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志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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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
当风不知不觉间变得烦躁的时候，夏天的性格便慢慢地显露出来。这是一阵从河面上吹过来的风，本来满身清爽，因为好不容易沾上了一丝凉意，却又被一大片金黄的稻田所稀释。
所以，吹到我脸上的风，有点火热，有点急躁，没有与汹涌的汗水产生物理反应，也没有给我带来惊喜。我抬起头，将身子从稻田中拔起，看见前面的水稻依旧铺天盖地。微小的风，没有改变水稻的站姿。我右手持镰刀，左手叉腰，向前一看，果然大妹冲在第一个。她就像一台永不抛锚的机器，在热气冲天的稻田中悄然滑行，大片的稻穗随之倒地，整齐地排在两旁。“万香，休息一下。”我大喊一声，接着上了田埂，从灌木丛中取出瓷壶，拿了挂在壶嘴上的茶杯，倒了满满一大杯茶，一饮而尽。大妹似乎没听到我的叫声，依旧躬着腰，双手挥舞，快速地收割着稻禾。
我又倒了一杯茶，一路端着，快步走到了大妹的面前。大妹见此情景，不得已起了身，接过茶杯，笑道：“哥，你没做习惯，先歇歇。”我看着她被汗水浸透了的花衬衣，劝道：“万香，你也歇歇吧。”“不行，哥，我们得加快速度，争取在二伏到来之前，割完这里的几亩田。”我家七口人，十几亩地，而且很分散，这儿几亩，那儿几分。每次搬运打谷机转场，极不方便。我看了大妹一眼，把想说的话强行咽了。
大妹只读了半年书。那年，父亲陡然因公去世，大妹不得不中断一年级的学业，回乡务农。从此，背着书包的我，总能与忙着农活的大妹不期而遇。或在细雨中看见大妹戴着斗笠，一边照看家里的黄牛，一边在溪边拔猪草；或在夕阳西下时，看见大妹挑着一担柴茅从那边的山脚下走出，摇摇晃晃的身子被晚霞染得红一阵黄一阵……稍长大些，大妹便加入了生产队，成了队里最小的劳动力。后来，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妹又是母亲最得力的帮手，成了家里劳动的一把好手。当时，村里最难解的死结是放水。由于水渠常年失修，水路不畅，加之一块田被人为地分割成十几小块甚至几十小块，故而争斗事件此起彼伏。此刻的大妹，表现得最为弱势。她知道家里就哥一个男人，无法与别人抗衡，因而每次都是等各家各户完事之后，再去替自己的稻田放水。有一次，我从学校返回，发现到了深夜十二点，大妹还没回来，不免有些心慌，急匆匆地去找她。皎洁的明月高悬在天空，我踩着细碎的月光，赶到了大妹所在的下塅。但见整个“塅”上，空无一人，唯有碧绿的禾苗在月色里轻摇。而大妹就坐在自家的田边，紧靠着田埂上的几株豆角架，静静地睡了。我刚想脱下自己的衣服，给大妹披上，她却突然睁开眼睛，醒了。大妹看了我一眼，有点吃惊地问：“哥，你怎回来了？学校放假了？”我弯下腰，也坐在了田埂上，回道：“我请假了，想回家来看看。”“哥，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师范，别耽误了学习。”大妹的声调有点变样，看来真生气了。“我不回来看看，还不知道你每晚还得放水？这多危险，你不害怕？”其实，我说的不是实话。因为每年暑假，“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期间，都是大妹负责给稻田放水。只是在我的心里，作为五兄妹的老大一直不敢承认罢了。“哥，别说这种话了，”大妹推了我一把，高声道，“哥，你快回去，明天还得赶回学校呢。”“你呢？”蓦然，我被大妹的眼神吓了一跳。“我，我还得守一阵。”她的眼睛里猛然间似乎也有了一轮明月，能把人的全身照得透明，“要不你留下来，哥，你行吗？”“我？我……”的确，我没吃过这种苦；如遇见其他人来争抢，真不知如何去辩论。我怯怯地看了看天上明晃晃的月亮，摇了摇头。
我把瓷壶塞回到灌木丛。回到田里，弯下腰，猛地加快了速度，不一会儿，就追到了三妹的位置。就这样连续割了三天，终于到了转场的时间。
