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有归处

一

风好像被谁偷走了，藏到了隐秘的地方。却偷不了太阳，依旧挂在高空。一团团热气，像是烤得滚烫的万能胶，粘到了身上，怎么都揭不下来。

我一弯下腰，稻田里的热气就腾腾地扑了过来。早晨，田里的积水还是一片清凉，临近中午，却成了半开的水，有点烫脚。汗水顺着我的脊背流淌，有一种厚重的滑腻感。我站起身，扔掉镰刀，用左手撑着腰，右手曲成半月形放在嘴边，向着前方呐喊了一声：“哦——哦噢——”据说，这样一喊，被偷走的风就能找到回家的路。然而，等了一刻，仍然没有一丝儿风。母亲忽然站起来，把手中的稻子一甩，喊道：“快点，割完这一块就回家。”大妹割得很快，跑在前头。她听见母亲的喊声，回了一下头，又挥起了镰刀，随后传来一阵“沙沙”的声响。在我旁边的是二妹，娴熟地挥舞着镰刀，好似与我展开了竞赛。她性格内向，从来不会主动与人搭讪。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插秧很厉害，又快又直，常常把我和大妹丢在后边。这会儿，我朝她喊了一声：“秋梅，我们去打谷。”二妹闻声，走了过来。我家的打谷机，是分田时生产队留下来的老旧打谷机，体积庞大，又笨又重。每一次打稻谷，我都踩得双脚酸疼。还是老规矩，我踩打谷机，二妹抱稻子。我一边使劲地踩着打谷机，一边接过二妹传来的稻穗。一把稻穗放在转动的脱粒滚筒上，金黄的谷子四溅，泥水也随之四射开来。只一会儿，我的衣服不仅水淋淋的，而且布满了泥巴，星星点点。二妹提出与我调换，我摇了摇头。其实，从田里抱起稻穗，传给打谷的人，也不轻松，不但要满地跑，而且全身都得惹上泥水。再说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扛打谷机、踩打谷机，我都义不容辞。 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宿命。

此刻，田埂上急匆匆地走来一个人。那人戴着草帽，向着我们不停地挥手。我们也看不清是谁，未加理睬。直到他连喊几声“智峰”，二妹这才听见。她推了推我，用手往前指了一下。我从打谷机上走下来，打谷机的齿轮发出几声奇怪的低吼，渐渐地停了下来。再听那人的声音便清晰了，他喊的是“智峰，你考上了，考上了”。我向那人走去，那人摘下草帽当扇子，一下一下地扇起风来。我一看，不禁叫了起来：“衷老师——”他是我初三的政治老师。他来干什么呢？我看着他，心里很疑惑。“祝贺你啊，智峰，你的中考成绩全乡第一，全校三个人上了中师线。”衷老师大声地说着，满脸放光。大妹也听到了，她高兴地大喊：“娘，哥哥考上了，考上了”。母亲转头看了一下，脸上喜气盈盈，但她没有起身。等了许久的风，这时候终于来了。风儿吹得田埂上的那排茄子树直摇，吹得稻穗直晃。母亲猛地站起身，向着前方用力地喊了一声：“啊，凉快喽！”

到了家里，我把老师让进堂屋。转身向着邻村炉坑跑去。炉坑是我老舅妈的娘家，祖母正在那儿作客。等我找到祖母时，祖母正与老舅、老舅妈几个人坐在树下聊天。老舅一听，用手拍了拍大腿，大叫道：“老姐，老师来了，就说明贤华考上了。”老舅和祖母自幼姐弟情深，说罢立刻起身，两人一起回了村。一见到老师，祖母居然哭了起来：“祖宗开了眼，祖宗开了眼啊！”转而又拍拍手说：“只可惜啊，火生没看到。”火生是我父亲的奶名，他因公去世的那一年，我刚九岁。老舅安慰着祖母说：“老姐，你莫哭了，快煮饭招待老师吧。”祖母一听，当即擦去眼泪，笑道：“我也是高兴得糊涂了。贤华，你快去街上买些菜。”祖母给了我五块钱，我接过钱，快步向着三里之外的圩镇跑去。由于跑得快，在路上我被一座破烂的小木桥绊了一跤，左脚底插进去一小木刺。我忍住痛，一下坐到了路上，抱起脚，用手拔了，随地抓起一把土，抹了抹伤口。然后瘸着腿，跑到了街上，买了一斤半猪肉、一斤花生米和两块豆腐。

