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又梦见父亲了，得给他烧钱了。

想起父亲，我这辈子只有愧疚。

父亲在家乡的小学毕业后，进了县城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考进了远离惠水老家的锦屏林校，也算是个中专生了。父亲说他曾在赴林校的途中病在凯里，幸好几天后战胜了病魔。后来到省城贵阳来碰运气，却没找到什么好工作，据说艰难之余还曾呆过人家的柴房。

离开省城去参加湘黔铁路建设大军，才使父亲转了点运。据说父亲做到了连长。回地方后，先是分在县体委，但不知怎么的，就下到了老家的区机关，又不知怎么的，最后到了区供销社。那时县下分区，区下才到公社。

没人跟我解释父亲一下再下的原因，我也不敢去问，但我猜想肯定是跟领导不合。我原以为是父亲不好相处。父亲容不得别人在嘴上或行动中占他的便宜，所以跟他说话得小心点。有一次搭别人的马车回家时，有个不受他欢迎的女人建议他靠前坐舒服点，他却说怕马放屁来太臭。那人意识到吃了嘴上亏，立即反唇相讥说：“你才臭呢。”父亲没再反驳，露出了得意的笑。然而他的一个同事却跟我和弟弟说过：“你们要学习你老爸的为人呐。你老爸不卑不亢，从不巴结人，也不会看不起别人。你爸爸曾说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我们曾在乡里遭到一帮本地人的无理围攻，结果你爸爸和我凭着两把匕首吓退了对方。”区供销社的主任跟父亲是修铁路时的战友，对父亲相当照顾，我奶奶去世时主动带了钱来慰问；父亲病重时，那主任也带钱来探望过几次，还尽量帮他报销看病的帐单，可我从没听到父亲赞赏人家。

也许父亲因为排行老幺，又是独子，又属虎，所以受宠之余变成了带刺的人，既为了自保，偶尔也会刺激一下别人。

家中客厅里靠着中柱的那张椅子，奶奶死后就一直变成了父亲的专座。只有他不在家时，母亲才能去坐那张椅子。但族中的长辈们进来时，父亲就会让出他的宝座来。有时乘着他不在家，我们也会坐上去尝点一家之长的滋味，但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惊慌地弹开。

只要我们在家，父亲从来不会自己舀饭的。饭一吃完，他就习惯性地把碗朝我们伸过来，我们得眼尖些，赶紧接过来帮他添饭。要是动作慢点或看不见，威严的批评马上就会来临。

家里没人敢忽视父亲的威严。一次吃饭时，我不知哪句话刺激了他，结果我主动伸手为他添饭时，他竟不理我，径直把碗递给了我堂弟，弄得我很尴尬。有一次，我在楼上叫家里人把楼梯从对面搬过来，却总没人听到，我有点生气了，说：“要我跳下去吗？”父亲马上就出来了，吼我道：“跳呀，有本事自己跳下来呀！”我们处于反叛期时，父亲曾多次警告我们：“别以为你们长大了，让你们先跑到寨子边，我一样能很快抓住你们。”我们于是又提醒自己，别以为父亲老了。

乏味的乡镇生活使父亲喜欢上了酒。一喝了点酒，父亲就会压低冒檐，我们就要小心了，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他没完没了的数落。酒后的父亲常常会唱起《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坐牢时的唱段，让我以为他可能有不为人知的烦恼，却又从不敢过问，因为询问只会招来这样的喝斥：“孩子家管什么大人的事！”酒后的父亲有时还会叫我们几兄妹唱个歌或跳个舞给他欣赏，我们照例难以逃避。

酒后的父亲曾把我们吓得不轻。外寨的两兄弟曾到我堂舅家作客，堂舅来叫我父亲去陪。那两兄弟中的老大在另一个公社里当着书记，向来跟我父亲不和，两人一碰到一起，就总是嘴上相斗。那弟弟则跟我父亲同事。知道不咬弦，父亲不想去，但堂舅说不去就看不起他了，还眼泪汪汪起来。堂舅没有孩子，对我们相当好。吃软不吃硬的父亲只好满足堂舅的要求。结果自然是以一敌二的父亲被人家两兄弟整得大醉。幺公扛他回家时，他很痛苦，老在床上翻来翻去，嘴上时不时“妈妈妈妈”地叫，那时我奶奶已去世好几年了。大概他以为自己会有不测，叫我到床边交待说：“你是长子，长兄为父，要是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要协助好你妈妈，扛起这个家来。”我当时觉得很悲壮又有点想哭，连连安慰父亲说不会有事的。当然，后来没出什么事。第二天早上，见父亲一脸憔悴地起身去茅房，我曾暗暗地想，不知爸爸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狼狈。

