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河流

很多年后，才明白河流是大地的眼睛，能够洞穿人世间的一切秘密。

赣江是我认识的第一条大河，擅长奔跑和歌唱。每天黄昏，西天的余晖尚未散尽，我就从学校走出，向着赣江走去。田野空旷，舒展开无边的胸怀，枯黄或灰白的稻茬，立在田中守望着天上飞来飞去的白云。几只小鸟儿停在一头老黄牛的背上，翅膀扑打着，跳起又落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我走过几条田埂，又弯过那个扁平的菜园，双脚踏在了松软的沙滩上。回首一望，学校两栋土黄色的“土打垒”房子，依偎在起伏的群山之下。在初冬的天宇里，用作教室的一排平房孤零零地立着，显得单薄而倔强。不远处，是当年知青居住的两层小楼，如今成了我们五名教师的宿舍。下楼时，楼梯咯吱咯吱地响。杨庆拦住说：“又要去江边发呆吗？来，陪校长玩几盘扑克。”我摇摇头，淡然一笑，继续下楼。脑后传来他们四人甩扑克的“啪啪”声，捶着桌子直叫“错了，错了”的肯定是老温，哈哈大笑的是邱索，他的嘴巴肯定张成了O形，中间能插进造口河里的鹅卵石。

江水悠悠。我坐在江边的一块大青石上，眺望着前方。赣水顺着青山逶迤，向着远方伸延。前面的码头上，摆渡船又接来了一批回家的村民，挑箩的、提篮的、背包的，熙熙攘攘，涌了过来。有几位学生家长向着我点头，还有一些不认识的，脚步匆匆，肩上的箩筐和背包晃晃荡荡。

上周星期六，我第一次回家，也是从这儿坐船过江。尔后在山脚下等候顺峰乡到县城的往返班车。班车每天只有一趟，一停车，就得拚命挤。我举着双手，费力地钻进人缝里。行进中，身子时不时地悬空，呼吸异常地困难。三个小时后到达县城时，街上亮起了灯光。我从县城糖厂的码头再次摆渡过江，然后沿着潞河边的山道走。潞河发源于潞镇的坑村，弯弯绕绕，九曲十八转，流了三十多公里之后，在罗镇的嵩村汇入赣江。我走了三个多小时。到家时，村里一片寂静。70多岁的祖母坐在门口，一双老花眼眯着，似乎已经睡着。听到我的脚步声，立刻起身，用袖子擦擦眼睛，端着煤油灯，将我引进厅堂。她先是看了看我的全身，唉哟一声，伸出一只手使劲地在我身上拍。我身上的灰尘随之四散开来，在灯光下起舞。祖母摇摇头说：“造了什么孽哟，教书先生也得吃一身的灰。”接着端出了热腾腾的饭菜，说：“现在是半夜了，快吃吧。”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幸亏没有滴下来。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我草草地吃了几口。祖母将我送到村口的老樟树下，叮嘱说：“昨晚我说的要记得哦，种田的姑娘碰不得。在外保护好身子，千万不能去江里洗澡。”我默默地接过塞满了鸡蛋的黄布包，身子一扭，向着县城急跑。

上午九点钟，我到达县城车站，可是当天的票已经卖完。我抬头看了看天，天上白云朵朵，高远而明净。又捏了捏手中的黄布包，决定沿着公路步行去学校。那时的公路，修筑在赣江边，直直的，弯道也不多。我背着黄布包，一边走一边欣赏江边的景色。岸边树木繁茂，阳光从树缝里透射下来，照在碧蓝的江面上。几只灰白的斑鸠从这边的榕树上忽地窜出，嗖的一下，就飞到对面的山上去了。

走着、走着，我唱起了《信天游》：“我抬头，向青天，追逐流逝的岁月。……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