相比其他家，我家的打谷机尤其沉重。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当年制打谷机时，祖母出于节省考虑，用的是原来生产队的滚桶（打谷机里的器件，圆形，上有铁制的U形，用来脱粒）；二是整个框架的木制构件，也大部分取自原来生产队（生产队时期负责脱粒打谷的都是男壮劳力）的老式打谷机。看到这么重的打谷机，作为长兄的我，自然要体贴一下大妹，所以常常争着扛前面（齿轮和链条、脚踏板都在前面，故前面较重），希望大妹扛后面（后面虽然较轻，但脑袋藏在谷桶里，视线较差，只能看脚底）。这一次，仍然如此。但大妹执意说：“哥，虽然我只有十三岁，但是我在家里做了六七年了，早已习惯了。” 这台打谷机少说也有一百五十斤，我怎么能让它压在大妹柔弱的身躯上呢。无论怎么想，我都不忍心。我二话不说，抢在前头，弯下腰，将打谷机顶在了肩上。大妹无法，只得到后面扛。
下一站是南坑。从这儿走，得翻越一座小山。上山时，即使我尽量弯低身子，但重量还是向后面倾斜。每走几步，我都要问一下大妹是否吃得消。实际上，吃不消的人是我。打谷机刚上肩，我就深感吃力。走了几步，肩膀便开始疼痛，而且越来越剧烈。为了在大妹前有个大哥的样，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向前移。
陡地，我的左脚一阵剧痛。“哎哟”，我大叫了一声。大妹吓了一跳，忙叫放下。我又挺着走了几步，但脚下钻心的痛，痛得令人怀疑人生。放下打谷机后，我一屁股坐在了山头上。大妹迅速跑到我身边。她捏着我的脚一看，吃惊道：“哥，你踩到树枝了，你看，穿得好深。” 我低头一看，果然一截树枝插进了我的左脚底。大妹捏着树枝，叫一声“哥，你别看”，果断地一扯。随着树技的拔出，鲜血立刻汹涌而出。已经上了师范一年级的我，竟然被吓得大哭。大妹仿佛早有准备似的，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小把浅绿色的草，放在嘴里使劲地嚼，尔后吐在手上，“哧”的一下，全盖在了流血的伤口上。“哥，这是禾刀草（这种草长在稻田里，治血作用快，至今不知其学名），等一下，就不会出血了。”大妹的语气好像很轻松，但我还是听出了里面的其他成分。而且，就在大妹转身的一刹那，两滴泪珠从她的眼里直滚而下。
二
1991年，大妹率先说：“我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建一幢新房。”我和妻子听了，十分高兴。
我家的房子，还是父亲在世时建的。既是全屋场最宽敞的，占地面积达到一百六十多个平方米，但也是最危险的。这幢用纯土砖（用稻田里的土加稻草搅拌而成的泥制成的）建的房子，或许由于长期漏水，或许由于长期将几千斤稻谷堆放在二楼，或许由于老鼠长期在墙上打洞……整个房子倾斜了好几度，并且最右边的承重墙裂了好几道缝隙，最大的一道能塞下一个鸡蛋。蹊跷的是，那时从未有人提出过“危房”这一概念，也从未有人让我们搬离。更奇怪的是，我家住了十几年，竟然没有倒塌。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深感幸运，又有些后怕。
当年，全镇流行“金包银”（就是外墙用青砖，结实耐用又防水；里墙或用青砖或用土砖，皆可）款式。所以要建新房，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砖的问题。经过几番讨论，我们决定土砖先请遂川人帮忙，再请本地人看窑，自己烧制青砖。至于烧窑用的燃料，就由大妹和二妹负责上山砍伐。
遂川来打砖的共有十几个后生，白天在我家稻田里铡稻草、踩泥浆、制土砖，晚上住在我家的后院里。一日三餐，由祖母和妻子负责。每块土砖的规格是长一尺五寸，宽六寸，每块工资一角七分钱。连续干了半个月，8000块土砖才制作完成。本以为第一步顺顺当当。哪料，最后竟然起了波折。这些后生不知是经验不足，还是不负责任，堆放的土砖基脚不平整，看上去七歪八斜，根本经不起一丝风雨。偏偏五日后，突然来了一场狂风暴雨。看着次第倒塌的一列列土砖，我和妻子心急如焚。只能硬着头皮，顶着瓢泼大雨，给未倒塌的土砖加盖塑料纸。想着半个月来，妻子和祖母为了砖匠们的一日三餐，起早贪黑，没日没夜；想着半个月来，大妹和二妹一天砍几担柴茅，顾不上吃，顾不上睡，人都瘦得脱了形；再想想付出的上千块工钱……我不禁站在雨中嚎啕大哭。附近村庄有个姑娘叫风英，不知她从哪儿得到的信息，居然冒着大雨跑来帮忙。可是，风越刮越猛，加盖的塑料纸一张接一张地又被刮走；雨越下越大，砌得不稳的土砖一层接一层地倒塌，被水冲得再次化成了泥浆……我和妻子最后不得不放弃了努力，两人相抱着大哭不止。风英姑娘也跟着大哭起来。猛烈的哭声，没有阻止风雨，反而瞬间就被更加凶猛的风雨声吞没了。
