上的香炉里，三柱插在他特意买来的一个新香炉里。然后，他双手捧着新香炉，嘴里用布依语念念有词，一直护送香炉到县城我的住处，还亲手给我安了家神，点上一对蜡烛，烧了很多纸钱。
从县城搬到州府，父亲又从老家赶来送我，严格地说是护送“老祖公”。一路上，他双手捧着燃着三柱清香的香炉一点也不松开，一直护送到州府的新家，安放在新家的家神上。从父亲那虔诚的神情，我读懂了父亲内心里光宗耀祖的含义，也读懂了父亲的良苦用心——无论我走到哪里，祖宗的神灵就跟随庇佑监视到哪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愧对祖宗，就如父亲特意给我选的那付家神对联：“惟求事业参天地，莫使身心愧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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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父亲有意无意的鞭策，我闯出了重重大山，终于在城里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好几次，我提出希望父亲到城里一起居住，可是他没有答应，他说他已经习惯了乡村的自由，不习惯城里的严谨。我不解，您在城里都住不惯，当初为什么要逼我进城?弄得我们父子分居两地，各自牵肠挂肚……父亲懒得和我理论，只是一笑了之。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每隔两三个月来城里和我小住几日。城里对一辈子生活在山村里的父亲来说非常陌生，确实一下子无法适应。他说，在老家的大山里，伸手不见五指，打黑摸他也能走回家，而在城里，街道一条像一条，白天他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为此，父亲每次进城，我都要到车站等候，接他到家里。他每次回去，又送他到车站上车，直到客车驶出车站，我才离开。接送父亲，已成了我和父亲相聚和分离的一种常态。每次迎接父亲，内心都有一种无以言状的欣喜，而每一次送别父亲，望着客车渐行渐远，心里有种空荡荡的失落和酸楚。
为了让父亲尽快熟悉城里的生活环境，能在城里与我多一些时日生活，他每次上来，我一下班，就陪他上街溜达。我们每到一条街，我就找个明显的标志，告诉父亲这条街是什么街。父亲的记性很好，上来几次后，我居住附近的几条街，他都一一记住了，还能独自去沙井街、稻子巷、街心花园等地逛街，并且不会迷路。
每年有三个节点，父亲总要到城里来，住上三五天，办完他想办的事，又回到他无法割舍的山村——
每年开春前，父亲总会上来购买苞谷种，他说城里的包谷种比乡下的好，他种的苞谷棒大籽满，一亩地多收两三百斤苞谷。这话肯定没假，父亲只种两斤包谷种，而他每次却要买满满一背箩背回去，多数种子是为乡亲们代买的。有几次我回老家，乡亲们遇到我，就本真地流露出感激之情，称每年都劳累父亲从老远的地方带苞谷种！
另一节点是端午节，父亲头一天总要上来，第二天一早就到街心花园“淘宝”。父亲在老家一直免费用祖传药方给乡亲们治病，端午节这天，街心花园摆满了各种各样有名无名的中草药，父亲则在杂乱纷繁的花花草草、树叶藤蔓中寻找他需要的稀有药材。一天下来，老虎剌、倒提壶、无花果等，父亲淘了满满一背箩，洗净、切细、晒干，用塑料袋装好，然后背回老家，给乡亲们配药治病。
农历七月二十七是父亲的生日，父亲从乡下来，我到菜场买来一只鸡，按照老家的风俗，点上三柱香，亲自宰杀，砍成鸡八块，清炖后敬供祖宗。父亲端坐在家神前的椅子上，我和儿子先后给他下跪祝寿。父亲不喜欢那种嘈杂的场面，对儿女也别无它求，虽然祝寿仪式非常简略甚至有些冷清，但父亲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随着岁月的增长，父亲一年比一年苍老，头发、胡须全白了，身体状况也一年不如一年。几年前的初冬，我到车站接父亲。客车进站停靠了，远远地，我看到父亲扶着车门艰难下车，然后迈着碎步走过来，步子走得很慢很慢，腿脚不再像过去那样灵便了。我接过父亲的背箩问他，脚怎么了？
