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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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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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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有归处

风好像被谁偷走了,藏到了隐秘的地方。却偷不了太阳,依旧挂在高空。一团团热气,像是烤得滚烫的万能胶,粘到了身上,怎么都揭不下来。

我一弯下腰,稻田里的热气就腾腾地扑了过来。早晨,田里的积水还是一片清凉,临近中午,却成了半开的水,有点烫脚。汗水顺着我的脊背流淌,有一种厚重的滑腻感。我站起身,扔掉镰刀,用左手撑着腰,右手曲成半月形放在嘴边,向着前方呐喊了一声:“哦——哦噢——”据说,这样一喊,被偷走的风就能找到回家的路。然而,等了一刻,仍然没有一丝儿风。母亲忽然站起来,把手中的稻子一甩,喊道:“快点,割完这一块就回家。”大妹割得很快,跑在前头。她听见母亲的喊声,回了一下头,又挥起了镰刀,随后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在我旁边的是二妹,娴熟地挥舞着镰刀,好似与我展开了竞赛。她性格内向,从来不会主动与人搭讪。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插秧很厉害,又快又直,常常把我和大妹丢在后边。这会儿,我朝她喊了一声:“秋梅,我们去打谷。”二妹闻声,走了过来。我家的打谷机,是分田时生产队留下来的老旧打谷机,体积庞大,又笨又重。每一次打稻谷,我都踩得双脚酸疼。还是老规矩,我踩打谷机,二妹抱稻子。我一边使劲地踩着打谷机,一边接过二妹传来的稻穗。一把稻穗放在转动的脱粒滚筒上,金黄的谷子四溅,泥水也随之四射开来。只一会儿,我的衣服不仅水淋淋的,而且布满了泥巴,星星点点。二妹提出与我调换,我摇了摇头。其实,从田里抱起稻穗,传给打谷的人,也不轻松,不但要满地跑,而且全身都得惹上泥水。再说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扛打谷机、踩打谷机,我都义不容辞。 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宿命。

此刻,田埂上急匆匆地走来一个人。那人戴着草帽,向着我们不停地挥手。我们也看不清是谁,未加理睬。直到他连喊几声“智峰”,二妹这才听见。她推了推我,用手往前指了一下。我从打谷机上走下来,打谷机的齿轮发出几声奇怪的低吼,渐渐地停了下来。再听那人的声音便清晰了,他喊的是“智峰,你考上了,考上了”。我向那人走去,那人摘下草帽当扇子,一下一下地扇起风来。我一看,不禁叫了起来:“衷老师——”他是我初三的政治老师。他来干什么呢?我看着他,心里很疑惑。“祝贺你啊,智峰,你的中考成绩全乡第一,全校三个人上了中师线。”衷老师大声地说着,满脸放光。大妹也听到了,她高兴地大喊:“娘,哥哥考上了,考上了”。母亲转头看了一下,脸上喜气盈盈,但她没有起身。等了许久的风,这时候终于来了。风儿吹得田埂上的那排茄子树直摇,吹得稻穗直晃。母亲猛地站起身,向着前方用力地喊了一声:“啊,凉快喽!”

到了家里,我把老师让进堂屋。转身向着邻村炉坑跑去。炉坑是我老舅妈的娘家,祖母正在那儿作客。等我找到祖母时,祖母正与老舅、老舅妈几个人坐在树下聊天。老舅一听,用手拍了拍大腿,大叫道:“老姐,老师来了,就说明贤华考上了。”老舅和祖母自幼姐弟情深,说罢立刻起身,两人一起回了村。一见到老师,祖母居然哭了起来:“祖宗开了眼,祖宗开了眼啊!”转而又拍拍手说:“只可惜啊,火生没看到。”火生是我父亲的奶名,他因公去世的那一年,我刚九岁。老舅安慰着祖母说:“老姐,你莫哭了,快煮饭招待老师吧。”祖母一听,当即擦去眼泪,笑道:“我也是高兴得糊涂了。贤华,你快去街上买些菜。”祖母给了我五块钱,我接过钱,快步向着三里之外的圩镇跑去。由于跑得快,在路上我被一座破烂的小木桥绊了一跤,左脚底插进去一小木刺。我忍住痛,一下坐到了路上,抱起脚,用手拔了,随地抓起一把土,抹了抹伤口。然后瘸着腿,跑到了街上,买了一斤半猪肉、一斤花生米和两块豆腐。

