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客手记

                   一

曾经无数次作客，但大多记忆模糊。唯有小时候的作客经历，时常浮出水面，变幻出不同的色彩。

那时候出外作客，在村里可算是一件大事。谁家有人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眼尖的人立即就会笑着询问：“哎呀，又去作客啊？”去作客的也会眉开眼笑，答一声：“是啊，我去我XX家。”作客回来，村人同样高度关注。一进村，就是一路的追问。假如你捎回了一些猪肉、鲜鱼或布匹，免不了也得展示一番，或者散发一把饼干和糖果，让大家沾些喜气。

我最常去的是老舅家。去老舅家作客，除了向往能吃上猪肉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往那儿的汽车。祖母的娘家离我家不远，也就四公里左右。先是过一座木板桥，再穿过一条小峡谷，就能看见对面的公路。每回和祖母过山谷，祖母都得唠叨作客的规矩：见了老舅和老舅母，嘴巴得甜点，多呼几声；吃饭时不要专盯着肉和鱼，夹一筷子菜得吃几口饭；不要再损坏老舅家的物件了……我虽然烦燥，但只得忍耐，一一口头答应，心却早已飞到了老舅家。走了不到半小时，就上了公路，然后再走一公里，便到了老舅家。

老舅的家，正门面对着公路，二者相距不过三十来米。公路虽窄小，却带给我无穷的惊喜。一进老舅的家，我立马拉上比我大三岁的香香表姐，让她带我去捡小山竹。然后，将那些又大又直的竹子挑出来，偷偷地放在公路上，排成长长的一排。接着迅速地跑回家，一直跑上二楼，双双坐在阳台上，眼睛直盯着公路，等候汽车的到来。可惜那时汽车太少，常常要等好久。终于，有一辆大货车开过来了，粗粗的轮胎在竹子上飞快地驶过，“嘭嘭嘭”一声声猛然炸开，好像在放爆竹。我和表姐站在楼上，高兴得直拍手。正在聊天的老舅母和祖母却吓了一跳，急忙跑出来察看究竟。祖母一看，又是炸竹子，只得一路小跑，跑到公路上将已剖成几片的竹子拿回来，又朝楼上大嚷：“遂川佬（我的奶名），你又做坏事了。”老舅母笑了笑，阻拦着说：“少见多怪，让他玩去。”

那时，老舅母好像对我的“错误”毫不在乎。祖母也害于“作客”，少些责备。或许正是这些因素，我恶作剧的胆儿特肥。有一回，我刚从外面大汗淋漓地跑回来，就听到老舅母讲“香香，你快去将匏瓜藏起来，不要让遂川佬发现了”。什么呀？这么重要，还得防着我这个作客的？我往前一瞧，便见香香表姐正在上二楼。结果，香香表姐刚把已晒了几个月、准备用来做瓢的干匏瓜放下，就被我从楼板上抱起，双手一挥，硬是从二楼摔了下来。“哐啷”一声，匏瓜炸了个稀巴烂。一时大家都愣了。还是祖母反应快，抄起身旁的笤帚用力地向我抽来。可老舅母反应更快，她一个跨步，挡在我的面前，笑着说：“姐，这事怪我，如果我不说，他可能还不知道。”祖母“扑哧”一声也笑了，但她马上又阴下脸说：“看在老舅母的份上，我暂且饶你。”我知道，祖母的笑完全是老舅母逗出来的。要不是作客，这一顿教训肯定少不了。

我也喜欢去外婆家。或许因为从小做了童养媳的缘故，从而导致母亲和娘家的关系一直不咸不炎。外公是个理发匠，常年走村串户，见不到人影。外婆本性老实，又从未生过儿子，性格沉默寡言。幸有三个姨妈，待我亲如儿子。每次我去作客，她们总是喜出望外，白天抢着背我去劳作，夜晚争着带我一同睡。可我生来不安分，常给他们惹麻烦。大姨背着我煮饭，我居然用力拔她的长发，疼得她呲牙咧嘴；二姨搂着我睡觉，我又将一个铁发夹放在她的颈下，把她的脖子也划破了；最惨的要数小姨。由于她长得极像电视剧《女人不是月亮》中的女主角扣儿，很有些出众，村里的小伙子见到我就逗：“叫小姨父，叫小姨父。”我不知有诈，有求必应，常常弄得小姨脸红耳赤。父亲过世后，只有小姨还未出嫁。虽说我已渐渐长大，不可能再让小姨背，但小姨依然盼着我去作客。只要得到我去作客的消息，小姨就会将屋子的前后院打扫一新，还会专程上街割回一两斤猪肉。