文艺委员兰曾经教我唱过这首歌，现在她分配在市师范的附属小学。听说这是全校唯一的指标。我的初中同学莲和英则分到了潞河边的老家学校。

夕阳渐渐掉下去了，掉在大山的陷阱里。村里响起了噼哩啪啦的鞭炮声。唢呐声也尖叫着呼啸而来，声音高亢而悲壮。一队送葬的人头上围着白布、腰上扎着白条，尾随在四个抬棺人的后面，向着那边的江滩而去。死去的是建刚的爷爷。老头子身材高大，白头发雪胡子，整日里握着一杆烟斗，说一句话吐一口烟。遇见村里的妇女，他喜欢对着人家的脸喷烟，一口又一口的浓烟从他的嘴里和鼻孔里喷出。妇女被呛得大咳，责骂道：“死老头，坏老头。”老头子看着狼狈逃窜的妇女，高兴地直笑。据说，老头子年轻时，水性极好，宽大的江面，他能一口气游两个来回。但前天晚上，他端起一碗饭，只吃了一口，猛地头一歪，就在饭桌上咽了气。建刚请假时，几个同学跟在身后叫“吃死的，吃死的”，弄得建刚一脸怒气。

下雨了。几点雨落在我的脸上。我从裤袋里掏出莲写给我的信，静静地读了起来。初中时，英是班长，莲是学习委员，我是副班长。班主任教语文，常常让我们三人帮着改作业，她俩改习题，我改作文。有一次学校放电影，外面人声鼎沸，电影插曲一声声传了过来，坐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我心烦气躁。英说：“走吧，凭什么我们没电影看？”我也附和着：“就是，就是，我们走。”莲没有起身，她看着我们，咬了咬嘴唇，又低下头安静地批改着。后来，我们三人一起考上了师范。她俩在三班，我在四班。放寒假时，莲主动替我买好了车票，定在元月九日一齐回家。可我鬼使神差，悄悄退了票，提前走了。自那以后，莲和英上学和回家，再也不与我联系。但是在毕业后等待分配的时候，有一天，她俩竟结伴跑到我家来玩耍。两人离开后，祖母笑眯眯地说：“英嘴巴太大，说话又口无遮拦，这个女人不好管；莲皮肤白，嘴巴小，性子好，她可以做我的孙媳妇。”“奶奶！”我叫了起来，“你以为你孙子是谁？”“是谁？是我的孙子啊。”祖母大笑道，“就这样定了，你也不要东想西想了。”

雨越下越密，江面上溅起点点水花。无数的往事和着天上的雨水落在河流的心里，一些随着波浪奔腾，一些悄悄地隐藏。

这是莲的第五封信了。她的信总是写得极短，字迹随意，有些放大而夸张，一张纸往往不到两百个字。我们谈得都是文学和教学上的事。我写了一首诗，叫《南方的春天》，寄给了她。她说：“写得很好，有戴望舒的味道。南方的青石板，南方湿漉漉的小巷，真让人惆怅”。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很是吃惊，因为信未封口。我也不知不封口的信为什么能够逃过邮政的检查，为什么没有掉了信封里的两张纸。这的确是一个迷，或许上天早已谋篇布局。当莲成为我的妻子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这件事。她听了，惊愕地问：“可能吗？这是你的幻觉吧。”