如今,我已记不清饭桌上过多的细节,只记得那一餐饭足足喝了三壶米酒。老舅举起酒碗,连续敬了衷老师三碗。老舅说:“老师,感谢你们啊。我这个姐姐命苦,几岁就没了爹,二十几岁又没了老公,老了老了,又没了崽。好不容易啊,终于等到了这个好孙子。”老舅端着酒碗,说着、说着,泪水就涌了出来,一颗一颗地掉在面前的酒碗里。衷老师摸了摸嘴边的酒滴,咂巴着嘴称道:“我早听说你姐的名字,蛮能干。你看看酿的这酒,名不虚传。”祖母微笑着,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等老舅再要筛酒时,她抢过去,劝道:“别喝了,再喝你就醉了。你也六十多了,要保重身体。”老舅笑了,抢白道:“你都七十多了,喝得还比我多!”祖母笑道:“我这是要敬老师的。”老舅举起碗说:“我也是敬老师的。”“哈哈……”衷老师见状,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过了几天,初中学校的教导主任刘家佐和一个矮个子男人来到了我家里。其时,夏季的“双抢”刚结束。抢完收割和秋插,我整个人已经黑不溜秋了,一双手又红又黑,几个地方还晒脱了一层皮。刘主任一见就说:“一看就知道,智峰是个能吃苦的人。”年少的我,听见了这句话,只觉得鼻头一酸,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祖母转头瞅了我一眼,低声地说:“不是我吹牛皮,主任。我这孙子,不用我操一点心。”刘主任听了微微点头,矮个子也附和道:“没爹的孩子,真是不容易。”

坐下后,矮个子说:“我是县教育局的股长,姓彭。”彭股长说明来意后,祖母却沉默了。原来,教育局建议我放弃中师,去读高中。其时,母亲也刚好在家。她听完,轻轻地嘀咕了一声:“读高中,哪里读得起?”祖母思索一番,介绍说:“我家十几亩田,全靠媳妇一个主劳力。大孙女万香只读了一年书,二孙女秋梅现在又回来了,家里实在没办法。”刘主任摇摇头,让我跟着他来到了屋后。屋后面是一小块稻田,已经插上了绿油油的秧苗。田边几棵高大的柏树,生机勃勃。微风吹过,绿色的枝条向着我们颔首致意。刘主任身材高大,常年戴着一幅近视眼镜,表情十分严肃,我向来敬畏他。而此时,他笑嘻嘻地问道:“你在全县数千名毕业生中,名列前十呢。否则,彭股长就不会来。你自己的意见呢?”我低着头,不敢直视校长的眼睛,一边用脚在地上擦抹着,一边小声回道:“我去读中师。”

“哦!”刘校长听罢,只吐了一个字。他抬起头,仰望着天空,若有所思。我侧着头,瞥着他,他的眼镜片在太阳下闪着几点耀眼的光芒。坐了两个多小时,凭我们再三挽留,他俩硬是不肯吃中饭。

临走时,刘主任又抬头望了望我家空荡荡的屋顶,目光越过没有铺设木板的二楼,最后停留在那些参差不齐的瓦片上,轻轻地叹道:“就这样定了,智峰,你准备去县城体检和面试吧。”