小姨出嫁后，再去外婆家时，已是另一番情景。家里家外鸡屎遍地，肮脏不堪，外公、外婆也是越来越苍老，我再也没有去作客的兴致了，去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个地方，我平生只去做过一回客，但记忆犹新。那是老姑妈的三女儿，我称“三表姐”。三表姐在县印刷厂上班，表姐夫是个司机，据说开着一辆很大的货车。记得他俩第一次来我家作客的时候，简直轰动了全村。当时是夏季，三表姐穿着白底蓝花连衣裙，脚上套着白丝袜，露出的部分洁白如雪，直晃人眼。其时正值“夏收”季节，村里人都是脸孔黝黑，双脚沾泥，看见他俩自然羡慕得直吞口水。那几天，全村人轮流请他俩吃饭，按祖母的话说，就像古时“接官”一样，礼遇有加。临走时，表姐再三邀请我们去作客。有一年冬季，我和祖母终于进城，来到了表姐家。表姐家果然好玩，非但住在三层楼上，有许多糖果吃，而且洗澡和上厕所，都在屋内，不必像乡下跑那么远的路，雨天还得撑伞。可是，只住了一晚，祖母就拉着我死活要回。我不知何故，用手抱住表姐家门前的电线杆，哭哭啼啼，不肯回去。祖母很是恼火，张开五指，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回家的路上，祖母一言不发。从那以后，祖母再也没去过表姐家。表姐也再没来我家做过客。其中缘故，我不得而知。

                                二

当时，限于经济的困境，去作客的人非常轻松随意。有钱的砍两斤猪肉，主人自然欢喜；没钱的买一两角钱水果糖或在裤袋里揣五六个鸡蛋，也能得到主人热烈地回应。那时我家穷，祖母每次回娘家，都是买上一角钱糖，一分钱一粒，总计十颗。到了娘家，将十颗糖一散，小孩子上前一抢，老舅母也是满脸的喜悦，从不计较礼物的轻重。要是碰上正月，那更是客来客往，毫无顾虑。即便你没有礼物，不认识主人，也只需一两句吉祥的话儿，就能得到主人热情地接待。相反，为了招待客人，主人又往往不计成本。有的将节省了几个月的油煎精猪肉端上了桌，有的还悄悄地去向邻居借些鸡蛋，以求多做一个菜……在这儿，平常招待客人至少也得“六个菜”，称为“六碗”。如果遇到办喜事或是春节期间，那又得“九个菜”，四个盆装，五个碗装，称为“四盆五碗”。如果你去作客，主人摆出的是七个菜，那么十有八九东道主家有人最近过世，正处丧期。只要客人吃得高兴，主人就觉得值，觉得脸上有光。假如桌上缺菜少油，主人立马低声下气，似乎欠下了债务似的，满心地不安。

然而待客之道，远不止这些。如果遇到红白喜事，那更是郑重其事。有道是：“天上雷公，地下舅公”。在本地，娘舅如同天上的雷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也是地位最重要的客人。

