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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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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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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给权力注脚

生命的意义源于你的生活。面对多姿多彩的生活,不同的应对方式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对于行政职场公务者而言,用好权力就是生命的意义,因为行政者没有什么精彩的生活,要说有的话就只能是用好手中权力,尽可能多地为老百姓带来实惠。

屈指数来,我在这个场域奋斗了30多年。回想起自己的行政生涯,多是干的纯粹的服务事务,就是那种给领导做嫁衣的工作,看起肩上有权却手中无力。如果要真说有权力的话,也就是在街道工作的这段时间。不过,我从来没有乱用过。可以这么说,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无愧于党,因为我是在用生命给权力注脚。

我是从事理论工作出家的干部,因而对领袖的教导常记心间。关于权力的运用问题,我比较信奉邓小平同志的观点,即领导就是服务。是的,领导看起来特别享受,因为容易得到人的尊重,但其实干的都是服务性工作,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权力给我的感觉不是享受,更多的是责任、是服务、是奉献。

当年在街道工作,自己分管的工作要对接上级30多个部门。尽管党中央大力整顿文山会海,一天参加两三个会议却是家常便饭,最多的一天还开过五次会议,弄得回家都是七八点钟了。其实,你还不能怪上面会多,而是联系的单位太多,哪怕一个部门一月只开一次会,平均下来就少不了。我常常想,有时整顿作风,其实与工作位置有关,倘若你到了我当时的岗位,勤政就成为必然,哪里还用得着去推动。

说到勤政,这是基层干部最显性的标识。不是我一个人如此,几乎是所有的干部都这样。我们为了把老百姓住的院落整治好,要反反复复去走访群众,要认认真真去做方案。与此同时,还要认真抓好落实,保证把好事办好。否则,你做了事还会不得好。老百姓纠纷问题、油烟扰民问题、公共文化服务问题,凡是涉及群众生活的事,在街道你都得去理,而且还要把它做到大家都高兴才行。自然,你别说利益了,能够服务好就算不错了。

其实,在街区会议多、工作累,这些都没有啥,因为人生下来就是干事的。不过,人的精力与肌能是有限的,倘若任务过多过重,势必会严重影响到生命安全,这是我最有感悟和发言权的。

最难忘的是2015年颈椎骨质增生病发。当天早晨起床后,我常规性地用餐。可是,我刚刚吃进肚子里,却忍不住又呕吐了出来。当时,我以为感冒了闷油,便空着腹赶到单位上班。党办负责后勤的吴姐见我精神状况不好,问起我啥原因时,我就把呕吐的事讲了下。吴姐为人谦和、待人诚恳,尤其心眼特别好,她知道我没吃早饭,便立马给我送来了一只香蕉。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真没说错,我早晨吐了后,不仅胃感到空空的不说,就连人都有点缺阳气了。于是,我便吃掉了吴姐送来的香蕉。可是,胃仍旧翻江倒海地,最后还是呕吐了出来。

当时,我不知具体原因,仍旧以为是感冒了,便继续坚持工作,因为省委组织部急着要“双报到”经验材料,他们安排我们街道在全省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上介绍介绍,书记便叫我来牵头修改文章。

写文章是我的老本行,因为过去一直从事秘书工作,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但人不舒服。当时,只感到把头仰起来要好一点,于是我就把颈部顶在椅子靠背上,然后仰着头,双手举着草稿,一字一句提出修改建议,办公室的同志便根据我的意见进行修改。弄了整整一上午,好歹把经验材料整理了出来。

下午,纪委召开述职大会,尤其我还被选为述职者,中午还将述职报告修改了一遍,好在述职的事顺利的应付了过去。但是,等述职会议结束,我走到大院门口时,好友见我脸色苍白,他便问到原因,我如实给他讲了经过,生活经验丰富的他立马给我讲道,你可能患的是颈椎骨质增生病,随即给成都市第一骨科医院的朋友打了电话,我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到了医院。医生望闻问切一番后,立马叫我住院观察,我以为医生吓人的,便硬要回家撑。但是,我走了两步,仍旧头晕眼花,医生便再次讲了病情的厉害,我这才不得不同意住下来。

进了病房,我刚刚和衣躺下,护士小妹便进来为我量血压。小妹量完血压,一句话都没有讲,便立马跑了出去。俄而功夫,院长、书记、医生和护士10多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院长和我是青干班同学,他特别关心地问我,你心里感觉如何,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想呕吐。于是,他便叫我躺下静养,不要起来走动,并安排护士把测量仪弄了过来。

我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受,泪水不由地噙满了眼眶,因为我在电视里看到过这种镜头,只有病危人员才用的抢救性仪器。经过一天的监测,他们终于放下心来。翌日一大早,院长就来到我的病房,一脸轻松地告诉我,你昨天的血压低于50,对正常人来说,很容易危机生命安全,搞得我都紧张了一晚上。还好,今天早晨我看了监测情况,一切都比较正常。

事实上,我的病情确实特别严重,自己躺在病床上头稍微转动一下就会天旋地转。当时,我心里的想法特别简单,我不需要理想,也不需要梦想,我只想能够活蹦乱跳地生活。现在想起来,我的行政生活经历,其实就是在用生命为权力注脚——服务。

经历半个多月的调理,我的病情得到好转。出院后,我便向组织部门领导提出了调回机关工作的申请,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性格特征,尤其希望组织能够把自己安排到常人不愿意去的所谓差单位。翌年春,得到组织的关心照顾,我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机关工作。

(自传《也无风雨也无晴》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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