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镇教书

在乡镇教书，总会遇到纯朴的趣事。

最常见的是来给孩子传话或带东西的爷爷奶奶们，多数老人似乎跳出了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受校规的约束，客气一点的才会敲一下门或窗，询问一声，大大咧咧的就直接开起了大喇叭。

当你正讲授得忘情时，也许会有个大叔或婆婆或阿姨走过窗边，边走边探头朝教室张望，甚至大声叫着他们家孩子的名字，引来全班同学哄笑。但他们是我学生的家长，而且比我年长，我没法生气，没法用课堂纪律来教育他们，只能和蔼地请相关的同学走出去。有些家长索性就在走廊上大声跟孩子说起话来，你也没法恼火，只能耐心地出去叫学生带家长到离教室远一点的地方谈他们的家事。

好些家长不知道自家孩子的教室所在，甚至不知道读的是哪个班，但你依旧不能脸露不悦之色，只能温和地将目光朝教室里一扫，如果他们要找的孩子正好在我班上，就叫学生带家长到没人的地方小声说话；如果家长要找的孩子不在你正上着课的班上，就和气地说没在，再问他们的孩子究竟在哪个班。要是他们说得出来，就指出那个班级的位置；要是他们说不出，就指给他们各个级组办公室的大致方向，让他们去找相应的班主任。

他们离开时，也许会谢你一声，也可能匆忙中忘了你的服务，但你也只能一笑置之。

学校的周围本来没有住户的，但不经意间就多了些邻居，于是就常常享受到不期而来的免费“音乐”，有时是独唱，有时是合唱，有时则是合唱中伴着器物碰击声的交响乐。一般是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打骂声，狗叫声，有时则是个别已成为社会青年的辍学生对母校的依恋：“王小春，我在车站小卖部等你。”作为老师，你只能严肃地叫同学们关掉窗子，或以战斗力为说词，要同学们有点定力，因为定力决定纪律，纪律有助于提高战斗力。

访客中还有小动物们，比如蜜蜂、麻雀和蝙蝠，于是就引起同学们的小骚动，部分男同学乘机表现自己的勇敢，想驱逐或捉拿不速之客。我忙制止，说看来它们也想来读书，还是欢迎蜜蜂同学、麻雀同学或蝙蝠同学入座吧，谁愿意跟他们同桌或共用课本？多数同学却说麻雀同学会吵闹，蜜蜂同学会螫人，蝙蝠同学不知会不会散布病菌和吸血，于是大家一阵轻笑。我说既然带来的祸大于利，那就礼送出境，让它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去吧。

有一次的访客却让我连故作风趣的雅兴也没有了。大热天里，一只小鸟也许想进来乘凉，但来得急了点，撞上了急速旋转的吊扇，被扇叶切开身子，掉下来死了，血淋淋的。好在没掉在哪个同学的身上或课桌上，但还是吓坏了临近的女同学，男同学们一时间也不知所措，只好由我去捡起那只不幸的鸟，说：

“小朋友，有事慢慢来，急躁会出大事的，下辈子记住了。一路走好吧，去找个慢节奏的地方投胎。”

我把它丢进了垃圾桶，下课后叫值日生赶紧拿出去埋在垃圾堆旁边的小土堆里，别耽误它投胎了。一个多心的男同学忙问我是不是又要借机让他们写一篇作文。我说小鸟够不幸的了，别再伤害它，让它安静地投胎转世去吧。

窗外的风不来帮同学们翻书，却会送来味道。

东边的窗外有一片空地，足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被勤劳的阿姨们和婆婆们从中间开发出了菜地。因此粪水的味道和炒菜的香味每天都准时地顺风传来，粪水味往往弥漫于早上第一二节课时，还真会配合八九点钟的小太阳们。炒菜的香味则撩拨于上午和下午最后一节课时，这时正值师生们肚子打鼓的时候。看着吞起口水的学生们，我只好说这香味来得及时，正好可以补充点能量。学生们说只能望梅止渴，肚子反而叫得更凶了。我于是乘机教育学生：

“这些香味也是你们父母的等待和期望，要你们用优秀的成绩去回报。”

每年八月底，班主任还会遇到后门之难。

第一次做班主任的我在九月初一个午休时光里被一阵忐忑的敲门声吵醒，一个母亲带着个小鬼怯怯地站在门口，说她小孩六年级时成绩不错的，后来他爸爸生病，为了帮助家里干活，成绩才下降了。统考下来，就差那么几分。想叫他补习一年，他死活不肯。那家长强调说：

“听说您是好人，只好厚着脸皮来找您，希望您能给我孩子一次机会。”

那家长还补充说好人有好报，老天会保佑我家辈辈幸福。

看他母子俩确实属于贫穷又老实本分的人，相信他们说的不是假话，我没怎么多想，就决定给他们开后门，叫他们第二天带学费来报名。那时候还没普及电脑，没有在网络上体现学籍制度，正取以外的学生，只要班主任同意就行，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手续，大不了就在班上多放几张桌凳而已。

我并不是被他母亲的好话打动，而是深知农村孩子读个书不容易。后来这学生确实守纪又上进。有几次跟着其他同事下乡家访，要经过他们寨子，不知怎么的就被他知道了，回来时，见他站在村口等着，要我去他家坐坐，我都说忙，以后再去吧。他总是很失望地转身回家，我也觉着过意不去，但我更明白，我们一去到，他家肯定要准备酒菜来招待，然而一餐下来，恐怕就要吃去人家一个星期的伙食费，也可能吃掉这个孩子一年的作业本。那时一毛钱一个作业本，就算那菜、肉和酒是自己弄的，但人家平时可舍不得吃，如果拿到集市上去，再怎么也会卖到十块钱，能买一百十个作业本了。十块钱放在今天，多数孩子都不觉痛痒，但那时可是在八十年代的乡镇，别说孩子，就连大人也不敢轻视。

来到现今的学校任教后，我也偶尔会成为学生的小债主。上个星期无意中翻翻办公室的抽屉，还翻出了一张学生的借条，金额为两百元，日期是2002年11月15日。这学生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总之没来还钱，否则那借条也不会继续留在我的抽屉里。我撕了那借条，丢进了垃圾桶。

乡镇学校无疑落后些，但比起城里的学校来，似乎要多一些人声和自然味道，少一些车声和小贩的吆喝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