除了莲的信，给我写信的还有师范同班的梅和尚。梅生长在革命摇篮，恬静的脸上长年挂着几丝笑意。她谈的也是工作和生活见闻，比如班上哪个同学贪玩，打碎了她的墨水瓶，弄脏了她的新裙子；又有哪个女教师被几个男教师同时追求，男教师轮番上门，让女教师苦不堪言……有一天，她的信我未及时拆看，却被一只贪嘴的老鼠咬去一大块，害得我在卧室里翻箱倒柜，四处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这件事我没与梅说过，直到梅结婚生子后，她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到美国读博士之后，我才说起这件事。她听后，沉默了好一阵，说：“恍如隔世啊，一转眼，我就是奶奶了。”尚身姿挺拔，一表人才，特别是一张嘴，总是口若悬河，挥洒自如。读书期间，有一个春节的正月初四，我不顾祖母的阻拦，硬是一人坐班车，去了他家。晚上两个人挤在一张小木床上，盖着一条发黑的棉被，说了一晚上的话。他有句话让我一辈子也难以忘怀：“以前只知道你老实本分，没想到你的大腿也这么雪白，像女人似的。”毕业第一年，他经常给我写信。那年他评上了县优秀教师。世事难料。第二年，他竟然锒铛入狱，被判刑三年。自小父母双亡的他，靠哥哥养大。因为伤哥哥太深，哥哥再也不管他了。坐牢的他无可奈何，写信向我说：“兄弟，我如今沉入深潭，四周都是茫茫的水流，我渐渐在下陷，一片黑暗了，我看不到光亮了”。信的末尾提出让我寄20元钱给他。我二话没说，汇了50元。20多年后，他变戏法一般，不仅建起了豪宅，而且生意做得很大，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兰也给我发来了一张贺年片。兰长着城市女孩的脸，穿着城市女孩的连衣裙，一张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扑闪扑闪。她和我一起实习时，我任实习小组长，经常在晚上陪着她，走过小河边那段漆黑的小路，去向指导老师请教。一个下雨的夜晚，我俩共撑一把雨伞，为了不让她淋雨，我有意将伞的大半部分偏向一边，自己由此淋成了落汤鸡。我以为她念这份情，特意给我寄来一份祝福。毕业十年聚会时，才得知，全班所有的同学当年春节都收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贺年片。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说他奇怪，是因为写信的人不是我的同学，而是上一届的师兄，叫评。他听说我会写小说，又是下乡片人（本县处于江下游的八个乡镇称为下乡片，处于上游的八个乡镇称为上乡片），故写来这封信，希望与我交朋友，并欢迎到武中去玩。武中与我所在的小学，一江之隔。接到信，第二天上午，上完两节课，我和同事小管急不可待地坐船摆渡过江。评很瘦，走起路来，裤下摆一晃一晃的，好像拖把在擦地。他找了一个教英语的陈老师帮忙，两人站在宿舍的走廊上支起煤气炉，叮叮当当地切菜，又滋滋滋地煎炒，忙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弄出了几个菜，印象最深的是桌中央放着一大盆水煮鱼，大块大块的鱼，与鲜红的辣椒一起在沸水中沉浮。几个人围着桌，或站或坐，吃得汗流满面，陈老师索性脱下上衣，光着身子站着喝啤酒。几个教师看见后，也插了进来，一起碰杯，一起吃鱼。脚底下渐渐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空酒瓶。忽然，陈老师抓起酒瓶，高高举起，向着嘴里就倒。评连忙让两个老师架着他离开。陈老师用手抓着桌子的脚，使劲地喊：“我还能喝，我还能喝。”我很惊讶，因为我看见，他的眼睛分明在流泪。送走陈老师后，评解释说，陈老师读师范前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师范期间，爱上了学校的图书管理员小荷。现在两边的女人都在闹，一边要结，一边不肯离，纠结呢。世事难料，没成想这场婚姻官司居然打了八年，当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时，小荷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当然，此是后话。

中午，我和小管兴高采烈地回到学校。晚上，却临时通知召开会议，校长是退伍军人，一对剑眉时时竖立。这时，他瞪着眼，拍着桌子，劈头盖脸地说:“无组织，无纪律，你们两个人要作出深刻检查。”小管一听，勃然大怒道：“凭什么，上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你们不打招呼，擅自离校，成何体统？”校长用力在桌子擂了一拳，吓了我一大跳。没成想，这一下彻底惹急了小管。他双眼一横，也在桌上打了一拳，响声更大，喝道：“牛什么，老子不干了。”小管本来就是代课教师，第二天，他果然卷起被席就要跑路。杨庆、邱索都过来劝说，又说要告诉他在中心小学任教的父亲。小管这才作罢，但从此以后，他不再陪校长打扑克和喝酒了。

