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懂了番薯在风中独舞

我看见番薯在风中独舞，在房前屋后的自留地里，在缺水的山脊旱地，在云雾缭绕的高海拔地区，卑微而不屈。我是读懂了，用了几乎一生的努力。

400年来，外来物种番薯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南方的人民。历史学家浓墨重彩地记载了“枪炮改写历史”“帆船改写历史”“病菌改写历史”，以及稻米、棉花、甘蔗、烟草、土豆、玉米、西红柿、胡椒如何以“大家闺秀”的姿态闪亮登场，而番薯只好越来越渺小，最终蜷缩在中国历史的某一个角落。

                                                  （一）

番薯的存在正好诠释了什么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从踏上中国的那一天起，番薯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物种。1593年，移民到菲律宾做生意的陈振龙把番薯藤浸泡在船底下，越过荷兰殖民者的监管，历经七天的航行，才把番薯偷偷引进到了自己的家乡福建福州种植。这位“把论著写在中国大地之上”的福建商人，比起写《齐民要术》的大学者贾思勰和写《农政全书》的大官僚徐光启，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毫不逊色。

引进番薯的人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功名，传播番薯的人更如同草芥。

据《洞头县志》记载，清朝初年，从福建泉州迁徙到浙江洞头岛的柯姓族人定居在了小长坑海湾，之后便兴建“洞头第一塘”。海塘围地50多亩种番薯。可以说，我的家乡洞头岛是浙江最早种植番薯的海岛之一。

多台风、多山地、多人口的福建先民，为寻求活路，四处逃散。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加剧了番薯在民间传播的速度。当沿海平原、膏腴之地早已有主，后来者只好携家带口往山区海岛移民。哪里能种番薯，家就安在哪里。据《乾隆温州府志》记载，明末到清乾隆的100年间，温州地区的人口增长了100万。是番薯救了大清及其子民。

一群逃难的人总结出了番薯繁衍的“秘诀”。

——播种前先除虫。海边人家将大番薯切成片埋到地里。一周之后再翻出地里的番薯片，一条条毛茸茸的番薯虫便束手就擒，几年里番薯地不再有虫害。

——种植时要有雨。将上一年留存的大番薯一个个埋到地里繁育新苗，海边人家会选择在一个彩虹当空的午后——东边日出西边雨，田地正蓬松，农人穿蓑衣，以剪刀剪下15—20公分长度的番薯藤，开始播种了——海边人家叫做“Dei番薯”，也就是“扦插技术”：五指并拢，捏着新剪下的那一头番薯藤，在空中画半个圈子后，就将藤插进泥田里。再盖上周围的泥土，轻压一下，一株蕃薯藤便播种完毕。这样颇具仪式感的种植方法当然来自于番薯始祖——陈振龙。

天刚亮，海边人家便开始下地为番薯田拔草，将四处伸展的番薯藤理理顺畅，而多余的番薯叶不会轻易丢弃，可以与新鲜的小麦粉和着煮成糊糊，一家人饱食一餐。

——收成后的番薯储存也很讲究。在山坡上挖洞存番薯，用石头和泥土密封洞口，让番薯避免受冻、避免发芽、避免腐烂，而糖分得以集中，等到想吃的时候挖出来，鲜亮如初、甘甜如蜜。

微不足道的番薯，把富饶的水田、把更多的空间让给了水稻、小麦、蔬菜、瓜果，自己选择在贫瘠的山地、缺水的旱地“传宗接代”，与他的主人共同组成了中国历史的“边角料”。

                                                     （二）

过去的“海边人家”，如今成了“公社社员”。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一家一户单干的“海边人家”被组织起来，作为“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劳动，赚取工分。洞头海岛以种植番薯为主，为此，人民公社的序幕也就围绕着番薯而展开而结束。

每隔半个月，“公社社员”就要给日益长大的番薯施肥，一天的光阴就在田地里流淌而去。到了七夕前后，田里长出了紫色的番薯花，闻到其特有的香味，萤火虫会停歇在番薯花上，孩子们一伸手就可以逮住一只、两只。把它们放在薄薄的白纸做成的笼子里，整个夜晚，萤火虫的点点星光，照着漆黑、无电的村庄和屋舍，也照进孩子们探索的心坎。

