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我接到通知,自己被分配到沙坪镇造口小学任教。
8月28日清早,我高高兴兴地提着脸盆瓷碗,背着被席,在县城登上了前往沙坪镇的班车。两个小时后,当我从车上走下来时,发现全身已是灰溜溜的。原来,这数十公里山路全是土路,前面车子卷起来的一阵阵灰尘,全都吹进了我所乘坐的班车内。哪料,这还不算什么,更大的意外还在后面。我向镇上的一个店老板一打听,才知造口就是宋朝辛弃疾名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的造口,竟在十五公里之外的赣江边。满身沮丧的我,望着渐渐暗下来的天,只得拖着行李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突然,前面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向我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较高个子的说,我们是沙坪中学的学生,已听到了你和店老板的对话,走吧,今晚你就在我们宿舍住一夜。别无选择,我只好跟着他们走。
因为大部分学生尚未到校,宿舍里果然很空。晚上,大家躺在一起聊天。较高个子的学生听说我刚十八岁,不由得夸起了大拇指。他说,我还比你大一岁呢。可是你就要拿工资了,我却在这儿复读,明年的高考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宿舍里的几个小伙子都很羡慕地望着我,并且七嘴八舌地猜测我每个月能有多少工资。从三十元一直猜到了八十元。听了他们的话,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
次日,几个同学七手八脚地帮着我运行李,一起说笑着来到了中心小学。虽然尚未正式开学,可校长早已在学校里,忙着开学事宜。当听说我就是新来的师范生郭志锋时,校长显得非常热情。他笑眯眯地倒了一杯热茶,递给我说:“你不仅是造口小学唯一的公办教师,而且是我们全镇最年轻的教师。”坐了一会儿,他就叫来了一个中年教师,让他骑自行车送我去造口小学。中年教师姓王,身材高大,但脸上的表情却有些木讷。他二话不说,抢过我的行李,很灵巧地绑在三角架上,居然没有占用后座。我毫不掩饰心里的感激,望着他直笑。
山道真窄,曲里拐弯。有好几处地方还相当危险,左边是险峻的山岭,右侧却是流水湍急的沙坪河。要不是王老师身高腿长,每当危急之处,总能脚尖踮地,我俩早就摔下河里了。此刻,我才明白校长安排王老师送我的良苦用心。走了大约两个多小时,终于看见了那块木制的校牌。
学校很小,座落在赣江之滨。背后是绵延起伏的群山。校舍也很陈旧,一幢土打垒的平房作了教室,一幢当年上海知青下放时的集体宿舍作了教师办公室兼卧室。也没有电灯,每个教师用的都是煤油灯,煮饭炒菜完全是烧木柴。全校五个教师,加上两座一人一校的自然村小,共有七名教师,一色的男人。而我,非但是唯一的公办教师,还是唯一的师范生。于是我的教学任务格外繁重,既要担任四年级的语文、三年级的数学教学,还得承担全校的音乐课。在我之前,学校里从来没有音乐课。所以当我弹起脚踏风琴,教四年级同学演唱第一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时,全班同学兴奋得发狂,个个喊得震天响。有一个叫肖琴香的女同学,唱着唱着,竟然唱出了眼泪。她的声音特别动听,甜美纯净,好似山里的一股清泉。后来,五音不全的我居然组建了一支小小的合唱队,教大家进行简单的表演唱。唱的歌曲主要是一些当时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比如《三月里的小雨》、《橄榄树》、《踏浪》等等。从此,大山里开始响起了欢乐的歌声,随着那些野花,开满了山坡和河谷。
每天的黄昏,有时,我一个人到赣江边漫步,领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人生意境。有时,则带着一群学生在江边追着浪花奔跑,和着奔腾的江水一起高歌。大家最喜欢的唱的就是《踏浪》中的第二段:“海上的浪花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肖琴香的父母都是渔民,住在渔船上。有一回,我和几个学生玩得太晚了,就在她家的渔船上吃饭。窄小的船板上支起一个小小四方桌,众人或坐或站,端着碗,吃着一大脸盆鱼。具体什么鱼记不清了,只记得好辣,好香,好过瘾。饭后,我与肖琴香的爸爸坐在船头聊天,学生们在沙滩上嬉戏。薄薄的雾气从江中渐渐升起,一轮明月不知不觉地挂在了天边。夜幕轻轻降落,一点儿也没有惊扰我们的谈兴。
如今,三十多年眨眼过去。造口小学也早已随着万安水电站的下闸蓄水,沉到了赣江底。沙坪中学也早已没有了高中部,那个留我住宿的小伙子现在县自来水公司上班。而那个骑自行车送我的王老师,因为不幸患上肝癌,早已离开人世。幸运的是肖琴香同学,师大毕业后,成了一名优秀的音乐教师,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