记得我结婚时，祖母将这一些礼仪安排得妥妥当当。婚日来临之前，还对我进行“岗前培训”，再三地进行嘱咐。我结婚的日子定在农历十一月初七。按习俗，婚日前一天得“等舅母”。初六那天一早，我家就派大妹前往外公家等“舅母”。等舅母也有讲究。进门得讲“沾舅母光，请舅母赏光”之类的邀请语，然后挑着舅母的贺礼，将舅母接来作客。中午，则举行正式宴席，专门宴请“舅母”。不过，规模相对婚姻正宴小一些。席设四座，舅母坐首席，其次是老舅母、姨母、姑妈，陪的也全是女客。当晚，吃过晚饭之后，在九点左右还得吃一餐，谓之“夜宵”，这也是舅母的“特别优待”。初七正宴，那更是忙忙碌碌。先得早早派人坐在舅舅的必经之路上等候，临近中午，一旦看见舅舅的身影，得立即组织吹鼓队上前迎接。一边是鞭炮齐响，一边是唢呐吹奏，把舅舅迎进家门后，还得选派村里最有身份的老者上前作揖打礼，笑脸相迎，将舅舅让到首席位置。正宴结束后，舅舅不得留宿，得当天送回，同样又得鞭炮、吹鼓相送。可舅母还得留下，因为次日还得举行宴席，谓之“送舅母”，也是特别地款待。这些礼数虽然稍嫌繁琐，但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父亲过世后，老姑妈家每逢办喜事，我就得充当“舅公”的角色。祖母怕我失礼，又是另外一番叮嘱。说作为娘家，把好不容易生养成人的女儿嫁给夫家，享受尊贵的待遇也就这几天，得好好利用，否则会让夫家小瞧了。比如：吹奏手不出大门迎接，你就背着喜镜站在外面，坚决不进门；如果你还没有吃饱饭，就放了散席鞭炮，你这坐首席的尽可使性子骂人，甚或将酒桌掀了，也是可行的……老姑妈生了五个儿子，孙子孙女一大堆，我前后坐了数十次红喜事的首席，可从未发过火。这既有对方礼数周到之因，也有我年龄小不计较的大度。因为，在乡里，经常闹出舅公掀酒桌或是将送去的一面大喜镜子在半路上砸碎的新闻。而且，即使葬礼这样的白喜事，只要你涉及到了娘舅，一样得入乡随俗。在我十岁的时候，村里有个老太婆死了。因为正值酷热夏季，她的娘家又太远，便选个吉日入土了。谁知，老太婆的弟弟得知情况后，怒火中烧，带着数十人，冲到村里，先是将姐夫家砸了个体无完肤，尔后双手叉腰站在村口大骂村里不识礼数，并叫嚷“得罪舅公这位地上的雷公，你们不得好死”……村里人自知理亏，竟无一人敢上前对阵。等他们骂累了，才争先恐后地上前认错道歉。最后还得整几桌好酒好菜，热情款待一番，对方才算罢休。

                               三

如今，祖母已离世十载，她的话再次勾起我的联想。纵观乡村，自古以来，民风淳朴，为人友善。连处在深山里的汪伦，见到大诗人李白，也能一见如故，奉若神明。李白感激之余，欣然赠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一千古佳话，见证了中国乡土绵延的待客传统。

只是，大诗人无力预料，当下的社会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如此流年光景，恐怕祖母也会惊讶不已。由于通讯和交通的无比便捷，作客的味道逐渐变得寡淡。有事情，打个电话，就能交待得清清楚楚，再也不必上门作客，促膝谈心了；即便上门作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再也不必住在主人家过夜了。有了摩托车和小轿车，就连正月初一的拜年，也换了花样。以往，但凡年轻人，都得成群结对走访各家各户，拜年作客，喝几口水酒，聊一会天，说说这一年来各自的故事。而今，年轻人都嫌麻烦，只在村祠堂里摆上十几桌，搞个所谓的“团拜”就草草地散场，然后各自组合打麻将、玩扑克。玩到初五之后，又各自带着行李，奔往天南海北去打工，全然没了年的氛围。最让老年人伤感的，是红白喜事，居然也办得潦草，丢了往日的礼数。不光将三天的酒席并作一餐，不等“舅母”也不等“舅公”，而且将酒席移至酒店，竟然不设席位，没有了贵客和常客之分，令娘舅家族尝不到一丝儿尊贵的快感。酒席结束，也不问舅公如何，重视的却是收到多少礼金，使命地翻看礼簿，看看究竟谁没来，来了又写了多少金额。

此种风气弥漫开来，渐渐腐蚀着我们的内心，吞噬着那一块柔软的部分。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常常听到有人发牢骚，抱怨来作客的亲戚，给小孩的红包钱数太少，没有自己上次送出的多；也有倾诉自己去作客，受了怠慢的经历，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三表姐打从县印刷厂下岗后，居然天天推着板车，走街串巷，推销着本地啤酒。那一次，她刚好推销到我居住的小区。当我认出她的那一刹那，心跳猛然加速。此刻，她姣好的面容早已变作满脸的皱纹，更寻不到那双光洁长腿的踪影。也不知如今到乡下作客，还能有谁会礼遇她？

幸亏，香香表姐丝毫没变。已在广东做了服装公司老板的她，年年春节开着奥迪车来我家作客，一住就是三五天。与此同时，她也时常打来电话，邀请我们一家前去作客。有几次，我也以“没时间”推辞，香香表姐却不吃这一套，大怒道：“遂川佬，难道你也学得这么庸俗了。亲戚亲戚，越走越亲，不走就不是亲戚了。你赶紧给我过来。”我心里一动，带着妻儿，坐上高铁，前往广东去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