患脑血栓逃过大难后，父亲还是戒不了酒，无论我妈妈把酒藏在哪个角落，几天后总会不翼而飞。背着家人时，他常跟他的酒友——我幺公——讨论偷酒喝和装乖的技巧，说：“有时家里在吃饭时给我酒喝，我装着为了身体，不喝了，其实已在里间偷偷灌了一碗了。”有时两人甚至从家里偷些米到集市上换酒，当场喝个碗底朝天，而后坐下来聊天，等嘴上散了酒气才很乖似地回家。

区供销社也象所有单位那样将自己的职员在本地调来调去。父亲曾调到我们鸭绒乡供销分社。虽然是下了乡，但毕竟还是吃着国家的粮，在很多村民看来，还是值得羡慕的。但父亲也许因为人过中年，降低了工作积极性，时不时会赖在家里睡觉，要顾客来家叫几次，才很不耐烦地去开门卖东西给人家。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却都不敢说。那时我已读大学，弟弟已读高中，多少有点现代服务意识。我们哥俩曾想去买点服务方面的书来给父亲看，但又怕父亲说我们多事，没敢付诸实施。后来李春波的《一封家书》中因有“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一句而遭批评，批评者依照老道理说国家干部就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怎么能够歇呢？要是年轻人受了影响，那危害可就大了。如今自己人过中年，才理解了父亲的消极和李春波的歌。人总得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如果干的是自己所不喜欢的工作，谁能积极到哪里去？就算所干的工作是自己所喜欢的，也得有劳有逸，否则早死了，还能干什么？再喜欢的事情，一旦成了每天必须面对的职业，也总会厌倦的。我想父亲是不是也有所做非所愿的苦恼，但他从没跟我们说他的理想，我们也不便去管大人的事。记得奶奶说过父亲曾想去学开车，但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说去开车就等于先把一只脚踏进了棺材里，要开就等她死了再说。父亲怕背上不孝之名，没去做司机。

父亲在外工作，见识自然比母亲多，父亲的文化也比母亲高，加上大男子主义性格，难免就会跟母亲发生些争吵。一争吵，母亲就哭着到外婆家去，父亲也从不去拉回来。但第三天时，父亲就会叫我们去接母亲回来。次数多后，我们也烦父亲了，心想是你惹出来的事，该你自己去解决。但违抗父亲的命令，对我们来说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加上也想念母亲，我们几兄妹都会听话地去央求母亲回家。看我们可怜，母亲也都会跟我们一起回家。我和弟弟怀疑父亲嫌弃母亲，曾私下里跟弟弟达成同盟，说如果父亲胆敢带个后妈来，我们坚决捣蛋到底。当然，事实证明是我们想多了。

母亲后来常说，其实父亲是很关心我们的。

我友叔曾几次说当年我父亲在离家四十多里远的董照供销分店工作时，接到电话说我病重了，他一下班就马上带上一把匕首和一点钱，踏上山路往家赶。赶到家里时，已差不多半夜。

我们怕父亲回来，又希望他回来，因为他来家时总会带上一两斤肉，我们又可以打牙祭了。怕我们不会炒，父亲总要亲自下厨。一炒好菜，端菜就是我们的事了；一坐上他的专用椅，我们就得倒酒和装饭了。等我们出去读书和工作后，最希望我们回家的就是父亲。我们一回家，父亲就很开心，要炒点好菜，还嘻笑着跟母亲要求给点酒喝。有一次我要赶回远在珠三角的学校上班，急忙中忘了跟病休在家的父亲打招呼。母亲在大门口悄悄跟我说：“你不跟你爸道个别？”我赶忙回去说：“爸，我要回单位了。”父亲“哦”了一声，说：“去吧。”父亲说完就钻进里间去了。看得出，他不太高兴。我心里很难受。

也许在外见多了有工作的人，也许曾受过些气，父亲最希望的还是我们努力读书。我曾为了挣几个零花钱而跟寨子上的伙伴们去挖些草药卖给供销分社，父亲知道后，立即骂我没出息，说那么想干活，就别去读书了。我最怕的是不让读书。回家的父亲还时不时带些吃公家粮的朋友和同事来，耳濡目染中，我们由羡慕到希望自己也有个工作，而后明白有工作的前提是考取个大学或中专。

