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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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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4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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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庄镇世界”

(原载《铜仁日报》2015.1.10)

人物简介:林盛青,男,侗族,石阡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贵州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铜仁市戏剧家协会主席,贵州省特级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迄今已发表作品上百万字。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山花》《春风》《海燕》《文学世界》《当代小说》等期刊。出版《林盛青文集》(短篇小说卷)、《温暖的玫瑰》(林盛青文集·中篇小说卷)、《乌江怨》(林盛青文集·长篇小说卷)、《满目葱郁》(短篇小说卷2)等著作。其中,长篇小说《乌江怨》、无场次话剧《白云深处》获市政府文学奖二等奖;短篇小说《三丫的婚事》获《当代小说》征文特等奖;短篇小说《赶羊》获《小说选刊》第二届全国小说笔会征文一等奖。此外,还发表无场次话剧《乌江上的太阳》、《白云深处》,大型花灯剧《严寅亮与颐和园》(合著)等戏剧作品,《严》剧获贵州省第一届专业文艺奖剧本类一等奖。

●孙向阳(以下简称孙):林主席,请您先谈谈自己的创作经历。

◆林盛青(以下简称林):我真正开始涉足文学创作,缘于读师范时的一次作文竞赛,在比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从此对作文便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对老师布置的作文,我总是挖空心思地想写进点新的东西,作文也常常得到老师点评。老师在点评时,会指出哪一个词用得准确,哪一个句子写得好,还在用得准确的词和写得好的句子下面画上红圆点和波浪线。作文本发下来后,我会一遍一遍地翻看那些圆点和波浪线,骄傲、自豪的心情油然而生,文学创作的热情由此被激发起来。

谈及我的文学创作,就不得不提及县文化馆1986年创办的文学季刊《热泉》。我的庄镇系列小说,最先就是在《热泉》登台亮相的。1989年我的短篇小说《庄镇———故乡人之一》(这组小说由《粮食》《枪手》《英雄》三篇组成)发表于《山花》第4期。责任编辑孙承庆老师为这组小说写了短评,对我的鼓励不言而喻。之后,我相继写了“庄镇”之二、之三和之四,分别由《二站长》《鱼塘》,《罪孽》《花脸》,《执照》《失落》《立碑》《癫子》等短篇构成。2002年,我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乌江怨》。在经历了无数痛苦折磨和煎熬之后,我又先后写了《手心里的温暖》《家访》《泡汤肉》等多部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里,我试着把心中的隐痛释放出来,让隐痛变为一种支撑人们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力量。近几年来,我又以庄镇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丫的婚事》《庸医》《秀色》《灵性》《鲜货》等,其中刊发于《当代小说》的《三丫的婚事》获该刊全国小说征文比赛特等奖。

●孙:您从一个乡村教师一路走来,真不容易,是文学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吗?

◆林:是的,我很感谢文学。如果不是因为我喜欢写作,喜欢文学,就没有人来关注我。没有人来关注我,自然就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是文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孙:您这种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吗?

◆林: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历经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也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但同时,也积淀了一些思想,历史的、人文的东西。可它们并不能直接进入作品,必须经过作家的过滤和提炼。

●孙:在您的创作中经常会有灵感出现吗?

◆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当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跟你的思想相碰撞的时候,可能会马上激发出一种冲动,从而创作出作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吧。所以说,要想获得灵感,离不开对生活的深入思考和仔细观察。

●孙:我阅读了您中篇小说集《温暖的玫瑰》和短篇小说集《满目葱郁》之后,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在您的小说中,十分关注下层社会和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您认为您的小说属于底层文学吗?

◆林:关于底层文学,我认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能随便就把一个作家的作品认定为什么文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我们关心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人物,其实也是在关注我们的整个社会;我们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个体生命的生存现状,也就是关注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经历,塑造我们这个民族正直、善良和勇敢的精神。人,不管什么阶层什么地位,也不管生活艰难与否,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一直前行着、生活着。

所以,不要把反映底层生活的文学作品,随意归结为底层写作。这其实是一个有关创作的视角问题。作家的创作视角,是作家创作态度的一种体现。

●孙:您谈到的创作视角问题,当下有的作家只要一写到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就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去启蒙他们,去拯救他们。

◆林:你说得对,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但对我而言,我关注他们,并不是要启蒙他们。我只是用我的视角,把他们的生存状态艺术地表现出来。作家不是救世主,拯救不了任何人。

●孙:在关注小人物命运的系列短篇中,您发表在《山花》的那篇《满目葱郁》,不管是细节描写还是人物塑造,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能谈谈吗?

