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意象：“闽”与“瓯”的组合

大门岛与鹿西岛可以看成是洞头的两只眼睛，元觉岛是鼻子，洞头岛则是嘴巴，而外围的霓屿—大瞿—南策—竹屿诸岛构成下巴——一个思想的“大脑”呼之欲出。

“闽”与“瓯”曾经相安无事，等待地理大变革，迎来深度融合。

在久远的历史上，洞头列岛是相互分离的，这些岛屿分属两大文化流派：一是福建移民的后代，可称之为“闽人”；一是温州—乐清大陆移民的后代，可称之为“瓯人”。如果以洞头——三盘——花岗一线为界，你会发现，三盘北面诸岛，是典型的“瓯”文化居住区，南面以洞头岛为核心，则是典型的“闽”文化居住区。花岗岛上的人们，既会讲闽南话，也会讲温州（乐清话），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区。

在本人长期治学的过程中，对“闽南文化”深为关切。本人赞同一些研究者的观点：大约是唐睿宗时期（即公元700年前后），闽人有组织、大规模地向浙江境内迁徙。闽人入浙有两条路径：一是走陆路，从福建进入平阳（包括苍南），再由平阳向浙江内陆扩散；二是走海路，这一路的居民最终都定居在了北起舟山列岛南到南关岛（今苍南县）的广大岛屿上，与官家的政治距离越远，入浙闽人的安全感越强。

公元700年至1368年明朝建立，泉州是世界级别的海上交通中心和贸易中心，为此，移民来去自由，闽浙两边游走、两头亲。下一个700年到了明清时期，历代中央政府均实行海禁政策，禁交通、禁贸易、禁海上作业，渔民与海商走投无路，有的下海为盗、有的则世代隐居在偏僻的岛上。

就在福建移民仓皇顿挫之时，“番薯”被引入中国，由闽人带入浙江，人民有了果腹之食。学者说：“番薯带着移民走”（温州学者陈胜华语）——哪里能种植番薯，哪里就有移民的生存之地。

即使“片板不得下海”（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令），“以海为田”（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语）的闽人幸运地在洞头列岛找到了他们的落脚点，便寄居成“海上桃花源”的模样。长达千年的入浙人流中，没有达官贵人，少有才子佳人，他们是社会的最底层——台风半年多的撕裂、海禁政策的鞭打、“七山二水一分田”的饥馑，迫使闽人进入生存环境相对优良的浙江，为此奠定了“海洋性格”——“爱拼才会赢”的血性跃然纸上。今天我们把洞头本岛首先看成是一张会歌唱、会呼喊的“嘴巴”，那些谜团与故事，正缓缓集合，如海水一样滔滔而来。

而从乐清大陆移民到大门、鹿西等岛屿的瓯人，比起闽人就轻松、愉快多了。当洞头岛还是蛮荒之地时，永嘉（温州）、乐清已经是华夏文明的中心，经济水平不逊于中原地区。我们看到，瓯人入“洞”，为拓荒、生意、婚姻、放逐等四大因素所致。为此，洞头的瓯文化看似欣欣向荣，而闽文化则藏于闺中。官方记载：嗜酒的颜延之30岁仍未婚，在短暂的永嘉太守生涯中，就来过“青岙山”（公元426年）并且建造了“望海亭”——望海之亭何尝不是一只遥望的眼睛呢！嗜茶的温州刺史张又新（公元825—827年在任）为寻觅“望海亭”再次来到“青岙山”，留下《青岙山》一诗。据洞头诗人陈源考证，清末地理学家吴承志在《温州十三寨》中，将大门、鹿西列为其中的二寨，而洞头大门岛、小门岛迎面而立，今有寨楼、营盘基等村落，可见历史上大门、鹿西皆有屯兵，兵家必争。据本人观察，在明清两朝严酷的海上斗争中，“海上强人”蔡牵（福建同安人）的秘密藏宝点，抗清首领郑成功（福建泉州人）舰队设置的临时驿站，都与大门、鹿西有关。其成为洞头乃至温州的一双“眼睛”，恰如其分。

而闽人钟爱的海上“桃花源”——洞头岛却被主流文化莫名遗忘。本人在《从海上到上海》（201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后记中，对于洞头的“地理意象”做了一次探寻——

气候无常、海浪滔天，以及明清两代严酷的海禁政策使得洞头与大陆长久地处于一种分离状态。主流文化总是忽视海洋文明的存在。那位在乐清雁荡山盘桓许久的伟大探险家徐霞客就不敢贸然东渡洞头。没有了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苏东坡、陆游等伟大诗人垂钓洞头、泛舟三盘的记载，洞头是委屈的。他们都留下了大海的诗章，却都是望洋兴叹、无不感伤。

从公元700年到上世纪末，在凭借海船进行交通的岁月里，不少闽人与瓯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中的世世代代，甚至一生中都没有抵达另一个岛屿。闽语曰：“愿过千重山，不过一层水”是也。

于是，从唐至宋，从明至清，“闽”有“闽”的分寸，“瓯”有“瓯”的规矩，谈“融合”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一直到了公元2002年5月，洞头五岛连桥通车，地理意义上的孤岛被打破；2006年5月，温州半岛工程完工，洞头终于走出大海的重重围困，加入全国交通与经济的大循环。至此，“闽”与“瓯”实现了彻底的融合，汇成洞头海洋文化的两条血脉、两道根系，交织在闽浙之间，分别发挥着“眼睛”的瞭望作用、“鼻子”的呼吸作用和“嘴巴”的歌唱作用。那么，关于洞头人的“海洋性格”，我们也仅仅是进入序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