雨点慢慢变得肥大，一颗一颗地打在头上，变成细流，顺着头发流了下来，流在脖子里，冰冰的、凉凉的。我收起信，也收起满腔的心思，走向学校。

起风了。初冬的风，不同往日，有点硬，吹在脸上，如同沙子落在鞋子里，硌得难受。在不远处的沙滩上，数只斑头雁迈着矫健的步子，走来走去，悠闲而随性。我拍拍手，它们立马张开双翅，向着天宇飞去。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离放寒假还有一个多月。其间，发生了几件事。徐彩莲是村里第一个到广东打工的女孩，她的弟弟就在我做班主任的四年级。连续两个周末，她带着弟弟来到我的卧室，盛情邀请我到广东工作。她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根本没有农村姑娘的土味。她替我规划着前程，一边说一边翻看我批改的作业本：“中师生，在广东也能找到学校教书；或者你到我们公司做个文员，当老总的秘书也行。”她的话题一直围绕着去广东工作这个中心，并未向我表达过好感。可曾香香就不同了，她在乡粮站设在村里的分站上做炊事员。起初的三个周末，她是拿着一个叫王志路的人写给她的情书，让我替她回信。后来的几个周末，干脆向我直接表白，甚至在一个星期天的深夜，以天黑不敢回家为由，希望留下。幸好我把持住了，否则定会让祖母伤心。当我再次回到家里，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告诉祖母时，祖母跺了跺脚，喊道：“天，你没有动人家吧？我给你打过预防针啊。”我摇了摇头。“真的没有动？”祖母双手合掌，向着厅堂上的神台作揖道，“祖宗在上，保佑你们的子孙郭志锋不要犯糊涂，千万不能娶个种田的老婆。”那时，吃商品粮、上城镇户口、拿上班工资，是令农村人无限向往的好事、终生大事。“志锋，你还记得华芳的事吗？”祖母坐在竹椅上，转过头盯着我说，“你想想看，这有多严重。”华芳？一听这个名字，我就浑身一凛。华芳就住在我家的前面。她与下放的吉安知青王米暗暗相好，可等她的肚子慢慢膨胀的时候，王米却打了退堂鼓。无奈之下，趁夜深人静，华芳一头扎进了潞河。全村的人沿着河岸寻了两天，一无所获。又过了几天，尸首却在下游的一棵大樟树下浮了起来。王米的父亲被华芳的父母逼着来到河边，用一根长长的竹篙作杠杆，进行打捞。竹篙一头向水里伸，一头顶在岸边的大石块上。等竹篙伸到尸首的下面时，王米的父亲用手使劲地一压，另一头的竹篙果然将尸首翘了起来。尸首本来是面朝下卧着，不知怎地转了个身，刚好坐在竹篙上，向着岸边晃了晃，又掉进了河心。就是这一晃，把岸边的人全吓着了。当时，我也跟在人群中凑热闹，无意中看到了这一幕。生前的华芳长着一张瓜子脸，一笑嘴边两个大酒窝，两条黑亮的长辫子，一直拖到了腰部。无疑，她是全村最美的姑娘。可此时的她，全身肿得不成人形。脸上五官灰白，挤成一团，两只眼睛向外凸出，披头散发……“我怎么不记得？”我挥了挥手，大声道，“别提她，省得我做恶梦。”“你记得就好。”祖母眼光一暗，呢喃着，“你在外面好好的，别让人家大姑娘又成了华芳。”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独自走进了房间，将门拴得死死的。

第二天，临出门时，祖母将一个布包塞给我说：“这是我们家里卖谷子赚来的90块钱，你拿去，再积点工资，买辆车子吧，以后星期天都回来住。”我没有接，推辞说：“这么远，要过两次江，隔河千里，回不了。”祖母不由分说，塞进我的上衣口袋说：“你们学校就你一个外地人，不回来住，去哪里住？”看着祖母雪白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庞，又想到过早去世的父亲，我还能再说什么？只好点点头说：“我存了一百多块钱，今天到了县城就买辆车。”1986年，购买自行车已经不需要凭票供应了，更不需要找关系寻后门。中午时分，我顺利地从县城的知青大楼购得一辆26型的“飞鱼牌”自行车。奇怪的是，从未练习过骑车的我，居然一点也不害怕。骑上车，开始有点七扭八歪，在路上也轻轻地摔了两次，接着就飞奔起来，犹如一个熟手。只用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三点钟左右，我就到达了学校对面的赣江渡口。

有人说：奔腾的河流刚把昨天的故事送走，又将今天的序幕徐徐地展开，还有许多的未知正在明天奔流的路上。

果不其然。买了车的第二周，刚刚是发放工资的日子。那天吃午饭，菜很丰盛，有十多道。有难得一见的红烧肉、干辣椒炒鸭子，还有一大盆的水煮鱼。上了桌，杨庆拿起一瓶白酒，给每个人都倒了半碗。我推让着说：“我不会喝酒，不用给我倒。”邱索笑着说：“怎么不会喝，今天你一定得喝。”校长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端起酒杯说：“来，大家敬郭老师一杯，他可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师范生。工资是我们的两倍。”我忙站了起来，端起碗，受宠若惊般，说：“不敢当，不敢当。”大家看到我这般神态，都大笑起来。小管没有笑，他等大家喝了这一口，才端起杯说：“郭老师，我敬你，谢谢你请客。”“我请客？”我大吃一惊。“是啊，你不是买了新车子，请客嘛，”小管也有点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我……”我看了看校长，又看了看杨庆和邱索。邱索不自然地笑了笑，小声道：“郭老师，你每月工资这么高，不比我们都是民办教师，再说你又买了新车子。”“这……”我气得浑身发颤。“别气，别气，”杨庆连忙端起碗，说，“老杨敬你这一杯，既是感谢，也是道歉。”小管也跑到我的旁边，伏在我的耳边小声地说：“不要生气，否则大家都下不了台。”我端起碗，向着杨庆晃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这一餐吃了我25元钱，月工资的一半。