父亲平静地说，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看电视有些夜深，他准备起身进卧室休息，突然眼前一黑，差点摔倒。他凭着残存的一点意志，用手抓紧凳子，慢慢地坐在地上，硬撑着没有倒下。可是，第二天起床时，发现右半身麻木失去了知觉。他是草医，自己找来中草药熬水泡洗了好些时日，那麻木的半身才渐渐恢复知觉。
我一听，心里酸楚得不行，如果那天晚上父亲摔倒，十有八九脑溢血，后果不堪设想。老家一位邻居大伯，就是这种情况，摔倒在地就没有再站起来，因脑溢血不省人事，几天后就走了。发生这么大的事，父亲不告诉我，是不想让我分心影响工作。在父亲的心里，忠孝难全，但“忠”比“孝”更重要。
尽管父亲行走有些吃力，但他还是不时到城里来，仿佛这是我们父子的约定，也许这是他鼓励和鞭策我前行的一种方式。他在老家和城里往返，我放心不下，生怕途中发生什么意外，提出全程接送他，可他不肯，只让我到车站接送。每次送父亲到车站，日渐佝偻的父亲有些吃力地登上客车，然后抬起干枯的手朝我挥了挥：“回去吧！”我艰难地转身，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这样的送行成了常态。俊儿高考接到录取通知书不久，父亲已七十八岁，他特意从老家赶来，给俊儿发了个大红包：“我孙子有出息，考取大学了，爷爷高兴！”此时，父亲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舒展了许多。父亲回去时，俊儿和我送他到车站，临上车，他拉着俊儿叮嘱一番：“上大学要好好念书！只有念书，才有出路！你爸爸就靠念书走出大山，你也要靠念书走得更远！”我没想到父亲能说出这番赋有哲理的话，俊儿懂事地点头，父亲拉了一把车门上了车。
父亲七十九岁生日来临前夕，前列腺出了点故障，小便解不出来。我知道时，他在老家已服用了三天草药，但不见一点效果。我驾车匆匆赶回去把父亲接到城里，去医院作了手术，前后折腾了半个月。可是，父亲刚康复，执意要回乡下，他说放心不下我母亲。留不住父亲，我只好送他回去，他执意要坐客车，可我不同意，亲自开车送他到老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进城，也是我最后一次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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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到了国庆节，单位放长假，我回乡下看望父母。跨进老屋的那一刹那，我的世界坍塌了——父亲昨晚起夜，摔倒在床前，便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连话也说不出来……我没有多想，将父亲背上车，火速送往县医院。经诊断，父亲患了严重脑梗，从此茶水不进。在医院治了六七天，病情越治越重，居然连输液也输不进去了，医生爱莫能助，劝出院回家准备后事。
农村有个普遍认知，认为人死在外面就成为孤魂野鬼，尸体是不能抬进屋超度的，家里的老人得了重病，一般是不送医院的，就怕死在外面回不了家，即使去了医院治不好，也要趁还有一口气时接回家，让老人在家里安心离去，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
我和弟弟守候在重病父亲身边，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提出将父亲转院到州医院治疗，弟弟不赞同，生怕父亲转院后回不了家。奄奄一息的父亲虽然不能言语，但头脑还清醒，听到我说要转院，他先是不停地摇头，然后吃力地抬起右手，在空中来回地晃动……我明白父亲的意思，就是不要转院。