如今，我已记不清饭桌上过多的细节，只记得那一餐饭足足喝了三壶米酒。老舅举起酒碗，连续敬了衷老师三碗。老舅说：“老师，感谢你们啊。我这个姐姐命苦，几岁就没了爹，二十几岁又没了老公，老了老了，又没了崽。好不容易啊，终于等到了这个好孙子。”老舅端着酒碗，说着、说着，泪水就涌了出来，一颗一颗地掉在面前的酒碗里。衷老师摸了摸嘴边的酒滴，咂巴着嘴称道：“我早听说你姐的名字，蛮能干。你看看酿的这酒，名不虚传。”祖母微笑着，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等老舅再要筛酒时，她抢过去，劝道：“别喝了，再喝你就醉了。你也六十多了，要保重身体。”老舅笑了，抢白道：“你都七十多了，喝得还比我多！”祖母笑道：“我这是要敬老师的。”老舅举起碗说：“我也是敬老师的。”“哈哈……”衷老师见状，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二

过了几天，初中学校的教导主任刘家佐和一个矮个子男人来到了我家里。其时，夏季的“双抢”刚结束。抢完收割和秋插，我整个人已经黑不溜秋了，一双手又红又黑，几个地方还晒脱了一层皮。刘主任一见就说：“一看就知道，智峰是个能吃苦的人。”年少的我，听见了这句话，只觉得鼻头一酸，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祖母转头瞅了我一眼，低声地说：“不是我吹牛皮，主任。我这孙子，不用我操一点心。”刘主任听了微微点头，矮个子也附和道：“没爹的孩子，真是不容易。”

坐下后，矮个子说：“我是县教育局的股长，姓彭。”彭股长说明来意后，祖母却沉默了。原来，教育局建议我放弃中师，去读高中。其时，母亲也刚好在家。她听完，轻轻地嘀咕了一声：“读高中，哪里读得起？”祖母思索一番，介绍说：“我家十几亩田，全靠媳妇一个主劳力。大孙女万香只读了一年书，二孙女秋梅现在又回来了，家里实在没办法。”刘主任摇摇头，让我跟着他来到了屋后。屋后面是一小块稻田，已经插上了绿油油的秧苗。田边几棵高大的柏树，生机勃勃。微风吹过，绿色的枝条向着我们颔首致意。刘主任身材高大，常年戴着一幅近视眼镜，表情十分严肃，我向来敬畏他。而此时，他笑嘻嘻地问道：“你在全县数千名毕业生中，名列前十呢。否则，彭股长就不会来。你自己的意见呢？”我低着头，不敢直视校长的眼睛，一边用脚在地上擦抹着，一边小声回道：“我去读中师。”

“哦！”刘校长听罢，只吐了一个字。他抬起头，仰望着天空，若有所思。我侧着头，瞥着他，他的眼镜片在太阳下闪着几点耀眼的光芒。坐了两个多小时，凭我们再三挽留，他俩硬是不肯吃中饭。

临走时，刘主任又抬头望了望我家空荡荡的屋顶，目光越过没有铺设木板的二楼，最后停留在那些参差不齐的瓦片上，轻轻地叹道：“就这样定了，智峰，你准备去县城体检和面试吧。”