事后，小管告诉我，因为我是唯一的公办教师，他呢，父母都拿工资，所以学校其他几位民办教师，心里自然有点不对劲。说不清是羡慕，还是嫉妒，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到了周末，小管邀请我去他家玩。他的家在造口河的末端，靠近发源地。而我们的学校恰巧处于造口河的尽头，造口河就在这里流入赣江，是赣江一条重要的支流。我俩各骑一辆自行车，沿着造口河，向着镇里的方向，也是河流的源头方向进发。道路不宽，也就两三米，顺着山势上下，转了一个弯又一个弯，上了一道坡又一道坡。有些地方坡度很大，一不小心，很可能会直接掉入河里。我的新车，刹车功能优良，有几次，由于我及时制动，才避免了危险。小管，路况熟，个子又高，骑个自行车，仿如吃面条，十分滑溜，骑得又快又稳。

尚未进门，小管的母亲便迎了上来，他的姐姐直接抢过我的自行车，推到屋檐下停好。洗了手，上桌吃中饭。六盘菜在桌中央摆放得整整齐齐，色彩、品相令人垂涎。母亲姓姜，原是上海知青，下放到这个小山村，也因为机缘，嫁给了本地人老管，也就是小管当老师的父亲。难怪！虽说这也是一栋常见的“干打垒”，结构也是两层四间，但房前屋后，清洁干净。屋内摆设，井然有序，就连厨房，也是一尘不染。交谈中，说起了学校的轶闻。老管放下碗，抹了抹嘴巴，怒道：“不打招呼，就让你请客，做法不地道。”姜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全是慈爱和疼惜，轻声说：“可怜的孩子，一人在外，又没了爸爸，受人欺负哦。”我的心里突然一动，为了掩饰什么似的，低下头，回道：“谢谢伯父伯母，这些事都过去了。”小管的姐姐和妹妹坐在右边的长凳上，这时也掺和进来。一个说“吃了就算了，反正你俩也吃到了肉”；一个说“看得惯，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回忆起来，这两姐妹长得真是如花似玉。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姐姐的模样。椭圆脸、丹凤眼，齐耳短发，印象最深的是眼神特别清亮和有神。全身上下，散发着优雅而纯净的味道。这或许是母亲的基因遗传。我毫不顾忌地盯着她看了又看。小管用脚在桌下使劲地踢我，我不解其意，没有理会。饭后，在小管的房间里，小管做了几个刮脸的动作说：“想不到，你不仅是个老师，也是一个色鬼。”我一听，脸涨得通红，支吾道：“我也没想到，你的姐姐和妹妹全都这么标致。”吃晚饭时，我故伎重演。姜伯母看着我一副花痴的样子，笑呵呵地打趣说：“想不到，小郭老师也不是个老实人。”我吓得不轻，赶紧收回目光，埋头吃饭。严肃的老管这时却说起了伯母：“你别一惊一乍的，这只能说明我们小云实在漂亮。”“哈哈……”姜伯母大笑道，“小云，你听听你爸爸这话。”我以为小云肯定面红耳赤。殊不知，她大大方方地看了我一眼，说：“郭老师，我俩虽然同年，可我还得继续复读一年，争取考大学呢。现在不会谈恋爱。”“哟，哟！”姜伯母笑得筷子也握不住了，她指着小云连说，“不知羞，不知羞，你真以为人家看上你了？”经过复读，第二年，小云考上了省城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后来留校任教，如今已是二级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了。只是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当年这样一场温馨而融洽的玩笑？是否还记得我这个胆怯、拘谨而又“好色”的小郭老师？

