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翁传》的故事

仲冬参加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诞辰135周年座谈会，发言完毕有学者问及我，你咋想到写文翁的？文翁离我们这么远，有关他的史料少之又少，你在这种情况下却不仅写了出来，而且还写成了学术界关注的东西，你起初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这样的结果呢？

我是从事理论工作出身的，做任何事都比较理性。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件事不经过大闹反复思考就作出决定的，因为我觉得只有深思熟虑后才能避免盲动，因而我没加思索地告诉他：“《文翁传》的出版，这一结果，从最初到最后，都是自己想要的，自然特别希望它的到来，现在终于实现了，心里确实万分喜悦。”

是啊！我要创作书稿，怎么会不想到成功呢。朋友听了我的回答，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情。不过，我没有疑惑，因为这是我最真实的心理，确实是我最初想到过的，并坚持数年如一日地耕耘，才创作出了这部书稿来。如果要条分细缕的话，我觉得有三点是这部作品面世的动力因子。

人生际遇给我的精神养分，或许是我创作《文翁传》的初衷，也是我的一项必然选择。真的，有时人们的选择是环境造就的，他不这么做，似乎就无法心安，尤其要完成这么个如梦想般的大事儿，舍不得付出是成不了器的。就说文翁吧，我恰巧在他2000年前建造的石室精舍地工作，而且在上挂省委组织部期间陪同上级领导去都江堰时有过心灵的触碰。当我听到四川省委在评选十大历史名人时因有关文翁的资料不多而无法推评时，我不去写他就始终觉得心慌。

再说，我曾经经历过常人没有经历过的困境，因为不按照潜规则办事导致工作环境坏到了极点，就是那种痛打落水狗的感觉。由于被领导低放基层，使我不仅没有支持者，甚至还有官员给我施压，他人围堵就再正常不过了。当时的心境，恐怕只有陈行甲能知，因为我曾经与他网聊时有所感觉。不过，我没有惧怕困难，反倒是迎难而上，加之老天爷的帮助，逐渐使环境得到改善。我创作《文翁传》时，也有同样际遇，手头上没有多少资料，网络上有效资料也少得可伶，即便省市图书馆馆藏里也找不出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想当初，我连西汉时期官员对商人的称呼都不明白，甚至连使用的钱叫什么、用餐的地方叫什么都不知道，还有文翁履职的地方文化生态更是不晓得，大脑里完全是一片空白。介于此，我只好两眼向外，朝清华大学、河北省及陕西省图书馆等地寻找支持，有幸得到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彭林先生鼎力相助，才使我知道了西汉有关礼仪文化，解决了文翁在朝廷及地方工作时与人互动的问题。

当然，四川境内的专家学者支持更多，特别是著名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每每遇到创作瓶颈时，我便会拨打他的电话，特别感激的是他每次都会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阐释，由此使我对西汉钱币、教育、吏治等问题在大脑里逐渐清晰起来，也才使我的创作进行得特别顺利。

除却敢于攻坚克难的精神有助创作外，我在工作中逐渐养育起来的清廉、仁爱、勤政、创新精神，也成为了我创作《文翁传》的动力与基础。为何这么说呢？说动力是因为这些与文翁的精神比较契合，内在动力就强。说基础是因为我能够用换位方式感知文翁所作所为，这种生活底蕴使我创作起来没有无力感。或许，这就是本体文化具备的天然优势。

最后，我觉得是新时代需要这样的精神。仁爱、廉平、勤政、创新……这些精神是当下官员需要涵养的，因为我在开展巡视巡察中发现，官员廉洁问题不是小事儿，不仅涉及到群众情绪大的问题，而且往往会使贪官产生恐惧，无故猜疑清官攻击，进而实施排挤行为，这对党的危害是极为大的。倘若都清廉了，这些问题也就消失了；还有官员创新能力比较缺乏，十有八九是落实任务型，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极少。还有，干部成长不易，须以仁予爱。所以，这些就成为了《文翁传》承载的时代重任。

现在想起来，我创作《文翁传》是有信心的，因为要在资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创作出35万字的作品，没有十足的信心是无法完成任务的。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自己迎难而上的拼搏精神，由此帮助自己顺利完成了这部传记作品，并为教育界立体地认识文翁提供了另一种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