三

无疑，体检是一个关口。老舅与祖母商量了几天，最后决定让老舅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表叔送我去县城。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城，前一个晚上，我激动得一夜无眠。次日一早，二表叔骑着借来的自行车，飞到了我家里。出门时，祖母点了几根香，插在神台的香炉钵里，不断地祈祷说：“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保佑我孙子顺顺利利。”二表叔高中毕业，做过小学民办教师，自然有些见识。车子沿着潞河一路向前。他再三地叮嘱着：“体检时，你不要多说话。人家问你，你也要想好了再说。测量身高时，你的脚跟可以踮起来，省得人家嫌你矮……”我怯怯地说：“我不敢，如果人家发现了，取消我的资格怎么办？”“你啊你？”二表叔停下自行车，两条腿顶着地面，似乎有些生气地说，“发现就发现，你纠正过来就是了。”接着他又告诉我说，测听力和视力，你都要认真些，不能三心二意，你要对得起我姑妈。我只有你奶奶这一个姑妈，所以要负责到底，我也要对得起她。一个上午的路程，二表叔的唠叨也顺着河风飘了一路。

到了罗塘，就要坐轮渡过赣江了。站在轮渡上，我向着对面的县城眺望，一颗心怦怦乱跳。这就是县城啊!果然热闹噢，你看江中间，这么多船挤在一起，还有一个人裸着上身站在船头唱歌。江风浩荡，吹乱了那人的头发，几乎遮住了他的半边脸。再看江边，那里有一排排高大的柱子，正冒着漫天的浓烟。二表叔说，这是县里的糖厂和水泥厂。

进了城，二表叔找到了他的舅舅，也就是老舅妈的弟弟。他姓周，在赣江边的县啤酒厂当厂长。周厂长国字脸，瘦条身，标准的帅哥。据说他当过县农业局长，去过罗马尼亚，不知什么缘故，被撸了局长，降级当了小厂长。他见了我俩，满面红光的，连声说：“好事，好事，大好事。”说着起身从办公桌上抓起两瓶啤酒，递给二表叔和我。我摆了摆手。二表叔不客气地接过，熟练地在桌边一磕，揭了盖，仰头便倒。“咕噜”几下喝完了，又抓起桌上的另一瓶，又是“咕噜”几下，放下瓶子高声道：“舅舅，热天喝啤酒，就是过瘾啊。”周厂长笑道：“舅舅这里什么都没有，但酒包你喝够。”晚上，周厂长在办公楼的门前架起一个小方桌，摆上三个小方凳，招待我们吃晚饭。吃饭时，工人们三三两两的从身边走过。我颇感尴尬，有点奇怪的感觉。但二表叔和周厂长喝得欢实，一瓶又一瓶，连喝了一打（十二瓶）啤酒。晚风阵阵，周厂长用手搔了搔头，高声道：“好凉爽的风啊”。二表叔也说地方选得好，坐这里能吹到江风，好爽快。不知怎么，周厂长后来也要我喝上一碗。我推辞说：“我从来没喝过酒，不会。”二表叔说：“小孩子，就算了。”周厂长脖子一拧，喝斥道：“你不懂，以后当老师也得应酬，不喝酒怎行？喝！”他不由分说地替我倒上一碗。我看着二表叔，不知所措。二表叔端起碗，看了我一眼，说：“既然老舅这么热情，你就喝一口。”我慢悠悠地捧起碗，轻轻地抿了一口。“怎么样？”周厂长兴味盎然地问道。“有点辣，又有点馊味。”“哈哈……”他俩大笑起来。饭后，由于厂里没招待所，周厂长就带着我们去会议室睡。会议室也不大，中间一张大桌子，很像乒乓球桌。周厂长扔给我俩几本书和一床毛毯说：“书当枕头吧，将就将就。”睡在桌上，好多蚊子在我俩的头上嗡嗡地飞。我被咬得无法入睡，只好坐了起来，抓起一本书，向着空中乱挥。二表叔可能酒劲发作，不一会儿就鼾声大作，波澜起伏的呼噜，在会议室里盘旋着、回荡着。