我抽了一张纸巾，轻轻地擦拭父亲眼角的泪滴，也擦我湿润的眼眶，无奈地对父亲说：“爸，我们出院回家哈？”父亲坚定地点了点头，脸上挤出一丝祥和的笑容，而我眼里的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
我和弟弟将父亲背出医院，迎着深秋的落日将父亲送回老家……山路弯弯，残阳如血，我知道，这一“回”，父亲离开我们的日子将越来越近，我的心在阵阵撕裂，而我却无力改变这一切。
父亲回到老家当晚，右邻右舍、上寨下寨的亲戚都前来看望，开导我想通点，老人能“平安”回到家里，也是他的“福气”！我理解这“平安”“福气”的含义，但谁又能理解我针扎一样的内心？
我多想多一些时日陪在父亲身边，这是最后陪伴父亲了。可是，国庆长假收假已过去了好几天，我已经向单位续了两次假，真是忠孝难全呀！清晨，我打来热水，准备给父亲洗脸。父亲格外清醒，他艰难地张合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一急，用手推翻水盆，不让我给他洗脸，吃力地抬手示意我赶快走。
望着父亲那生气的样子，我重新打来热水，揉了揉热毛巾，躬下身子对父亲说：“爸，我给您洗了脸，就回城上班了，我周末就回来看您！”此时，父亲的情绪顿时平静下来，他用枯柴般的手拉着我的手，点了点头……
我回到城里，每天都被无限的牵挂和深深的内疚煎熬着，未等到周末，弟弟便传来了关于父亲的坏消息。我从城里一路狂奔赶到老家时，已是下午四点过钟。还好！谢天谢地，我没迟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还有一丝气息。
坐在床边，我用双手捂着父亲干瘦的手掌，一只手心贴着父亲的手心，一只手心贴着父亲的手背：“爸，我回来了！您还记得我不？”父亲吃力地睁开眼睛，点了点头表示认得，随后两行老泪顺着脸颊缓缓地流下……“爸……”我硬咽无语。
我家一共五姊妹，在外打工的一个大姐、两个妹妹都赶回来了。大姐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就昏迷过去几次，今天早上突然清醒过来，望着姐姐、妹妹、弟弟四人守在病床前，父亲嘴唇一张一合，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艰难地伸出一只手掌，五个手指蜷缩了一个，不停地晃动。
大姐读懂了父亲的意思，便大声地问：“爸，是不是喊大明回来？”父亲微微地点头。原来，我们五姊妹，四姊妹到了，就差我没有回去，父亲是挂欠我，希望临终前我在他身边！于是大姐叫弟弟拨打我的电话。
父亲从医院回来时，身体已极度虚弱，连坐起的力气都没有，就一直躺着。看到我回来了，父亲用手拉着床弦，一次又一次地挣扎。我问他：“爸，您是想坐起来吗？”他点头。我用手搂着他的背脖，将他扶起来坐在床上，可是他怎么也坐不稳。
我挪动身子，坐在父亲的身后，让父亲靠在我胸前，我用双手轻轻地抱着父亲，真切地感受他的心跳和艰难喘气的律动。也许这是我们父子相依的最后时光，也许靠在儿子的胸前圆了父亲最后的愿望，他坐得很安静。
父亲养育我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打量父亲——额骨隆起像门前的高山，眼眶深陷如两口看不到底的井，皮肤干枯老化紧紧地包裹着骨架，曾经茂密的头发只剩下几根稀疏的银丝，一片全白的胡须像秋冬的枯草……
我叫大姐从我的包里取出刮须刀，我轻轻地将父亲的胡须刮掉，让父亲显得精神一些、体面一些……父亲已经很多天滴水不进了，我叫妹妹倒点温开水加点食盐，我用小勺子沾点盐水浸润父亲干裂的嘴唇……渐渐地，父亲张开了嘴，我慢慢地往父亲嘴里滴一两滴盐水，他缓缓地吞了下去……
此时，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正好照在我和父亲的身上。父亲吞了盐水，静静地靠在我胸前，静静地看着远山渐渐落下的夕阳。渐渐地，父亲缓缓地闭上了双眼……门前的柿子树上传来几声乌鸦凄厉的叫声，剧烈地撕裂我的心，就这样，永远送走了父亲……
哭 娘
