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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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小时候，家里经常住着上边来的干部，各条战线的都有，水利局的来检测机井水质，法院的到村里解决婚姻纠纷，税务局的来查私自开工的作坊——那时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只要来了，就住我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牌布尔什维克，在当时，这是我家很引以为自豪的。住的时间最长的，要数蹲点干部，一住就是几个月，老百姓叫他们“坐村的”。这个叫法很贴切，坐村的干部确实就像按在了村里一样。他们就是用自行车驮着个背包，很有几分军人作风。
住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再往下就是吃的问题。吃的问题也好解决，简单得很：吃派饭。除“五类分子”之外，全村每户社员轮流管饭，每户一天。干部吃饭也不白吃，要给社员粮票和伙食费。在社员眼里，这两样都是好东西，粮票是公家人用的，那一斤粮票会被社员们视为珍品，永久收藏；伙食费四毛钱，早晚各一毛，中午两毛，更是好东西，因为每年下来总会出现半数以上的超支户，社员们轻易见不到钱。不让“五类分子”管饭，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格，不能让革命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坐一条板凳。
除“五类分子”之外，还有一户被取消了管饭资格。这户人家是老随家。老随老实巴交，他老婆却是个母老虎。老随怕老婆，人送外号“老怕”。“老怕”的老婆净说干部的坏话，整天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还免不了说些过头的话。虽然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可“老怕”上查八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好贫农，所以，他老婆的过头话自然得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大队干部也奈何不了她。治不了她，就要“提高革命警惕”防着她，别让她在上边来的干部面前攻击大好形势，惹不起你还怕得起你！这样，“老怕”家便成了村里的“六类分子”。
一开始，“老怕”一家倒也没拿这事当回事儿，因为每逢管干部吃饭，社员们不好意思端上家常饭，总要弄点岔样的饭食，一天三顿下来，也够让做饭的女人上愁的。轮不上更好，还不费心不上愁哩！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几年下来，“老怕”觉出了不对味儿，因为“老怕”的孩子渐渐长大了。“老怕”再老实，也得动动脑筋：“五类分子”的小子天生打光棍的命，闺女也甭想找好婆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老怕”的孩子也得娶媳妇、找婆家，这样下去，孩子的终身大事如何解决？
“老怕”真怕了！这回不光怕老婆，更怕这种政治待遇。“老怕”的老婆再也不敢当母老虎了，两口子轮流到村干部家表态，求爷爷告奶奶地要求管饭。
大队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给“老怕”家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于是，“老怕”怀着“被落实政策”后的感恩之心，打酒买菜，不惜血本置办了一桌酒席。因为没钱，还到黑市上粜了三十斤麦子。
谁知事与愿违，坐村干部见了这桌酒席却撒腿就跑，怕被人说成在社员家大吃大喝。后来，还把大队干部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最具轰动性、也是被安排的最严密的一次派饭事件发生在一个寒风刺骨的腊月，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第二生产队私分了麦子。
年关将至，经过年终结算，两毛钱的工值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家成了超支户，也就是说，在全生产队的五十户人家当中，有三十七户超支了。而实际情况却是，无论是超支户还是非超支户，都有大年三十吃不上饺子的可能性，麦收过后，人均八十斤的小麦口粮，经过大半年的消耗，全都所剩无几。为了让社员能在大年夜吃上一顿白菜馅饺子，第二生产队的队长也豁出去了，在腊月初二晚上十点以后，打开仓库，给全队每人分了十斤麦子。
小队干部再三叮嘱大家：这事一定要保密，因为这是违反政策的事，弄不好就会有人因此被开除党籍！
事情的发展是可以预料的，要求众人保守的秘密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出点问题自然也在所难免。腊月初四下午，县里派下的工作组就到了村里。
工作组的任务是获取第一手材料，搞调查的。这一行共三人，两男一女，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人称刘主任，还有一个三十上下的胖子，再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干部，姓李，长得很漂亮。
工作组被安排在大队办公室住下了。至于吃饭问题，大队干部作了科学、周密的安排，工作组三个成员，每人派往一户社员家，每到吃饭时间，这三户人家就到大队办公处来领人。大队干部说，这几户人家都是根红苗正的好贫农，到这样的人家住上几天，准能顺顺利利的把工作做好。
来领刘主任的是老三家，老三家四十多岁，是个寡妇，家里有四个正上学的孩子。来领胖干部的是五奶奶，五奶奶没儿没女，家里却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伴。来领女干部的是许老六，许老六十年前就没了老伴，家里有四个二十岁上下的楞头小子，用许老六自己的话说，他家是四个小子五个光棍。
工作组在村里吃住三天，什么材料也没弄到手，每次吃饭时，却都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老三家哭得像个李三娘似的，说孩子没钱买本买铅笔，刘主任心一软，马上就掏了腰包；五奶奶说死老头子太沉，自己搬不动他，胖干部还真有把力气，每次都帮着五奶奶接屎端尿；许老六倒是没哭穷，家里也没瘫子，可每当姓李的女干部一进门，四个愣小子就紧盯着人家不错眼珠地看，常常把人家看得满脸通红。
后来，工作组不声不响的走了，村里的人说，工作组的人真好！也有人替他们担心：什么材料也没调查到，他们回去会不会挨批评啊？年根底下，听公社干部说，工作组是被县里召回去的，他们也并没有因完不成任务而受批评。这消息似一剂强心针，让村里人长长地舒了口气。
对于这几个干部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来的，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的，村里的人似乎谁都不曾细想过。他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是在村里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而故事是人制造的，他们也是故事中的人啊！
三天的时间，能给人留下几十年的记忆，我看值得。而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又遇到了一位故人，一位在我家住了好几年的坐村干部老安。提起那段岁月，他又不无感慨地说起了一件吃派饭的事。
老安说的是我村的大成。大成和我同龄，那一年该是九岁。那时的人们，什么东西都兴借，知道就要管老安饭了，大成他娘头一天就借了五个鸡蛋，准备中午给老安炒了吃。
可就在那天上午，大成趁家里没人，打起了那五个鸡蛋的主意，在锅里放上一瓢水，要做煮鸡蛋吃。他在灶上划了半盒火柴都没点着火，最后一不小心，却把厨房里存放的柴禾引着了。大成见势不妙，撒腿跑出村子藏了起来。幸亏邻居发现得及时，大伙又是扁担又是水桶的扑灭了大火。正房保住了，厨房却只剩下四堵黑墙。
老安说，就因为这件事，他心里至今还有一个结。他说，要不是为了他，大成他娘也不会去借鸡蛋；没有鸡蛋，就不会有大成的煮鸡蛋，更不会有那场火灾。总之一句话，整个灾害全是由他引起的。当时，他觉得真是没脸见人了。老百姓苦啊！
他拿着一个月的工资到了大成家，恳求大成爹收下。大成爹死活不收，找到支书，要把钱还给老安。来回三趟，最后，还是老安再次上门，逼着大成爹收下了他的“一点心意”。
其实，老安那时的工资只有二十九块五毛钱，可在连年超支的百姓眼里，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年代。贾谊的《论积贮疏》开篇即言：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而那些“仓廪不实”的“不足之民”，在一个个看不到一点希望的日子里，却始终怀着一种美好的希望。对于某种不正之风，他们总是给出这样的评论：上边的经是好经，就是让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
说起这些，不禁又想起一句歌词：过去的并非全是苦难，却是一本好难翻的日历。这些作为笑料流传下来的故事，不正是那段岁月带给世界的微笑？尽管那些记忆是苦涩的，谁都不愿碰它。
那也是历史的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