无疑,体检是一个关口。老舅与祖母商量了几天,最后决定让老舅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表叔送我去县城。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城,前一个晚上,我激动得一夜无眠。次日一早,二表叔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飞到了我家里。出门时,祖母点了几根香,插在神台的香炉钵里,不断地祈祷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佑我孙子顺顺利利。”二表叔高中毕业,做过小学民办教师,自然有些见识。车子沿着潞河一路向前。他再三地叮嘱着:“体检时,你不要多说话。人家问你,你也要想好了再说。测量身高时,你的脚跟可以踮起来,省得人家嫌你矮……”我怯怯地说:“我不敢,如果人家发现了,取消我的资格怎么办?”“你啊你?”二表叔停下自行车,两条腿顶着地面,似乎有些生气地说,“发现就发现,你纠正过来就是了。”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测听力和视力,你都要认真些,不能三心二意,你要对得起我姑妈。我只有你奶奶这一个姑妈,所以要负责到底,我也要对得起她。一个上午的路程,二表叔的唠叨也顺着河风飘了一路。

到了罗塘,就要坐轮渡过赣江了。站在轮渡上,我向着对面的县城眺望,一颗心怦怦乱跳。这就是县城啊!果然热闹噢,你看江中间,这么多船挤在一起,还有一个人裸着上身站在船头唱歌。江风浩荡,吹乱了那人的头发,几乎遮住了他的半边脸。再看江边,那里有一排排高大的柱子,正冒着漫天的浓烟。二表叔说,这是县里的糖厂和水泥厂。

进了城,二表叔找到了他的舅舅,也就是老舅妈的弟弟。他姓周,在赣江边的县啤酒厂当厂长。周厂长国字脸,瘦条身,标准的帅哥。据说他当过县农业局长,去过罗马尼亚,不知什么缘故,被撸了局长,降级当了小厂长。他见了我俩,满面红光的,连声说:“好事,好事,大好事。”说着起身从办公桌上抓起两瓶啤酒,递给二表叔和我。我摆了摆手。二表叔不客气地接过,熟练地在桌边一磕,揭了盖,仰头便倒。“咕噜”几下喝完了,又抓起桌上的另一瓶,又是“咕噜”几下,放下瓶子高声道:“舅舅,热天喝啤酒,就是过瘾啊。”周厂长笑道:“舅舅这里什么都没有,但酒包你喝够。”晚上,周厂长在办公楼的门前架起一个小方桌,摆上三个小方凳,招待我们吃晚饭。吃饭时,工人们三三两两的从身边走过。我颇感尴尬,有点奇怪的感觉。但二表叔和周厂长喝得欢实,一瓶又一瓶,连喝了一打(十二瓶)啤酒。晚风阵阵,周厂长用手搔了搔头,高声道:“好凉爽的风啊”。二表叔也说地方选得好,坐这里能吹到江风,好爽快。不知怎么,周厂长后来也要我喝上一碗。我推辞说:“我从来没喝过酒,不会。”二表叔说:“小孩子,就算了。”周厂长脖子一拧,喝斥道:“你不懂,以后当老师也得应酬,不喝酒怎行?喝!”他不由分说地替我倒上一碗。我看着二表叔,不知所措。二表叔端起碗,看了我一眼,说:“既然老舅这么热情,你就喝一口。”我慢悠悠地捧起碗,轻轻地抿了一口。“怎么样?”周厂长兴味盎然地问道。“有点辣,又有点馊味。”“哈哈……”他俩大笑起来。饭后,由于厂里没招待所,周厂长就带着我们去会议室睡。会议室也不大,中间一张大桌子,很像乒乓球桌。周厂长扔给我俩几本书和一床毛毯说:“书当枕头吧,将就将就。”睡在桌上,好多蚊子在我俩的头上嗡嗡地飞。我被咬得无法入睡,只好坐了起来,抓起一本书,向着空中乱挥。二表叔可能酒劲发作,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波澜起伏的呼噜,在会议室里盘旋着、回荡着。