下雪了。再过几天就是寒假了。赣江上空整天弥漫着一阵又一阵白色的雾气。雪块铺垫在路上，踩上去，就像踩在白色的云端里。山上的积雪更调皮，压得树枝大喊大叫。在夜晚，听得格外清楚。一些枝叶受不住这种压迫，纷纷跌落下来，路上、山谷里、树下，到处都有枯枝败叶。我握着车头，艰难地行进在造口河边。道路太滑，自行车比往日狡猾得多，总是不听使唤。造口河水也冻得直哆嗦，几乎听不见流水声。有几棵落光了叶子的树，站在河边，身子缩成一团，全身的皮肤黑黝黝的，有些地方冻得皲裂了，裂开了一道道口子。鸟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好像整个世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蓦地，车子一阵打滑，从陡坡上直往下面退。我连忙伸出双脚，却踩不着地面，悬在空中。我一边大喊，一边拚命地刹车。可车子有意与我作对，愣是停不下来。眼看就要掉入造口河了。我只得眼一闭，用手一推，车子随之一侧，倒了下来。我也随着车子，滚落在地，几块石头正好磕着了我的手掌，顿时一股剧烈的疼痛猛然袭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居然也摸到了几点血。原来，我的额头也擦掉了一块皮。我气急败坏地大骂：“下这么大的雪，开什么会啊，难道不知道我会掉入河里吗？”看了看身边歪倒的车子，又抬头望了望山上厚厚的积雪。我鼻子一酸，忽然放声大哭起来。或许是我的哭声惊动了树上的飞鸟，一群黑色的小鸟扑扑地飞到了天上。灰白色的天空，几乎淹没了小鸟的身影。哭声飘荡，晃悠在造口河上，顺着河水漂得很远。造口河啊，请你记住一个男人青涩的哭声，也请你珍藏一个男人偷偷的哭泣。哭了一会，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用手抹掉眼泪，又搓了搓冻得麻木的手，扶起车子，再次向镇里出发。

到了镇中心小学，会议已经开始。正在讲话的黄校长或许看到了我额头上的伤痕，或许看到了我身上的雪迹，只瞟了我一眼，却没有说什么。我的心一直狂跳不止，眼睛也被什么盖住了似的，看不清讲台上的人，也听不清黄校长在说什么。这一刻，我的脸上肯定写满了沮丧和郁闷。会议结束后，我推着自行车，和小管一起准备到镇街上吃饭。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有点耳熟的喊声：“小郭老师——志锋老师，你等等。”我俩回头一看，却是老管。我俩跑到老管跟前，小管说：“爸爸，你这里又没饭吃，我们去街上吃饭。”老管嘴巴动了动，突然笑了起来，说：“怎么没饭吃？爸爸早就知道你们会来开会，下了三碗米。”又说：“志锋老师，想不到，你还是一个作家。”“作家？”我有点莫名其妙地嘀咕道。“走，到我办公室去。”老管边说边引着我们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条递给我，说：“看看，你的稿费汇款单，九十块钱，能抵一个多月的工资呢。”我一把抢过，定睛一看，真是一张汇款单，上面清楚地写着金额90元，并注明是《晋阳文艺》稿费。“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声调陡然提高，“管老师，走，我请你们吃饭。”老管摇头道：“不必，今天，你俩都在这儿吃。等一下，我请黄校长也来，让他也高兴一下。”我的心境为之大转，猛觉得眼前的雪光亮堂了许多，照得人明晃晃的，连学校院子中央那两棵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此时也挺直了腰杆。

过了不久，我收到了师范学校文学社指导老师寄来的信。他说，万万没想到，我能成为文学社第一个在省级纯文学刊物发表小说的社员。他怕稿费单遗失，又不知我具体分配在哪个村小学，只好寄到镇中心小学，由他们收转。并要求我收到了稿费立即回复。小说的题目叫《蓝色的河》。师范最后一年，我读到了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对他笔下的黄河和额尔齐斯河充满了向往与崇拜。于是也以师范生活为素材，以赣江为空间背景，写了一个中师生的故事。投稿后，一直没见回音，也就不抱什么希望。谁知道，竟然发表了。

收到样刊时，已是次年的春天。我握着杂志跑出学校，在赣江边的沙滩上狂奔，口里大叫着，就像一个疯子。当晚，我在写给莲的信里，说了这件事。结尾的时候，我豪情满怀地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条河流。它比所有的高山都轻盈，也比所有的田野更长远。我找到了我心里的河流，它就在我的心中，它在迅速地奔流。”莲显然读懂了我的回信，回写道：“是的，我们的心里都有一条河流，所以我们的内心从不干涸，更不会成为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