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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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的中篇小说《黄金屋》，虽说主要人物仍然疑似心理疾病患者，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但是在人物社会背景分析和精神困境的演绎上取得新突破，窍以为该作品对人性特征的体察、生命意识的挖掘比以往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和深刻。
《黄金屋》情节简单，说的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买房故事。然而，作品在呈现王金枝梦想拥有“黄金屋”的叙述中，通过穿插锦绣与春上、贵泉的爱情纠葛以及几个家庭的生活片断，向读者展开了宽阔的社会空间。展开的过程，也是解剖的过程。作者剥皮剔肉，刀刀露骨，从而揭示出一个十分沉重的重大主题：面对汹涌而来的物质挤压，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人失足于物质深渊，精神生活完全被物役化。最典型的莫过于王金枝。王金枝，她的左眼因为数钱数到“睫毛脱落，视神经盘根错节”，而且这眼睛平时“像浸在红墨水里十分暗沉”，唯有见到钱才会瞬间发光，属于典型的“见钱眼开”。她，一辈子住在柳树堰，“连人带马诅咒了几十年”，做梦都想离开。而唯一的希望“只有那套爱国路上带阳台的楼房”。这是她全部的生活目标，更是一个无限巨大的心理负担，因为购房款还“差十二万”。这“十二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陷入经济困境的她，渐渐陷入了精神困境，乃至道德困境。于是乎，她狠心地逼迫婆婆到广场的旗杆下乞讨，哪怕婆婆挂着盐水，也得到广场坚守。哪怕面对众人的指责，她也毫无愧色，反而说：“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哪？”更让人吃惊的是，面对记者的麦克风，她竟然表示：“姑奶奶爽快，我妈借你们，十万块借用费！”闭口想的是钱，出口说的也是钱，对钱的追求成了她生活的唯一动力。同时，她又催促女儿抓紧与春上建立恋爱关系，而对另一个追求者贵泉却态度冷漠，原因就是春上家境富有，贵泉只是普通的记者。所以，钱在她的眼里，已成为最直接的价值判断标准。
其实，在这特定的历史转型期，新型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尚未健全，人们在疯狂追求特质刺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精神漂泊的困境，从而言行失范，道德滑坡。陈东国，或许是因为王金枝的挤兑，连工资卡都在老婆的手上，或许是因为经济的困难（具体原因模糊不清）居然傍上了胡姓富婆，沦为一个可耻的“吃软饭”的男人。不料，王金枝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直接上门要钱。经过几番斗争，终于争得了五万元。谁知胡姓富婆也是个不讲道义的女人，五万元居然是假钞！后来，陈东国交给王金枝十万元，这一回是货真假实的人民币，但它却是陈东国的卖身钱！在此，读者不妨设想，或许正因为王金枝得不到女儿锦绣的理解、又得不到老公陈东国的疼爱，所以更加疯狂地追逐金钱。这一系列的事件，无不表明在商品规则的操纵下，人的精神被物役，全力追寻的是物质的栖居地。殊不知，却在一点点地丧失精神的栖居地。失去了生活的精神依据之后，人们开始变得目光迷茫，内心困惑，找不到生活的精神座标。此时，再荒唐的事件也可能在瞬间发生，再无耻的纪录也可能不断被人改写。
《黄金屋》就叙事文本而言，继续着杨帆特有的个性色彩：下笔从容，质地致密，“越来越有了某种无限延伸的可能和魅惑的气质”（见江子《彼此镜鉴彼此依偎》一文，2014年1月13日《文艺报》）。但在文本内核的拓展上，又不同于《瞿紫的阳台》，也不同于《妈妈的男人》等作品。它在描绘生活沉重的同时，不忘涂上一抹希望的亮色。纯真善良的锦绣，虽是王金枝的亲生女儿，却没有完全物役化。她给了婆婆一丝温暖，让婆婆在离开世界的时候还能看到人世的亲情。春上不顾家庭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母亲杨教授）爱上了锦绣，一直陪伴在广场的婆婆，最后还以《守望锦绣》为题举办了画展，透露出他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锦绣的真挚情谊。贵泉的爱情也没有世俗化，他在悄悄地替锦绣家募集捐款之后，“也在婆婆离世的当晚不辞而别”。这两人对锦绣的爱情明显没有物役化，不是只停留在肉体的角逐上，而是达到了精神的层面，回归到了形而上的情感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