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婆婆娘

这张题为《在棉庆楼的日子》的图片，是马驹初学PS时所制，他把它洗印过塑后当作礼物分发给我们姐弟，人手一份，我和姐姐们大喜过望，对马驹赞美之余，都把图片当宝贝般珍藏着。之所以珍藏，并不是因为马驹的PS水平有多高，而是这张图片所记叙的年代、人物勾起了我们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引发了我们对现世邻里关系的诸多感慨。

因为喜爱，我常有意无意地将这图片示人，并一一介绍：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弟弟和我，然后卖个关子不说了，几乎无一例外，看的人都会好奇的问，中间那个明眸皓齿的绝色佳人是哪位明星呀？闻言，我就不无骄傲地回答：她不是明星，她是我的婆婆娘！

别人都说婆婆娘这称谓太古怪，问我缘何而来？我答不上，只知道从我记事起就随着姐姐们这样叫着，棉庆楼一条街的街坊邻居也随着我们这样叫着，如今，我的孩子、姐姐弟弟们的孩子，都随着我们这样叫，在我眼里，婆婆娘只是一个让我们倍感亲切的特定称谓，并无辈份归属。

对于亲属间的称谓，我向来是很迷糊的，记得孩子呀呀学语的时候，为图方便，我教孩子：男的你就叫叔叔，女的你就叫阿姨。结果我被一些年长于我的同事斥为瞎扯。不计较称谓，这大概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跟婆婆娘的影响有关吧。婆婆娘的先生耳背，在婆婆娘的教导下，我们都亲热地叫他“聋子公家（音ga,方言下同）”，我们姐弟之间呢，也从小到大一律的直呼其名，直到现在，如果哪天马驹心血来潮地唤我一声姐姐，我定会惊讶得瞪圆眼珠继而感觉浑身不自在。

（一）

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现在生活的小城，并不是我的老家，我的老家在南昌县一个沙丘地带。抗战时，为避战乱，保住父亲这棵独苗，爷爷和太婆东挪西借了一些现洋，让正值少年的父亲只身南逃。父亲展转落脚吉安，并在吉安繁衍了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的亲属关系非常简单，父亲、母亲、姐姐、弟弟还有婆婆娘和聋子公家，什么七姑六婆姨姥姥等复杂的称谓，那都是别人家的事。后来文革时，随母亲下放老家，才发现原来我们家也有数不完理不清的表亲关系，这一发现让我们非常幼稚地痛苦了一阵子，因为这一发现与婆婆娘有关。

那是下放在老家的时候，婆婆带着南昌城里的表弟表妹来乡下我们家度暑假，那时我们家有一只碗，碗心里有一颗“痣”，表弟独具慧眼，说那只碗是“福”碗，他的专用，谁都不许碰。俗话说，凡是禁止的都是渴望的。表弟这一禁倒吊起了大弟想碰一碰的味口，怎奈表弟守护的紧，一个多月，大弟愣是连这只碗的边儿都挨不到。好不容易捱到快开学了，就在表弟返城的头一天，那只碗在表弟手里莫名其妙的被打碎了，大弟哭了，哭得很伤心。三姐气不过，冲表弟吼：“你赔我家的碗，你赔！”三姐这一吼，引来了一场祸端，因为婆婆心疼外孙，把三姐给打了，三姐不服，冲着婆婆边哭边喊：“你不是我家里的人，吃我家住我家还打我，你出去，婆婆娘才是我家里的人，我要婆婆娘！”这句话把婆婆气得脸色铁青，告到妈妈那里，结果妈妈又把三姐给揍了一顿，边揍边逼着三姐向婆婆认错。次日，婆婆带着表弟表妹走了，我们围着妈妈为三姐抱屈，妈妈心疼地抚摸三姐被打的地方，第一次耐心地为我们讲解了关于血缘的关系。至此我们才发现，那个跟我们很少见面的婆婆原来是父亲的生身母亲，很亲的耶！而那个被我们视为亲人的婆婆娘却只是我们家住在棉庆楼时的一个邻居而已，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我最亲爱的婆婆娘、最亲爱的聋子公家为什么只是别人家的人？幼稚的心理受到强烈的冲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郁郁不乐，就象心爱的玩具被别人抢走了。那是一次痛苦的成长。

（二）

前不久，我在商场邂逅了一位几十年未曾联系过的儿时玩伴，她很亲热地向我问长问短，末了，她问：“你家婆婆娘还在吗？该有九十多岁了吧？她现在跟你妈妈住还是跟谁住呢？”我一听心下明白，她一定象我小时候一样，把我们和婆婆娘混作一家人了。果然，在听了我的解释后，她如梦初醒般啧个不停。

也难怪别人会误会了，那个时候我们家与婆婆娘还真就亲如一家人。是什么样的机遇促成了这段情缘呢？说来话长。

母亲是与父亲结婚时，才离开老家来这个小城定居的，当时租住的房子就是棉庆楼16号。那是一幢两层楼的青砖洋房，所谓洋房是相对于周边的板壁房而言的，虽然这条街也稀稀拉拉地矗着几栋砖房，但从建筑造势上看，数16号房最显眼最气派。洋房里住有9户人家，我家和另外三家住在二楼，婆婆娘和房东等另四家住在一楼，说是房东，其实那个时候房产已经充公了，但大家习惯上还叫他房东。这9户人家里，有没落资本家，有职员、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以拉板车为生的搬运工，甚至还有囚徒的遗霜，就是这样一些文化层次、社会地位迥异的人同栖一个屋檐下，相互间却是无比的和睦、融洽，尤以我家与婆婆娘家为甚。