体检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县人民医院,主要是拍片和血化验,其他的检查全部放在实验小学的教室里。先是量身高,我暗暗地提起脚后跟,脖子也伸得老长。年轻的女大夫看了我的样子,直捂着嘴笑。还要量体重,这个我也有准备。站在磅秤上,我双脚用力往下压,脸红脖子粗的,一看就知在用蛮力。多年后,我的妻子也说了她的体检经过。她与我初中同班,两人学习成绩相似,总在前三名徘徊。奇妙的是我俩的体形更相似,矮而瘦,属于令人担忧的一类。那天,她是父亲带着去体检的。为了增加体重,她的父亲逼着她连吃了几大片西瓜。临上磅秤时,她又喝了一大瓶汽水。哪料,一过秤,竟然只有三十公斤。掌秤的是个老大夫。他不相信似的盯着秤星看了又看,扭了扭脖子说:“初三的孩子,才六十斤哦。”历史就是神奇的魔术师。谁能料到,到了二十一世纪,体检实现了大反转。当下的考生怕的都是超重,千难万难也求不到苗条的身材,更怕查出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一类的老年病。视力检查既要看视力表,又得辨颜色,以排除近视和色盲。还有一关,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又不是兵检,更不是飞行员招录,怎么会裸身检查呢?我和一个男生同时进了一间封闭的教室里。那里坐着一位中年女大夫,穿着洁白的外套,双眼紧盯着我说:“把衣服脱了。”我以为听错了,迟疑了一下。她又重复了一遍:“把衣服脱了。”这一回我听清了,连忙扯下身上那件有点掉色的白衬衫。“裤子也脱了。”这句话,我听清了,可心里吃了一惊。我稍稍回头,发现那个男生的脸也白了。“你是不是听力有问题?”女大夫不耐烦地站起身,径自走了过来。我发现,她的双手戴着一双肉色的手套。“我,我……”我支支吾吾地不敢看她。“明白了。”她严肃的脸顿时松驰下来,有了一点戏笑的味道,“小小年龄还害羞,难道我还没见过你们这些小雀雀?”她略一弯腰,迅捷地扯下了我的半长短裤。“哦!”我连忙用手捂住下身。“把手拿开。”她命令道。我扭捏地放下了手。忽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又立马弯腰用手捂住右下肢。她围着我看了几眼,说:“捂什么?”她走上前掰开我的手,一瞧说:“哦,是块伤疤。”然后走到桌边,拿起笔写着,口里叫道:“下一个”。我逃也似的夺门而出。

回家的路上,二表叔催问着后面的检查情况。我说了脚上伤疤的事。这块疤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从树下摔下来造成的。长条形,有些显眼。二表叔听了,未发一言,跨上车就走。我在后面追着,我穿过一棵又一棵松树。河风很大,吹得我的身子有些歪斜。祖母听完经过,眨了眨眼,说:“菩萨会保佑的,肯定没事。”

眼下的公务员面试,考官少则七人,多则九人。程序也复杂了许多。1983年的面试,却要简单得多。而且那时是先过体检,再面试。面试时只有三个人当考官。其中一个姓肖的主考,另一人主要负责记录考试情况和成绩。面试先是几个问答题,主要考察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维敏捷度。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记不起来。只记得主考问我:你一百米跑要多少秒?我可能紧张了,听成了五十米要多少秒?于是回答说,九点六秒。主考大惊失色,故意提高声调说,这一下好了,我们学校要进来一位世界级选手了。我脸红耳赤地低下了头。幸亏让我朗读峻青的《海滨仲夏夜》选段时,我的表现不错,挽回了一点面子。我朗读的是开头两段,起初我还有点忐忑,后面越来越读顺畅,声音也呈现出清亮的质地,可以说是渐入佳境:“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一读完,主考就说“好,好”,这两声叫好虽有违规之嫌,却满足了我的自尊心。我喜滋滋地奔出了考场,当天中午,一个人吃饭时喝了半瓶啤酒。