丙申年腊月二十四，父亲去世一年零三个月，娘也追随父亲去了。当我接到娘重病的噩耗，匆匆地赶到老家时，娘已寿终正寝，“娘！……”我扑到已经冰冷的娘的身上，拼命地呼喊着娘，可是，再也喊不醒娘，我从此没有娘了，悲伤至极，哭晕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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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没有文化，也不善言词，但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最疼爱孩子的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全国最困难的时期，娘先后生下我们五姊妹，而且凭着她的勤劳与慈爱，让我们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养育我们长大……
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我很小的时候，一个冬天的午后，爹和娘都出工干活了，家里意外发生火灾，将一切化为灰烬，没有留下一根干纱。娘从山上赶来，熊熊火焰已穿过屋顶，可她不顾一切冲火海，抱着一床被子冲了出来。虽然抢得了一床被子，但娘的左眼被烈火烧伤从此失明。
夜里下起了小雨，山里的冬天气温突然降了下来。爹在一个角落临时搭起一间遮雨的草棚，娘用从火中抢出来的那床被子包裹着我和姐姐度过了一个个寒夜。随后，娘带着眼伤、擦干眼泪，和我爹上山砍来了木材，下地挖泥踩泥做瓦，第二年春天硬是建起了一栋“五柱六”瓦木结构房子，我们一家人才结束风餐露宿的日子。
我家五姊妹、爷爷奶奶一家九口，就靠娘和爹两个劳动力在“集体”中挣工分、分口粮过日子。爹娘辛劳一年，分到的口粮不足五百公斤，尽管节省了又节省，每年都要缺粮三五个月，加上那场火灾，将所有积蓄烧过精光，我家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
为养活我们几姊妹，娘过早地长出了许多白发。每天娘出工最早，收工最晚，为的就是多挣工分多分粮食。房前屋后、旮旯角落，娘忙里偷闲不停地挖刨，或种上苏麻、茄子，或栽上芋头、大豆，秋收后可以卖些钱买些粮。山沟里春天长一种叫酸汤杆的植物，遇到长酸汤杆的季节，天没亮娘就打着火把到寨边那条山沟里去拔酸汤杆，天麻麻亮就赶回来，将皮撕掉、切细，拌少许炒面和作料，便成了我们家的主食。
吃午饭时，我娘很少与家人同桌就餐，她说她要煮猪食，独自在厨房里吃。一次，我抬着饭碗进厨房，发现娘的碗里全是酸汤杆，我一手夺过娘的“饭碗”，一手将自己的苞谷饭递给娘：“您骗我，我不吃了！拿给娘吃。”说着哭了起来。娘把我揽在怀里，流着眼泪把半碗包谷饭咽下。
那些日子，除了吃饭愁，穿的也愁。每年为了给我们几姊妹各添一套新衣，娘不知怎么省出钱来，每年开春，她就买来十来斤棉花，自己纺线、织布、缝衣。白天，娘下地干活，晚上便在煤油灯下，一手摇着木制的纺花车，一手熟练地纺花抽线。从春天到夏天，几麻袋的棉花，硬是一夜夜从娘的手里纺成了一个个线筒。深夜里，我就在娘纺线发出的蝉鸣般声音里进入梦乡。
夏天，插完秧子、薅完苞谷，娘便利用农闲时抓紧织布。织布需要一梭一线的织，织得快一天能织五六米，一般也就两三米。娘的左眼失明，但她织布很娴熟，手执装上纬线的梭子，从左精准地甩过经线，右手迅速接住梭子，同时经线上下交叉，形成一条两三公分的空隙，梭子从空隙处又快速地穿过来……那梭子像一条鱼，在上下移动的经线间来回穿梭，我常常爬在布机旁，看得眼花瞭乱。
冬天，娘织好了布匹，拿到镇上染成蓝色或青色，就可以给我们几姊妹缝衣服了，蓝色的缝衣，青色的缝裤。为了赶在春节前让孩子们穿上新衣，娘每天晚上都要忙到深夜一两点。缝衣，每晚要换二三十次缝衣线，每次娘都要把针眼对着油灯，慢慢地将线头穿进针眼里，因视力不好，换一次线十多分钟都穿不进去，而煤油灯浓浓的油烟熏得娘眼泪直流……每年除夕，穿上娘缝制的新衣，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娘不但亲手给我们缝新衣新裤，还给我们做新鞋。娘做的是千层鞋，把我们穿烂不能再缝补的衣服撕成一块块碎布，一层层叠在一起，用麻线打成厚厚的鞋底，再订上做好的鞋帮。做鞋最难的就是打鞋底，厚厚的鞋底要牢固，必须用大针穿上麻线，一针一针地将鞋底穿透织密，而千层底用针很难穿透，要在中指戴上一个宽型戒指般铁制“顶针”，用力顶着针头才能穿透。好多次，我看着娘打鞋底，因“顶针”打滑，针头深深地扎进娘的手指，鲜红的血顿时冒了起来，可是娘用布条缠了缠，又接着打。