每次回家来，父亲都会检查我们的作业和成绩单。一次在朦胧的月夜下，吃了晚饭的父亲照例端起凳子到门口去坐，我们汇报成绩后，父亲突然满是沧桑感地叹了一声：“你们成绩好，我就开心些。”有一年端午节的黄昏，我一个人在城里姑父腾出来的楼上房间里百无聊赖地支着下巴看人过路。有一好同学走过，同学也发现了我。我叫他上来玩玩，他说先去街上一趟再来。同学上来时，倒出了买来的李子和香烟，我们俩便躺在床上享受起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叫醒我们的却是我父亲的敲门声。父亲到县里来出差，顺便来看看我高考前在干些什么。尽管我们立即藏起了烟，但进屋来的父亲一看地板就明白了。初学抽烟的我们俩不太受得了烟的刺激，差不多吐了一屋的口水。父亲却没立即骂我，只沉默着，我最怕他这种沉默。同学也受不了这种沉默，先走了。父亲冷冷地说我：“骗我有什么用？有本事就回家骗田地去。”低着头的我又恐慌了。父亲没再多说什么就走了，但我当晚看了很久的复习书。

我高考那几天，弟弟也到县城来考师范，父亲就做起了我们的保姆，负责做饭，不准我们吃得太饱，监督我们早睡早起，还说考试前不要再去看书。估算考分后，填志愿时，我曾想填政治系，父亲说我头脑不很聪明，嘴巴不很会说，心也不够狠，不适合从政，我最后听从父亲的意见，只填了中文系。到而今，虽然政治系的校友们多半都成了令人羡慕的“人民公仆”，可我也没后悔过。教书虽然清贫，但稳当。我还能在夜深人静时以旁观者的姿态爬爬格子。

1982年8月的某个下午，父亲在区供销社接到教育局的电话，叫他去拿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来跟领导请了假，而后搭上单位的顺风车到了县里。

三年后，我弟弟拿到了西南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同样是三步并作两步从楼上冲下来，跟领导请了假，而后搭上单位的货车进了城。再过一年，我妹妹也考进了县师范。全乡都轰动了。有人曾好心地问我父亲经济上能否顶得住，父亲既自豪又带刺地说：

“只要他们读得去，我卖掉祖屋都行。等他们一出来工作，还怕没钱起新房？有些人想要这种艰苦都得不到呢。”

父亲的工资不高，母亲务农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们兄妹五人又都在读书，父亲难免要去借钱。债主自然担心偿还能力和时间，父亲就夸起口来：

“我几个孩子很快就有工作了，还怕还不了你们那几个钱？”

几年后的一天里，放假回家的我发现原来柴房里堆着的木材少了许多，母亲悄悄告诉我说是单位里有人顶了起来，领导只好叫父亲尽快还钱，父亲哪有什么现钱，只好拿家里的木材去抵了。要不然，可能工作就保不住。父亲没跟我们说被人追债的事，我们也不敢去过问。我们只发觉父亲那段时间相当的憔悴，走路也低了些头。工作以后，有个姓罗的老师来跟我说我父亲还欠着他一百二十块钱，恰好我刚补发了点工资，当场就给了那人。回家时，我没多说什么，只淡淡地跟父亲说我还了罗老师的钱。我怕父亲难堪。我原以为父亲会怪我多事，不料他竟没说什么，可能想到儿子已长大了吧。

也许我大学毕业后的分配结果彻底粉碎了父亲的子荣父贵梦。因弟妹们都在读书，爸爸病休在家，我根本没想去考什么研究生。留校和留省城，我自知没那个社会条件。有个同学问我想不想去州府都匀，说她也许可以帮帮忙，我说还是回县城算了，县城离家近些，方便照顾。我也不奢求在县城能分到什么好工作，只希望过得去就行了。1986年时，县城的本科生还不多，我以为不至于下乡的，于是什么后门也没去走，其实也没什么有用的后门。结果我被分下断杉中学教书。教育局局长还曾是我高二时的班主任呢。听说断杉中学那里还没自来水，电也时有时无，既然下乡已成定局，不如去自己的老家，于是我申请去了雅水中学。