◆林:在这篇小说中,我重点塑造了一名乡村小学女代课教师。她为了给弟弟治病,一边教书,一边出入夜总会歌舞厅出卖色相挣钱。在这篇小说中,我自认为还是把女代课教师这个人物的人格分离、内心痛苦和挣扎以及生活的无奈刻画出来。在我看来,像她这样的痛苦挣扎和人格分离,许多处境艰难的人都具有。

●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多面性。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痛苦挣扎和人格分裂,有时表现出人性美好的一面,有时又表现出邪恶的一面。但您作品中的女代课教师是在让读者的心灵受到深深地震颤之后,禁不住会流下同情怜悯的泪水,而不是投去鄙夷和厌恶的目光。

◆林:我相信每一位读者在读到这篇作品,读到这个代课教师的故事时,都不会认为她肮脏和邪恶,反而会对她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同情。这就是人性的力量。

●孙:在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都会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或者“诗意的栖居地”。在您的不少小说中,经常出现“庄镇”这一地名。请问,您笔下的“庄镇”是不是您想特意营构的精神世界?

◆林:庄镇,是我系列小说“庄镇人物”的文化背景地。它在贵州地图上叫做石阡本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就出生在本庄街上。记忆中的街道坑坑洼洼,如狗舌条一般狭窄,街两旁的瓦房和茅草房参差不齐。走在灰暗的街道上,偶尔可见半死不活的歪柳树。从下街的一条鹅卵石巷子拐进去,便可见一个四合院建筑,四合院后面有一栋三层楼的木房,木房与前面的四合院相比,可谓鹤立鸡群。这个四合院和它后面的三层木楼组成的建筑群,就是本庄小学。后来,它升级为本庄中学,并附设了高中班。我的小学、初中以及高中都是在那儿读的。

我认为,每个作家在创作中都会有一个文化背景。以前也没想这么多,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地胡乱写。后来在写“庄镇”系列小说时就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文化背景、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圣地”。最先以庄镇为文化背景写出来的一组小说登载在《梵净山》杂志,这对我的鼓励比较大,就连续写了三十多篇。《铜仁日报》连续载了十多篇,《山花》也发了几篇。这之后,我好像突然找到了小说创作的“源点”。

那以后的许多小说,我都把故事发生地放在“庄镇”,或多或少带着“庄镇”的影子。我想,如果长期以“庄镇”为中心,把它作为小说人物的一个生存背景和文化背景来写的话,那我的小说创作就找算到了一个“家”。

●孙: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地域性。您怎么理解文学的地域性?

◆林:文学的地域性是存在的。但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狭隘性。我们不需要特意为我们的文学贴上“地域性”的标签,而是要让作品自己说话,让读者通过作品来感悟其地域特色。如果作品的艺术以及思想打动了读者,读者接受了您的作品,也就接受了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地域性,自然也就接受了您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只是小说的一个支撑,但不能靠它去打动读者。

●孙:您的小说语言比较朴实、简洁。但方言土语稍显过多,这会阻碍读者接受您的作品吗?林: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小说创作需要语言的变化。我们知道,语言由文字组成,文字功夫直接关系到小说语言的表达。而文字的表达,文字的变化,文字的意境,是我在创作中一直所苦苦追寻的。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能够准确地表情达意外,还能给人以韵律般的美好享受。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真可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电脑普及之前,耗费几瓶墨水、一沓沓稿纸是常事。

关于方言土语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只要读者能够意会就没有多大影响。但这里有一个如何“转换”的问题,就是在朴素的方言土语基础上,提炼出既容易让人理解又不失地方味道的语言。这就需要作家下功夫。

●孙:您除了写小说,还写了《乌江上的太阳》《白云深处》《严寅亮与颐和园》等剧本,去年,还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请问您是如何做到“跨界”的?您怎么看待当代文坛中的“跨界写作”现象?