穿着娘做的鞋，我舍不得像其他同伴那样在田野、晒场奔跑，我怕把鞋跑烂了，我深知娘做一双鞋是多么的不容易，娘打鞋底针扎进手指那情景时时在我大脑里闪现。雨天，哪怕是寒冬腊月的雨天，我去上学，总是把鞋子装在书包里，赤脚走十来里山路，到学校附近用溪水把脚洗干净后，再穿着鞋走进校园，我怕走山路雨水打湿了娘做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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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姊妹在娘含辛茹苦的拉扯下，一个个渐渐地长大了，但娘并没有清闲下来，娘对儿女的操心似乎没完没了。生养我的那个布依山村，边远落后，父母对儿女的婚姻非常上心，生怕儿女聚不到媳妇嫁不到郎君，常常八九岁、十一二岁就给孩子订了婚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订的婚约不少以毁约告终，因而给父母带来许多操心事、烦心事、伤心事。
大姐十二三岁就订有婚约，未婚夫十八岁去当了兵。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楚，大姐未婚夫当兵归来后，不知什么原因，两人闹起了矛盾。大姐一气之下便“走方”（女方悄悄跟中意的男方私奔），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婚约烂摊子。未婚夫家非常强势，对订婚以来亲戚走动产生的每一笔花销都精打细算，连逢年过节拜年的每一个粑粑都算在其中，算出了一笔巨大的毁婚费用，我家里需要拿出一笔数额不小的费用才能了决此事。
那时的山村还很封闭甚至愚俗，大家都认为“走方”这种事很不光彩，认为出这样的事是母亲没有教育好女儿。这件事对娘的打击很大，娘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她不仅要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还要操心如何凑上大姐毁婚的钱。那些日子，娘茶饭不思、坐卧不宁，夜里常常在自己的房间里暗自流泪……好在后来大姐“走方”的夫家凑来了“毁婚钱”，才把这事了决了。
我十七岁那年，初中毕业考上了师范，那时大姐的婚约事件才平息不久，而我上小学三级年时父母给我订的婚约又出了问题——我去读师范前，父母去未婚妻家交了彩礼，准备我师范毕业后就结婚。谁料，我上师范第二年，未婚妻就 “走方”了。眼看儿媳妇就要接进门，跟了这么多年的亲家，却出了这档子事，娘非常伤心，大病了一场。
我是上过几天学的，多少明白一些道理。我从学校赶回家里安慰娘：“现在婚姻自由，走了就走了吧，等我毕业工作后，给您找个好媳妇！”因我要赶回学校上学，没有时间处理婚约事情，便给父亲交换了原则：“婚姻没有缘分就算了，把交去的彩礼退回来就行了，左邻右舍，早不见晚见，不要像别人家那样精打细算！”这原则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谁料，我回到学校后，出事了。我未婚妻家是大家族，族中有个堂哥仗势欺人，跳出来耍横，拒不退还彩礼，还放出大话——我姓只有两户人家，不退彩礼也拿他没办法。父亲咽不下这口气，叫来远在外县的几个族中侄子，上门教训了未婚妻堂哥一顿，还叫他跪地认错，退回了彩礼。此事，险些酿成了流血事件，我娘因此担惊受怕了好些时日。