无可奈何，只得再请遂川人帮忙，重新制作土砖。这又花费了半个月。土砖制作完成时，大妹和二妹已经砍了两百多担柴茅，足够烧窑所需。
于是请看窑的师傅指导装窑。所谡的装窑就是将土砖挑进窑洞，再按照一定的方法堆垒，一层又一层，装完这8000块土砖。尔后封窑，烧制几天几夜，中间由师傅负责看火。等到了火候后，即停止供柴，封闭火口。十多天后，再用水去热、出窑搬砖，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殊不知，屋漏又逢连天雨。窑装到一半，忽然发生了坍塌事故，已堆得高达数米的土砖竟全部倒塌。原来，被水冲刷过的第一批土砖还剩下了上千块。这些砖按理说，要么不装，要么应装到窑的最上层。不知师傅是忽略了，还是预测有误，竟将这些土砖装在最下面。后面越装越多，也越来越重，这些质量不过硬的土砖哪里能承受此等重力，结果自然是土崩瓦解。听到消息时，我正在街上买菜。顿时，我的心里涌起一股股寒意。当天晚上，连一向坚强的祖母都流泪了，她连连自言自语：“有这么倒霉？会这么倒霉？我不相信。”我见大妹一直躲在房里，便特意走过去，准备安慰她一番。不料，大妹却坐在房里绣鞋垫，飞针走线，神情专注，若无其事一般。我说：“万香，明天又得重新装窑了，辛苦你去窑里盯着。”大妹抬起头，笑道：“哥，你不叫我，我明天也会去。前两天装窑，如果我在，肯定没这回事。”前两天，大妹都在外面挑土砖，没有进到窑里面，当然不知里面的情况。我点点头说：“哥没用，什么都不懂。”大妹轻轻地摇摇头，又笑了一下说：“哥，没事，你是读书人。不管怎么样，我们偏要烧出青砖来。”她的眼睛依然清澈，看不到一丝泪花，更看不到一丝沮丧。
三
烧完窑，大妹就想出去打工。祖母极力阻拦，甚至跑到镇车站，又哭又闹。可是，向来听话的大妹，这一回不知何故，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南去的客车。
起初，我也猜不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妹如此坚决。等到大妹写来了第一封信，我才明白过来。大妹的信看起来像纸条，是用那种学生的小作文本写的。她说，为了准备写信，走的时候她从四妹的书包里拿了一个本子，还有一支圆珠笔。意外的是，虽说她的字有点歪歪扭扭，而且不时冒出几个错别字，表达的意思却清清楚楚。只上过半年学的大妹，真不知她是如何写信的。你看，她在信里说“哥哥、大嫂，烧了青专（砖），还需要钱，好多好多的钱，火（否）者房子就建不起来”。原来，她离家去打工，并非不想承担家里日益繁重的农活，而是要去寻找更好的活路，希望借此积累一些钱，早日将家里的“金包银”建起来。不久，我就接到了大妹汇来的两百元。此后，每个月她都往家里汇来两百元，同时寄来一封信。有一天上午，一个外地姑娘突然来到了村里，直说要找香莲（妻子的名字）。妻子听说后，连忙到村外将姑娘带到家里。姑娘姓廖，是隔壁高陂镇人。她一进屋，就连说“难怪，难怪”，并交给妻子三百块钱。问其原因，才解释说“我是万香的同事，万香老说家里穷，因此平时的生活十分节省”。那么，大妹究竟节省到什么程度呢，才会令人如此惊讶。据姑娘介绍，大妹不但从未上过街，从未看过一场电影，而且每天只吃两顿饭，顿顿只吃萝卜和白菜。姑娘尚未说完，妻子早已潸然泪下。一直憋着气的祖母，听了这些话后，长叹道：“可怜啊，可怜喽”。
正值担忧之际，春节前，大妹突然回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背着一个蛇皮袋，满头大汗地来到我们面前。一放下包，大妹就喜滋滋地说：“哥哥，嫂子，你们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祖母颤微微地走上前，左看看，右瞧瞧，边看边点头说：“没瘦，没瘦，人还变白了，好。”大妹转头大笑道：“奶奶，厂里吃得好，睡得好，当然不会瘦啦。”说罢，她打开蛇皮袋，指了一下说：“这些都是我买的衣服，一人一件。”