我成了县里第一个被分下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也成了我们班分得最差的一个。其他地区的同学们最差的都在县城里教书。教育局局长好象还曾安慰我说：“就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才严格要求你，只要你下去认真地干，我肯定不会看不到的。”上班后，我跟同事鲍老师说了班主任的勉励语，鲍老师苦笑着说他也曾是局长的学生，局长也曾跟他说过那番话。鲍老师还说通过他而分得好学校的，好多都不是他的学生呢，我们这种贫穷学生在他眼里算什么？一些老教师则说，如果他眼里老是装着贫穷学子，也不会被提为局长了。

我被分下乡，母亲有些怨父亲：

“要是你有个一官半职，或者平时会结交些人，孩子还会被人踢下来吗？”

好面子的父亲就没好气地说：

“是，到头来都是老子的错。”

我离开老家到珠三角工作后，有人私底下说我是在家乡呆不下了，所以才去背井离乡。父亲就简捷地回击那些人：

“叫你们的子女也去试一下，看人家要不要？”

父亲曾是业余篮球运动员，但还是经不住生活的压力，过早地垮了。1985年的某个下午，父亲刚去监督完供销分社的工程回来，觉得很累，先睡下了。因为家里的用度在增大，父亲不得不争取个工程监工的活儿来缓和一下家里的经济链条。

母亲做好晚饭后，让我小妹去叫父亲来吃，却听不到父亲的应答了。母亲以为父亲在路上被野鬼纠缠，忙去叫寨上的巫婆来。巫婆念念有词了几次，父亲还是在痛苦地呻吟，巫婆就跟我母亲说：

“冬妹，看来不灵了，赶紧送去医院吧。”

母亲去叫了家族里的人来，大家立即去联系了车，但父亲却两手死死抓住床沿，不肯上车。父亲害怕死在外面，到时候进不了祖宗们的家园。我们鸭绒的苗族人认为，死在外面的人，举丧时不能放在正堂里。如果是非正常死亡，得烧掉，连办丧事的资格都没有。这两种情形的亡者，祖宗不会接收，只能独自游荡。

祖公边搬开我父亲的手，边训道：

“大家都是在为了你，你怎么就放弃了？”

父亲的一双手终究敌不过大家，最后还是被抬上了货车。医生检查下来，说我父亲患的是脑血栓。父亲在医院里住了整整四十天。那时我快要大学毕业了，有时间去看望他。我接到电报后第一次看望他时，他不能说话，却从眼角里流出了一滴泪。我心里很是酸楚。

出院后的父亲一直要靠药物维持，好在他的身体底子不错，出院后还走得了路，能喂点猪，能做点简单的饭菜。

几年后，不甘心的我离开了老家，到了珠三角。家乡医院的药，父亲也用得差不多了，我就跟家里说尽量弄点广州的药寄去。但实际上那时我的收入还很低，我所在的那小镇上也没什么特别的药；去广州的路上还要靠过渡船来渡过好几条河，很不方便。我终究也没能寄出什么好药。后来，妹妹说那时候父亲真的在等着我的好药。这成了我永远的愧疚。

父亲是在1993年9月底远走的，享年56岁。接到电报后赶长途火车到家时，父亲已被穿戴好，放在了灵堂上。母亲说父亲的嘴巴老是闭不拢，大概是要等我来。我知道我是长子，又远离家乡工作，父亲肯定老是牵挂着我。我没丝毫犹豫，伸手就去合了合父亲的嘴，果然就拢了。

父亲死后，他那张专椅成了我母亲的专座，家里从此倒多了温和之气，却少了许多堂威。每次跪在父亲坟前，我总难以相信父亲竟然变成了一座坟墓，而后就眼眶湿润着在他的墓碑下给他烧纸钱和祭酒。

如今我儿子已读小学，我也买了自己的房子，虽不富贵，但也不用再过着珠江农场年代里老是担心被拖欠工资的日子，不过我总是遗憾。我常想，要是父亲还在，该多好，我一定要叫他南下来住住，好让他回去时能跟当年说闲话的那些人澄清一下：“我儿子叫我到广州去翘二郎腿做爷爷了。”

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子欲养而父不在”的痛苦。好在每个月都能梦见父亲一次。每次梦见父亲，我就得赶紧去买纸钱来烧给他，否则总会魂不守舍，老觉着歉意。我每次都做得很乐意，即使有同事经过，也不再怕人说我迷信，不再难为情。

父亲如果真的在天有灵，那我要留给父亲的话，恐怕永远是这一句了：

“父亲，我知道这辈子我抹不掉对您的愧疚了，您要责怪的话，我也不敢奢求您的原谅。要是快没钱时，尽管托梦来，我一定超额烧给你，只是拿了钱后，你还是要少去买点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