体检分两个地方，一个是县人民医院，主要是拍片和血化验，其他的检查全部放在实验小学的教室里。先是量身高，我暗暗地提起脚后跟，脖子也伸得老长。年轻的女大夫看了我的样子，直捂着嘴笑。还要量体重，这个我也有准备。站在磅秤上，我双脚用力往下压，脸红脖子粗的，一看就知在用蛮力。多年后，我的妻子也说了她的体检经过。她与我初中同班，两人学习成绩相似，总在前三名徘徊。奇妙的是我俩的体形更相似，矮而瘦，属于令人担忧的一类。那天，她是父亲带着去体检的。为了增加体重，她的父亲逼着她连吃了几大片西瓜。临上磅秤时，她又喝了一大瓶汽水。哪料，一过秤，竟然只有三十公斤。掌秤的是个老大夫。他不相信似的盯着秤星看了又看，扭了扭脖子说：“初三的孩子，才六十斤哦。”历史就是神奇的魔术师。谁能料到，到了二十一世纪，体检实现了大反转。当下的考生怕的都是超重，千难万难也求不到苗条的身材，更怕查出什么高血压、高血脂一类的老年病。视力检查既要看视力表，又得辨颜色，以排除近视和色盲。还有一关，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又不是兵检，更不是飞行员招录，怎么会裸身检查呢？我和一个男生同时进了一间封闭的教室里。那里坐着一位中年女大夫，穿着洁白的外套，双眼紧盯着我说：“把衣服脱了。”我以为听错了，迟疑了一下。她又重复了一遍：“把衣服脱了。”这一回我听清了，连忙扯下身上那件有点掉色的白衬衫。“裤子也脱了。”这句话，我听清了，可心里吃了一惊。我稍稍回头，发现那个男生的脸也白了。“你是不是听力有问题？”女大夫不耐烦地站起身，径自走了过来。我发现，她的双手戴着一双肉色的手套。“我，我……”我支支吾吾地不敢看她。“明白了。”她严肃的脸顿时松驰下来，有了一点戏笑的味道，“小小年龄还害羞，难道我还没见过你们这些小雀雀？”她略一弯腰，迅捷地扯下了我的半长短裤。“哦！”我连忙用手捂住下身。“把手拿开。”她命令道。我扭捏地放下了手。忽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又立马弯腰用手捂住右下肢。她围着我看了几眼，说：“捂什么？”她走上前掰开我的手，一瞧说：“哦，是块伤疤。”然后走到桌边，拿起笔写着，口里叫道：“下一个”。我逃也似的夺门而出。

回家的路上，二表叔催问着后面的检查情况。我说了脚上伤疤的事。这块疤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从树下摔下来造成的。长条形，有些显眼。二表叔听了，未发一言，跨上车就走。我在后面追着，我穿过一棵又一棵松树。河风很大，吹得我的身子有些歪斜。祖母听完经过，眨了眨眼，说：“菩萨会保佑的，肯定没事。”

四

眼下的公务员面试，考官少则七人，多则九人。程序也复杂了许多。1983年的面试，却要简单得多。而且那时是先过体检，再面试。面试时只有三个人当考官。其中一个姓肖的主考，另一人主要负责记录考试情况和成绩。面试先是几个问答题，主要考察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思维敏捷度。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记不起来。只记得主考问我：你一百米跑要多少秒？我可能紧张了，听成了五十米要多少秒?于是回答说，九点六秒。主考大惊失色，故意提高声调说，这一下好了，我们学校要进来一位世界级选手了。我脸红耳赤地低下了头。幸亏让我朗读峻青的《海滨仲夏夜》选段时，我的表现不错，挽回了一点面子。我朗读的是开头两段，起初我还有点忐忑，后面越来越读顺畅，声音也呈现出清亮的质地，可以说是渐入佳境：“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一读完，主考就说“好，好”，这两声叫好虽有违规之嫌，却满足了我的自尊心。我喜滋滋地奔出了考场，当天中午，一个人吃饭时喝了半瓶啤酒。