她先给祖母一件浅蓝色的褂子，又给我一件雪白的衬衫，给妻子的居然是一件柠檬黄的连衣裙……发完衣服，又从贴身的内衣里摸出一个布包，塞到祖母的手上。“这是什么？”祖母接过来，一打开，竟然是一叠钞票。大妹说，这是她最后给家里的九百块钱，只希望新房早日建起来。我从祖母手里拿过布包，将钱叠起，用力塞还给大妹，说：“万香，哥哥和嫂子有了一些积蓄，在镇上也买了基脚，准备把新房建到街上去。”“真的吗？”她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连声问，“真的吗？大嫂。”妻子微笑着点点头。大妹高兴地咧嘴大笑，喊了一声：“太好了！”可她马上又问：“这些烧的青砖你们还要运到街上去？”我摇摇头，说：“不，这些青砖以后再用吧。”
既然大妹回来了，那么作为长兄的我，就应当考虑她的婚事了。在村里打砖的遂川后生，有个叫卫华的，一直暗恋大妹。我认识这个小伙子，个头虽然矮了些，但老实巴交，看上去比较靠谱。见面、定事、订婚……当年冬天，大妹出嫁了。
初婚的大妹精神焕发，立志五年之内生育一男一女，十年之内建起新房，尽早从卫华几兄弟合住的老房子里搬出去。次年冬，她果然生下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当大妹要我替他取名时，我蓦然想起了儿童文学作家黄蓓佳，依此给他取名“蓓蓓”。蓓蓓越长越可爱，吃饭从不用人喂，连打针都不哭。印象最深的是他表演的倒立节目，双手撑地，全身笔直地挺立，双脚朝天叉开……那时，他才五岁。那一刻，大妹的眼里装满了知足和幸福。
正当大妹扯起生活的风帆，向着理想的大海奋勇向前的关键时刻，她人生之中的最大挫折竟然呼啸而至。这个黑色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999年的一天晚上，我刚准备睡觉，妻子忽然打来电话，语气很是奇怪：“志锋，你要挺住啊，万香出了点事。”刹那间，我的手微微地抖了起来。什么事？什么事？我的声音全变了，仿佛那是别人在说话。“蓓蓓没了……”妻子的话还没完，我就晕倒在了电话机旁。事情的起因很简单，蓓蓓放学后，吃了一颗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水果糖，结果引发毒鼠强中毒。这种毒性最强的老鼠药，碰了往往九死一生，更可恨的是镇卫生院竟然当作羊角疯来治，连治了好几个小时。转到县医院时，人早已断气。我赶到时，县刑警中队正在询问事情的经过，而法医居然还作了尸体解剖……想到蓓蓓死得那么惨，小小的躯体最后还要四分五裂，我的痛苦无以复加，真是万箭穿心，生不如死……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看见大妹。后来才知道，大妹嗓子早已哭哑，并且多次寻死，幸被旁人再三拦住。
事后，在娘家人面前，大妹虽然再没有提起此事，也没掉过一滴眼泪，但她的性格发生了显著改变。她变得不愿意开口，一旦说话，语速变慢了许多，声音也变得微弱。第二年，大妹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健英，再做母亲的大妹脸上开始又有了一丝笑意。然而，后来连怀几胎都是女儿。为了避开镇村计划生育干部，大妹东躲西藏，辗转到了几家医院，先后做了两次流产，还有一次是引产。我听说后大吃一惊，连忙找到大妹劝说：“万香，再不能这样了，你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大妹似乎心不在焉，许久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一男一女，不会变。”感谢上苍保佑，几年后，大妹终于生下了一胎男婴。据说，当医生将胎儿抱到大妹跟前时，大妹没吐一个字，但眼里的泪水不断地向外喷。
四
生活的河流继续向前奔腾，一路坎坷，一路浪花。
大妹进了县工业园区一家电子厂，由于她吃苦耐劳，做事麻利干脆，不久就做了拉长。女儿也懂事乖巧，从幼儿园起步，每年都能捧回一叠奖状，到小学毕业时，已贴满了整个客厅的一面墙。儿子上学后，表现也很惊艳，每次路上逢到老师，听到的都是连声称赞。心花怒放的大妹，雄心勃勃地重启了她的建新房计划。