经过这两桩婚约失败事件，爹娘对儿女的婚姻算是开明了些多，不再为儿子包办婚姻，也不着急给我弟妹订婚，让我们自由恋爱、自己选择。虽是如此，但娘还是没有省心。虽然我参加了工作，但每月只有五十多元的工资，筹钱交彩礼都难，等我筹钱操办婚礼，不知到猴年马月。
我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后，在父母的催促下，找了女友定了婚期。我家至从爷爷去世超度后，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办酒席了，我是长子，这结婚酒会来许多客人，办酒席需花费很大的开支，要说爹娘不愁那是假话。但是，我娘早有准备，提前一年多就喂了大肥猪，还自己栽了一大块蔬菜，娘说能不花钱的地方尽可能不花钱。
我结婚时已经是九十年代了，早已不穿自制的土布疙瘩扭扣衣服了。但娘说，咱们没有多余的钱买时尚的婚服，结婚又不能太寒酸，要我还是穿老式的服装。娘是那么的疼我，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娘的这份母爱。娘日赶夜赶，我结婚的前一天，娘从她的房间里抱出长衫两套、短衫四套等一堆婚报，这些都是娘亲手纺纱织布、裁剪缝制的，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娘的浓浓母爱！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娘又开始为妹妹和弟弟的婚事奔忙，除了在地里劳作以外，就一门心思给妹妹筹办嫁妆，为弟弟结婚作提前准备。在娘看来，这是为娘应尽的义务。娘六十岁那年，弟弟终于成家立业，自立门户，爹和娘总算完成了最后心愿，终于可以卸下肩上的担子。全家承包的耕地由弟弟一家耕种，父母不再为耕田种地操心劳累，辛劳了一辈子算是退居二线了。
3
娘过去整天都在地里薅刨，突然闲下来，实在不习惯，对土地的依恋一时也难以割舍，便独自耕种一块自留地，打发闲寂的时光。但娘还是像过去那样早出晚归，对土地的情分一点不减，她凭着一把锄头，将地块翻腾得无比精细……春天，娘在地里种上苞谷、辣椒、红薯、芋头、苏麻等农作物；夏天，娘不停地在地里锄草、松土、施肥；秋天，娘从地里收获了各种各样的农产品，也收获有一种无以言状的满足感。
娘对收成的农特产品很珍爱，保存得非常完好。红辣椒，她摘回来晒干后，用塑料袋装好，扎紧口子，不让它受潮变质；红薯、芋头，娘挖回来后，藏在地窖里，预防霜打腐烂……我每次回家返城时，娘总是大一袋小一袋地塞进我的后备箱里。娘说，城里买一棵葱都要花钱，能节省一文算一文。
娘的一生苦日子过得太长，日积月累形成了节俭的习惯，尽管现在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可是娘那节俭的习惯一点也没改变。我们一年要给娘买几次新衣、新鞋，可她舍不得穿；头天的剩菜剩饭，她舍不得倒，第二天热了又继续吃。我劝了几次，娘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
娘散养几只母鸡，在草垛里不时可捡到几个鸡蛋，她舍不得吃。我每次回老家，娘就用手提袋装好，非要我带回城里不可。我不肯：“您赶场不方便，鸡下几个蛋，您就自己留着吃吧！我们在城里买什么都好买！”娘不高兴了，很生气地说：“我不是拿给你的，是拿给我孙子的！”娘疼爱俊儿，我还能说什么呢，为不伤娘的心，我只好接过鸡蛋，放进车里。
我搬进兴义城里不久，开车去接娘，车子驶出山村不到一公里，娘就开始晕车，走一路吐一路，吐得脸色发青，老泪婆娑。一路上，望着娘那惨状，我心像扎进一根钢针。可是，娘受了这么大的苦，进城才几天，就天天嚷着要回去。娘说，她在城里不习惯，一个熟人都没有，出门进屋那电梯，进去了又出不来，出来了却找不到家，还是老家好！
从那次以后，无论我怎么劝娘，她再也不进城了。我要看娘，或娘要看我，只有我周末或节假日回老家，陪娘吃一餐饭或在老家住上一宿，就匆匆地返回城。每次回城，娘都恋恋不舍，叫我多住几天。可是工作容不得我停留，娘站在门口，目送我上车，又目送车渐渐走远。很多次，车子翻过村前的山梁，我忍不住回首，娘还站在门前眺望……我也远远地望着娘，感觉有一股滚烫的液体从脸颊流过……