喝完酒，我在街上闲逛。小小的县城，那会儿在我眼里是神一般地存在。站在邮政局的门口，我寻到了一排报刊栏，里面排满了各式各样的报纸。我顶着烈日，独自一人在那儿阅读报纸，看了《人民日报》的副刊版，又看《光明日报》的副刊版。既顾不上脸上汗水直流，也顾不上路人异样的眼色。实在受不住日头的炙烤了，便盲无目的地穿过一条小巷，转到了江边，那里是县布鞋厂。正在午休的女工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树荫下，说说笑笑。猛地，有一个姑娘从对面走了过来，她撑着一把淡绿色的伞，身穿一条白底碎花裙子，步子轻快而优雅。“咦，你们看，她来了。”女工群里竟然有一个小伙子，他站了起来，指着姑娘说。我一眼望去，但见一阵江风吹来，撩拨着姑娘的裙边，就像吹拂着一朵盛开的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见穿裙子的姑娘，也是平生第一次注意到女性。我盯了许久，直到姑娘消失在前面的转弯处。多亏我年龄小、个子矮，无人注意，否则会让人笑掉大牙。

奇巧的是，那晚我睡在床上，居然一直想着，要是长大后，能娶个穿裙子的姑娘做老婆，该多好！如果把这样一个仙女似的姑娘娶回家，祖母该多高兴啊！仿佛我已实现了目标似的，我看着坐在床边的祖母直笑。祖母拍了拍我的头说：“笑什么啊，这么高兴。就要当老师了，还像个小孩子。”

五

暑假即将结束，八月中旬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本来祖母还是叫二表叔送我入校报到。可是舅舅不同意，他争着要去送。二表叔很愤怒，他说：“种树不见他，摘果子倒是出来了。”然而母亲坚持说：“是我生的儿子，挣面子的事就该轮流来。”看到两人争执，老舅做了让步，他劝退了二表叔，决定让舅舅送我。外婆生了母亲四姐妹，愣是生不出儿子，外公就从邻村抱养了一个本家男孩，作了过继子。那就是我的舅舅。不承想，那个本家有酗酒的基因，几兄弟个个嗜酒如命。舅舅也是如此，从早到晚抱着酒坛子不放手，赶个集，作个客，常常醉倒在大路边、田野里。于是祖母很担心，怕误了我的报到大事。舅舅一听，当即拍着胸脯打保证：“我发警，这几天坚决不沾一滴酒。”母亲也警告：“你别喝酒，如果在学校醉了，就丢我儿子脸了。”这一次，舅舅果然没食言，带着我，径自奔向学校。报到之后，我请舅舅去校旁的饭店喝酒。舅舅摇着头说：“不行，不行。”

时光啊，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引我们向着苍茫的远方奔去。

师范毕业后，我有幸娶了初中同班女生，更巧的是我的儿子娶了刘家佐主任的孙女。只是他已去世多年，没有机会看到这一人生的“巧合”。刘主任后来做了校长，在我读师范期间，常把我拎出来作励志典型，在一届又一届的初中毕业生中大力宣传我如何如何吃苦学习，如何如何摆脱贫穷的困境，把我的故事传遍了全镇。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那位给我报喜的衷老师，却在一次民办教师的清理中被辞退，发配到一所小学管后勤。我的老舅，在其后的每个暑假，都会偷偷地塞给我一些零用钱，供我买书。可直到他去世，我都没实现请他到县城吃一顿饭的诺言，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二表叔，而今也年近花甲，时时受着痛风的折磨，不仅断了酒，而且只要谁提起酒，就要对谁破口大骂。

从那个暑假起，祖母完全换了一个人，天天容光焕发。她掰着手指说：“你考上师范，给我增了寿；你娶回来这么好的一个老婆，又给我增了寿；你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好的曾孙，又给我增了寿”。古人云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又云人生何适不艰难，赖是胸中万斛宽。祖母的话成了预言，她活到了九十三，从未进过医院。临闭眼前，还乐观地说：“今年暑假，我要看着曾孙上高中”。

不幸的是周厂长，退休后极不如意，与在家种地的二儿子合不来，吵闹不断，每次见到我，都唉声叹气。而最不幸的还是舅舅，他的结局再一次被预言击中，果不其然地与酒相关。有一次，他去赶集，回家途中，因为酒醉，自行车失控，居然坠在路边的一块高地之下，当场扭断了脖子。母亲在给他穿寿衣时，沉吟道：“你啊，就是那年送贤华上学戒了几天酒，现在好了，死在了酒里，啊呀……”恰在此时，一阵大风吹过，把母亲的哭声吹向了高处，飘得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