或许所有的人都想不到，大妹是这样建新房的：从头至尾，小工只有两个，就是他们夫妻俩。白天，她和卫华两人做泥水匠的下手，卫华负责给两位师傅递火砖（比青砖烧得时间更短，颜色呈红色），万香负责和泥，她既要搅拌沙浆，和成砌墙需要的粘合泥，又要用小桶挑到师傅面前。晚上，两人又将火砖挑到师傅脚下，为次日作准备，每天都干到夜晚十点多。这种劳动强度，即使一个强壮的男劳力，往往也干不过两三天，可他俩硬是干了数十天。等主体工程竣工后，大妹已是瘦得皮包骨头。别说我这个做哥哥的看了心疼，连旁人见了都连连摇头。
大妹本来长相普通，只因了一头飘逸的长发，给她增添了不少的柔情与妩媚。做女儿时，最骄傲的时刻就是骑上自行车，在去赶集的路上，一路飞奔，墨黑的秀发也随之飘然起舞，飘荡成一面引人注目的旗，沿途留下多少艳羡和赞叹。曾经有个商贩见了大妹的长发，愿出一百五十元收购，出价算很高了。虽然当时我的月薪才八十九元，但我持反对态度。祖母、母亲都说：“你真傻，头发没了还能长，这么长洗头时还费时间。”她们永远不明白，女孩爱美乃是天性，谁也无权剥夺。
然而，因为我的一次突然来访，大妹毅然舍弃了。2003年某天上午，我去看望大妹。大妹喜出望外，急匆匆地骑上自行车就往镇里奔，一头长发被随意地扎成一条马尾辩，一路直晃荡。吃饭时，桌面上摆满了肉与鱼，还有两瓶啤酒。吃了一会儿，我突然觉得不对劲，一看大妹的头上，居然只留齐耳短发了。“万香，你——”我仿佛吃下了大妹的一卷头发，肚里直反胃。“哥，你难得来，一年也就一次。我怎能……”大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只怪妹妹没本事。”“妹妹，你别说了。”我拿筷子的手不停地颤动。真没料到，建房后，大妹的生活竟如此困窘！
席慕容说：再平凡的女子，如果有了一头飘逸的长发，也会变得美丽动人起来。记得大妹也说过自己最自豪的除了哥哥，就是拥有一头长长的黑发。而我，却夺去了她拥有长发的未来。
从那以后，我极少再去打扰大妹。祖母去世后，大妹也很少回来，但经常打电话询问母亲的身体情况，同时向我报喜：或说正在抓紧时间偿还建新房欠的债，或说女儿考试又是全年级第一名，或说自己在厂里过得很快乐，不必挂念她……
世事难料，生活渐入佳境的大妹再次遭到人生重挫。2015年7月，她在南昌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硬化，竟到了失代偿期的地步……我欲哭无泪，赶紧将她送到赣州复查。可大妹说，赣州治疗不方便家人照料，还是转到县人民医院更妥。我知道，她仍然在担心费用问题。看着我们整日皱着眉头，大妹故意放声大笑，时不时反过来劝说大家：“别担心，现在医疗条件好，我没事。”恰逢健英中考结束，本来能上重点高中的她，主动提出去读技校。大妹不同意，坚持要让女儿上高中。但健英说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坚持要上技校，毕业后早点出来打工。争来争去，大妹无法，只好说：“哥，我不懂这个，你帮忙拿个主意吧。”经再三考虑，我提议送健英到江西卫生职业学院读高职，一来学门技术，二来也便于将来就业。大妹当即答应。当我将健英送到学校时，学校已开学多日。起初拒绝接收，但当打开电脑，看到健英的中考分时，校方大喜道：“这么高的分，我们不但接，而且专业任你挑选。” 消息传到大妹的病房时，大妹开心地笑了，连说：“这个比打针还管用，我现在觉得病好多了。”
出院后，大妹进了一家电子厂，她一边吃药，一边上班。假期时，就打理家里的菜园。一亩多的菜园，在她的侍弄下，渐渐变得姹紫嫣红，果实累累。每次我开车去看她，车后厢总是装得满满的。本以为她会变得更加沉默，却不料，笑容经常挂在她的脸上。丢失多年的笑声再度响起，说话的声调也开始上扬，慢慢恢复到了少女时代的模样。
五年后，健英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赣南医学院，成为全班唯一实现专升本梦想的学生。弟弟也顺利考入县高中的攻坚班，成为全校勤奋刻苦的模范生。有一回，我悄悄地问大妹：“万香，你实话告诉哥，生活究竟过得好不好？” 大妹大笑道：“哥，我过得好啊。你看，一儿一女都听话，房子也完成装修了。” 看着大妹满足的眼神，我发自内心地赞道：“是啊，做人就要知足。” 大妹沉吟片刻，笑道：“对，人生再难，咬咬牙，也得笑着过。以后，我们都要好好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