◆林:我的业余创作主要写小说。为什么又写戏剧,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受身边一些朋友的影响吧:尝试之后,也能体会到创作戏剧的乐趣。因为戏剧要面对舞台面对观众,因此它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于小说创作。戏剧主要靠对话来推进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这两种写作形式互不影响。打个比方,就像我的大脑中有两个“仓库”,写小说时,就关闭戏剧的仓库;反之亦然。但这中间会有一个过渡的问题。也就是说,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不能同时进行。我的创作方式是,写小说时不写戏剧,写戏剧时不写小说。要不,大脑就会一片“混沌”。至于当代文坛的“跨界写作”现象,什么编剧作家、文化明星、学者作家等等,多少有点商业炒作之嫌。

●孙:对于当下戏剧创作不景气的现状,您是如何看的?

◆林:我在观摩了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后,写了一篇《中国戏剧舞台艺术的盛宴——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观摩札记》散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铜仁的戏剧舞台艺术,在全国全省都曾取得过辉煌的成绩;近年来,戏剧作者也创作了不少戏剧作品,但与曾经的辉煌相比,太沉寂了。我们不能老是躺在功劳簿上谈昨天,说今天,望明天,如此,我们终将一事无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戏剧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作为戏剧创作者,如果不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永远不能进步。铜仁戏剧创作的滞后,主要是观念过于陈旧,缺乏创新与探索。结局就正如你所说的“不景气”。

新媒体多了,平台少了,刊物少了,创作者和读者也就少了。戏剧创作的“不景气”,主要是文化多元的大环境所导致。时代进步,文化多元,人们欣赏文化的方式改变,这是阻挡不了的时代潮流。这种文化多元的时代对于戏剧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一种威胁。

就拿我们铜仁来说,如果不去发现新人,培养新人,再过几年,戏剧创作也许就会在铜仁消失。

●孙:前两年,在中国文坛,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一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起了轩然大波。

于是,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论调:当代没有真正的文学、中国当代的文学精神已经迷失了、清高的文学从媚雅流落到媚俗等等。这这让人不禁“毛孔痉挛,汗不敢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我认为,文学是不会死的。文学自身固有的使命,就是最真实地描写记录和反映当今社会中的本来面目。文学精神价值的存在和体现,就是以冷静而深刻的文字,揭示人与社会的状态和内质,剖析人性的深刻与复杂,用真善美来启迪人们的心灵,在冷静思考中熔铸情感,在叙述描写中表现美,展示美。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在不断完成它的使命,而且还不懈地用它的“灯火”指引着我们的文学毅然前行。

●孙:您觉得铜仁作家怎样突围才能走得更远?

◆林:其实,这是每一个铜仁作家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首先还是得有作品,要靠作品说话。客观地说,到目前为止,铜仁还没有一部正真能够进入当代文坛视野令人侧目的作品,我们与外界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这点我们得承认。铜仁文学要走出去,不是说某一位作家在《山花》或者《民族文学》等刊物发表两篇作品就完事了,而是要写出一大批质量上乘的作品,让外界来关注铜仁文学、研究铜仁文学。

只有这样。铜仁文学才能真正突出重围,走得更远。

另外,现在我们铜仁作家基本上还是单打独斗、各自为阵,整合资源、集体发声的共识还未真正达成。当然,作家的知识视野、写作水平也还得不断提高。只有视野开阔了,心胸开阔了,作品质量上去了,铜仁文学才能走得更远。

●孙:您最满意自己的哪一部作品?

◆林:比较而言,“庄镇”系列人物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

●孙:能谈谈您近期的创作打算吗?林: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作家写小说应当塑造活的人物;人物,不是角色。

角色是模仿。如果作家把人物写活了,即使书里没有大角色,但他的书作为一个整体有可能流传下来。海明威是站在山巅上的作家,他的创作成就举世公认。

那样的高度,我是不能够翻越的;作品的流传,我也不去奢望。但他关于小说人物的塑造,我却颇有同感。我的庄镇系列小说,之所以得到一点赞誉,就是因为我在小说中塑造了“这一个”较为独特的人物,比如《粮食》中的汪叔、《三丫的婚事》中的三丫、《灵性》中的苟老板······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仍将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继续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并以“庄镇”为背景,努力写出具有鲜活个性的人物来。在长篇方面,力争把《浮华校园》的中部和下部写完。在戏剧方面,准备以万山汞矿为素材写一部戏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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