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随后,村外的空地上、场院上就搭起了形状各异的窝棚。伴随着紧锣密鼓的支援灾区活动,每个人都敏感地意识到:要地震了。虽然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震,但地震似乎成了早早晚晚的事情,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整个村子就会夷为一片平地。
整个夏天,全村人都是在这种自制的防震棚里熬过来的。期间,也有人半夜抛下窝棚,偷偷到家里去睡,但很快就被大队干部发现,经过严厉的批评和结结巴巴的检讨,还得回到防震棚防震。各级干部工作非常认真,公社干部白天到村里督促,大队干部晚上挨家挨户检查,确保地震来临时无一人伤亡。
到了立冬,地震还没有来。这时,大家再也无法享受夏夜窝棚的凉爽,继续“防”下去就要受罪了。不知是谁带的头,各家各户陆陆续续地把窝棚拆了,还是回屋里睡觉暖和!
大队干部起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最后,自己也领着大人孩子搬回家住去了。人是搬回家了,但警惕性不能丢,几个大队干部每天晚上都聚在办公室值班,守着电话机子等上级指示,时刻密切监视震情。
那天晚上,该是大半夜了,大队干部还盯在办公室里。几个人大都昏昏欲睡了,只有一个人还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趴在桌子上看报纸。有个人清醒了一阵,打个哈欠说:今天晚上可能没事了,该回去了。说着,就打开屋门想去小便。
就在这时,那个看报纸的一声惊呼:地震了!
这一声不要紧,几个人全醒了,一齐夺路逃出门外,有一个还被踩掉了一只鞋。可跑到院里,却并没听到房倒屋塌的声响,村里角角落落都静悄悄的,倒是他们几个的折腾引起了几声狗叫。
有人就埋怨开了:哪有什么地震?瞎咋呼!看报纸的说:不对,我明明看见电灯动了,晃了好几下哩!
大家回屋看看,电灯静静地吊在那里,一点没动。
于是,几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不争论还好,越争论越感到问题很严重,最后,强烈的革命事业心终于使他们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立即作出决定: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以前,立即通知全村社员赶紧到户外避险,先在广播喇叭里下通知,然后逐门逐户去催。
一时间,村里人喊狗叫,沸沸扬扬。而支书一遍又一遍地在广播喇叭里下着这样的通知:全体社员,接上级电话通知,今天晚上有地震,赶快到屋外去!
半夜被惊醒的人们把村里吵成了一锅粥,地震的谣言却没有应验。天亮后,大家带着一宿的倦怠回家睡觉去了,这时,公社也真来了电话,调支书到公社去!
村子离公社驻地只二里之遥,村里放个屁飘到公社还是热的,何况还动用了高音喇叭?支书一进公社大门,当头就挨了公社书记一顿狠批,最后,还写了一份检查。
有人说,支书接到电话立刻去了公社,还哼着革命歌曲,他可能还想书记要表扬他哩!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却并没有完。第二天,村里的几个老党员就结伴到了公社,找书记评理,为支书请功。他们说,支书发通知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责任心,万一真地震了,把人砸死怎么办?不过,他们却没能见到书记。
事情到这里似乎才算有个了结。
支书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在世时,每逢有人提起这事,他也只是笑笑。到公社去找书记评理的老党员中出了一个寿星,活了九十六岁。说起当年那件事,他总是说:我们做得对,支书没错!
至于那电灯是怎么动的,后来也有了答案,不过,这结论是经过推理推出来的:那夜,屋外正刮大风,想去小便的大队干部打开门时,一阵冷风窜进屋里,吹得电灯晃了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