台风来了，不怕；烈日骄阳一天天炙烤，不怕。耐风、耐旱的番薯有的是生命的张力。国庆过后不久，生产队里的番薯就要收成了。——1972年“农业学大寨”高潮之年，我家房前的一垄番薯田里，挖出了一窝六只、最大一只重达6市斤的番薯，轰动全县。县里派干部下村考察，还带来了一个摄影记者，几天后，就在《浙南大众报》（《温州日报》的前身）登出了图片新闻。

那时候，大队订阅的报纸都先送到公路边我家，再由父亲转送大队部。从未进过一天学堂的父亲，在长年累月的读报中，扫了文盲长了见识，还能看懂“两报一刊”深奥的社论文章，这使他一个渔民变得时时“讲政治”，却无法改变与生俱来的火暴脾气。一般都是在番薯长藤一尺的盛夏，坏脾气一触即发。一旦看到谁家养的牛羊正在番薯地里撒野，他拉着牵绳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怒吼——“破坏番薯田，要罚一场电影！”听到吼叫的大人早已魂飞魄散，而孩子们却希望有一场露天电影能在村操场放映。

                                                           （三）

几百年来，在中国地图上如米粒一般大小的浙江洞头岛，没有饿死人的记载，也没有人出门当乞丐的传闻，这得益于番薯的恩赐。

“公社社员”一年有11个月要以番薯为主食，“农村粮票”供应的是一个月的“口粮”，大米10斤是1.36元，在很多洞头人的记忆里，“大米”没有带来应有的饭香。

就得凭粮票到粮站去粜米（即买米）。粮站卖给“公社社员”的是一半红一半白的“火烧米”，有时候还要搭配石头一样坚硬的东北玉米粒。“火烧米”又名“战备粮”——烧粥不会糊，煮干饭不成团，一下锅便闻到一股呛人的焦味。

番薯把自己的全身都奉献给了主人：若刨丝晒干装在木箱里，以棉被包裹，可经年不坏；若切片晒干，与大米一起煮，一餐可顶两餐；若碾成番薯粉做面条，辅以大带鱼、大螃蟹作料，煮成“海鲜番薯面”，便是上等珍品。番薯粉还可以做成包着芝麻、花生等的甜食——“猫耳朵”，如今是洞头名扬天下的地方小吃之一。

一日三餐吃“番签”（番薯丝），孩子们也会心存怨气。

刚吃下一海碗，疯跑几圈便饥肠辘辘。为此，海边少年最钟情的不是满桌的鱼鲜而是肥肥的猪肉。饥饿的记忆陪伴着无数少年一起成长。

又想到了父亲。

吃番薯长大一生从未吃过一片药的他，却在65岁时突遇食道癌，为了省钱断然拒绝任何的医治，两年后含笑离世。番薯构成了他“特别能吃苦”的个性，却没有养成他隐忍的脾气，常如晒干的老藤在火塘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猛烈地绽放喜怒哀乐。

                                                         （四）

到了1980年前后，“人民公社”解体，番薯也慢慢退位了。有财力的海边人家能够自由选择泰国的珍珠米、黑龙江的五常米以及价格昂贵的日本新泻大米“尝鲜”，父老乡亲们却不敢忘却救命番薯哩：在福州，建有“先薯亭”纪念陈振龙先驱；在缺水的海岛洞头，没有人家敢于让“责任田”抛荒，家家户户都要种上一些番薯，换换口味，感恩番薯。以洞头“猫耳朵”为代表的“番薯文化”传播四方，如今在北上广五星级酒店的菜谱里，悄然多了一道食品，就叫“猫耳朵”。

经过400多年的改良，番薯已长出“中国心”：隐忍谦让如我家乡每一位默默逝去的长辈，卑微的他们即使风里来浪里去跌落在生活的谷底，遇大病也谢绝救治默默终老，以此方式反抗命运的欺凌。

据说联合国粮农组织把番薯（红薯）奉为“最佳绿色食品”，排末位的是在全球广泛种植以“转基因”为主要技术的墨西哥玉米、美国玉米。我深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人民，如果让番薯也“转了基因”，便改变了其“隐忍而自立、卑微而不屈”的血统与秉性——那与一个族群的覆灭有何区别呢。

                                                           2020年11月23日 第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