喝完酒,我在街上闲逛。小小的县城,那会儿在我眼里是神一般地存在。站在邮政局的门口,我寻到了一排报刊栏,里面排满了各式各样的报纸。我顶着烈日,独自一人在那儿阅读报纸,看了《人民日报》的副刊版,又看《光明日报》的副刊版。既顾不上脸上汗水直流,也顾不上路人异样的眼色。实在受不住日头的炙烤了,便盲无目的地穿过一条小巷,转到了江边,那里是县布鞋厂。正在午休的女工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树荫下,说说笑笑。猛地,有一个姑娘从对面走了过来,她撑着一把淡绿色的伞,身穿一条白底碎花裙子,步子轻快而优雅。“咦,你们看,她来了。”女工群里竟然有一个小伙子,他站了起来,指着姑娘说。我一眼望去,但见一阵江风吹来,撩拨着姑娘的裙边,就像吹拂着一朵盛开的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见穿裙子的姑娘,也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女性。我盯了许久,直到姑娘消失在前面的转弯处。多亏我年龄小、个子矮,无人注意,否则会让人笑掉大牙。

奇巧的是,那晚我睡在床上,居然一直想着,要是长大后,能娶个穿裙子的姑娘做老婆,该多好!如果把这样一个仙女似的姑娘娶回家,祖母该多高兴啊!仿佛我已实现了目标似的,我看着坐在床边的祖母直笑。祖母拍了拍我的头说:“笑什么啊,这么高兴。就要当老师了,还像个小孩子。”

暑假即将结束,八月中旬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本来祖母还是叫二表叔送我入校报到。可是舅舅不同意,他争着要去送。二表叔很愤怒,他说:“种树不见他,摘果子倒是出来了。”然而母亲坚持说:“是我生的儿子,挣面子的事就该轮流来。”看到两人争执,老舅做了让步,他劝退了二表叔,决定让舅舅送我。外婆生了母亲四姐妹,愣是生不出儿子,外公就从邻村抱养了一个本家男孩,作了过继子。那就是我的舅舅。不承想,那个本家有酗酒的基因,几兄弟个个嗜酒如命。舅舅也是如此,从早到晚抱着酒坛子不放手,赶个集,作个客,常常醉倒在大路边、田野里。于是祖母很担心,怕误了我的报到大事。舅舅一听,当即拍着胸脯打保证:“我发警,这几天坚决不沾一滴酒。”母亲也警告:“你别喝酒,如果在学校醉了,就丢我儿子脸了。”这一次,舅舅果然没食言,带着我,径自奔向学校。报到之后,我请舅舅去校旁的饭店喝酒。舅舅摇着头说:“不行,不行。”

时光啊,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引我们向着苍茫的远方奔去。

师范毕业后,我有幸娶了初中同班女生,更巧的是我的儿子娶了刘家佐主任的孙女。只是他已去世多年,没有机会看到这一人生的“巧合”。刘主任后来做了校长,在我读师范期间,常把我拎出来作励志典型,在一届又一届的初中毕业生中大力宣传我如何如何吃苦学习,如何如何摆脱贫穷的困境,把我的故事传遍了全镇。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那位给我报喜的衷老师,却在一次民办教师的清理中被辞退,发配到一所小学管后勤。我的老舅,在其后的每个暑假,都会偷偷地塞给我一些零用钱,供我买书。可直到他去世,我都没实现请他到县城吃一顿饭的诺言,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二表叔,而今也年近花甲,时时受着痛风的折磨,不仅断了酒,而且只要谁提起酒,就要对谁破口大骂。

从那个暑假起,祖母完全换了一个人,天天容光焕发。她掰着手指说:“你考上师范,给我增了寿;你娶回来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给我增了寿;你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好的曾孙,又给我增了寿”。古人云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又云人生何适不艰难,赖是胸中万斛宽。祖母的话成了预言,她活到了九十三,从未进过医院。临闭眼前,还乐观地说:“今年暑假,我要看着曾孙上高中”。

不幸的是周厂长,退休后极不如意,与在家种地的二儿子合不来,吵闹不断,每次见到我,都唉声叹气。而最不幸的还是舅舅,他的结局再一次被预言击中,果不其然地与酒相关。有一次,他去赶集,回家途中,因为酒醉,自行车失控,居然坠在路边的一块高地之下,当场扭断了脖子。母亲在给他穿寿衣时,沉吟道:“你啊,就是那年送贤华上学戒了几天酒,现在好了,死在了酒里,啊呀……”恰在此时,一阵大风吹过,把母亲的哭声吹向了高处,飘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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