星辰交替，日复一日，娘重复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白天，她在那块自留地里薅薅锄锄，感觉时间会过得快一些；晚上，娘无事可做，只能陪着爹看她根本看不懂的电视。实在太无聊了，娘到地窖里找来几个红薯，在火坑里温火烘烤，将红薯烤得香喷喷的。娘拿起一个烤好的红薯，扮成两半，她和爹一人吃一半，分享这慢长的夜晚。
谁料，这样的分享终会结束，爹把娘留下，自己匆忙地走了。爹临终时，娘显得异常平静和坚强，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可是，接下来娘睡了两天两夜，后来又悄悄在夜里哭泣，用布依语喃喃自语：“你怎么丢下我一个人走了呀？”一句话，娘反复的念、不停的念，仿佛念给自己听，也像念给去了另一个世界的爹听……
安葬了爹，房前屋后的树叶在秋风中簌簌飘落，伫立在老屋前，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凄凉的景象。爹走了，娘会更加孤独，这几乎断了娘的后路，我实在放心下娘。我蹲下身去，拉着娘的手：“娘，和我去兴义吧！”“不去，我哪里都不去。”娘摇头，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没办法，丧假结束后，我只好独自回城上班。每到周末，我买些油盐柴米、糖食果餅，便回老家陪娘吃吃饭、说说话。渐渐地，我发现，每次回到老家，哪怕过了饭点，娘总是煮好了饭菜，惊喜地说：“大明，回来了呀？锅里还有饭菜，快吃吧！”揭开锅盖，望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我暗想，如果我不回来，娘会多失望、多伤心呀……
转眼，爹走了一年零三个月，进入丙申年腊月，身体一向硬朗的娘，突然莫名其妙全身泡疹。我获悉后，立即赶回老家，考虑到娘年岁已高，便从镇医院请医生到家里诊断，每天到家里输液治疗。那时，我牵头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进入了紧张攻坚阶段，两会召开在即，必须在年前定稿。忠孝难全，万般无奈，我无法陪在娘身边，只好将治疗事宜安排妥当后，就匆匆返回单位。
腊月二十四，正值周末，按往常，我要一早赶回老家看望我娘，尤其近来娘又生病，更应该早早回去。可是，这天，单位领导要亲自领衔集中修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报告牵头负责人和起草主笔，我必须参加修改最后审定。写作团队一连奋战了十多个小时，下午三点，政府工作报告终于修改完毕。我刚走出办公室，便接到弟弟的电话，叫我赶快回去，娘的情况不是很好。
挂了电话，我回家拿了件换洗的衣服，又在门口的糕点店买了两斤娘爱吃的蛋糕，立即开车上路，心急火燎地往老家赶。可是，这次我没有上次爹走时的运气，当我持续狂奔两个多小时赶到家，在院坝里看到门上贴着一张白纸时，我知道我回来晚了。我快步冲进堂屋，看到换上了寿衣的娘，平躺在木板上，一动不动，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娘，真的就这样走了吗？我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就算要走，也要让我最后看娘一眼、送娘一程呀！“娘，我回来了，您醒醒呀！……”我扑通地跪在地上，拉着娘的手，一边摇一边喊，可是，娘似乎一点都听不见，任凭我怎么哭喊，娘都没有醒来，深深地睡去了，永远也不会醒来了，我从此永远没有娘了……我感到心撕裂般地痛，我晕了过去……
天黑尽了，我苏醒过来时，娘已装入漆黑的棺材里。寒冬腊月的夜一片漆黑，心怀深深愧疚的我，一连几夜，跪在棺材边守候着娘，给娘点香烧纸，企望照亮娘走向通往那边漆黑的路，让娘少一些孤寂、少一些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