记得我们成年后，每每忆及小时候的事，婆婆娘总要来这么一句：“你们这些园宝，一个个都是我从你娘肚子里给扯出来的。”这话差不多没什么夸张，据母亲讲，大姐出生后，家里请了一位年长的保姆帮忙料理，结果一个半月后，大姐被保姆料理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没有育儿经验的母亲害怕了，以为大姐得了什么怪病，急急忙忙地抱着大姐去找医师出身的聋子公家。那天婆婆娘也在，她把大姐的襁褓一层层的解开，天啊！那小手扭曲着被绑得铁紧铁紧，腋窝、大腿内侧全都溃烂了，婆婆娘眉头一皱，气愤地说，哪有这样帮人家带小孩的保姆？！话毕，她吩咐母亲升起木碳火，舀了热水，亲自动手把大姐洗了个干干净净，又在腋下、颈脖等处扑上爽身粉。那天，大姐舒舒服服地睡了十几个小时，睡得那个香那个甜，让母亲长舒一口大气。保姆是很敷衍的，婆婆娘建议母亲辞掉工作自己学着育儿，她一旁指导，这一“指导”把我们家一溜六个姊妹全给“指导”进了她的怀抱，一把屎一把尿的给我们洗涤，一口汤一口饭的把我们喂养，历尽苦辛却乐此不疲。尽管聋子公家有洁癖,但他们家那擦得洁净泛白的地板,那整洁松软的棚子床,总是任由我们姐弟蹦跳玩耍的,在那里,我们学会了爬学会了站学会了走，那是我们儿时的乐园、成长的摇篮。

是大姐的降临，让母亲在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得遇了生命中的知己——婆婆娘。自那时起直到68年我家被迫下放老家止，她们亲密无间地相邻了15年，象婆媳又象姐妹，在人生长河里演绎了一幕幕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镌刻在我童年记忆里，别样的美丽。

（三）

在棉庆楼的日子里，父亲很少回家，他总是忙，先是因为辉煌在仕途上忙事业，后是因为落魄在夹缝中忙改造，这样所有的家务重担自然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是个慢性子，面对六个小孩的家务，她总是起早贪黑的没有停歇。早上天朦朦亮的时候，就提着一大桶的衣服去赣江边洗涤，忙到晚上，又要弓身灯下缝缝补补地熬到深夜，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吃的穿的用的全定量供应，尤其是穿的，不象现在可以买到化纤啊麻纺等耐穿的质料，那时一律的纯棉、绸缎，易褪色又易破损，为了解决穿的难题，我们家也象其他多子女家庭一样，采用老大穿不下老二穿，老二穿不下老三穿，依次推下去的方法，推到最后，那衣服几乎每洗一水就要增加一个补丁，母亲常常唉叹：这缝缝补补的日子何日是个头啊？！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婆婆娘时常偷偷摸摸地把她或聋子公家穿得五成新的衣服塞给母亲，让母亲改小了给孩子穿，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塞呢,因为不能露富、不能张扬，那个年代张扬是有苦头吃的。

其实婆婆娘家的富足在这条街上并不是秘密，在人们的眼中，因了聋子公家的医术医德，能够如此这般地富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聋子公家祖藉四川梁山，世代行医，家境十分富裕。据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国民党军医，退役后在安福开过药店，开过私家诊所，解放后迁到吉安就不再挂牌行医了，一来是政府取缔了私营经济，二来他的积蓄足够他后半辈子尽情享用，他没有必要去公立医院受那份约束。虽说不挂牌行医，但有老朋友或朋友带朋友上门来求诊，他也会很乐意的义务帮忙，从来不收诊费，人们感于他的恩德，会隔三差五地给他们送一些土特产、家禽、工艺品什么的，这让生存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老俩口，物资上显得十分的从容并积累了乐善好施的资本。

老俩口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读大学，寒暑假时才回家。别看他们平时好象寂寞了点，一旦遇到家里需要人力的时候，他们能一呼百应，都是些仰慕他们人品或受过他们恩惠的朋友。

（四）

那是67年初秋的一天，天气有些闷热，我和童伴敏儿、足足，出了巷口去玩，也不知怎么就玩散了，当我趿着木屐，摇着油纸扇，独自一摇一摆地往家走时，发现棉庆楼整条街上，家家户户关门闭窗，路上行人越走越稀且个个行色惶惶。到了16号门口，见大门紧闭，我便懵懵懂懂地坐在门前石阶上哼起了童谣。一位荷枪的叔叔从围墙角落里窜了出来，当他确定我的家就住里面时，便使劲地敲打着门环，喝令里面的人放我进去。过了很久很久，当里面的人发现确实少了我这么个小萝卜头时，才小心奕奕地将门开了一条缝，那叔叔赶紧把我从门缝里塞了进去，就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一颗流弹将他射中，他，倒下了，那天是8月中旬，吉安造反派和老保两派势力火拚的一天。不知那位叔叔生死，我进门后，一直就和紧张的大伙聚在婆婆娘家的玻璃窗后观察外面的情形，只见几分钟后那位叔叔被同伴拖走了，路上留下串串血迹，母亲看着难受，从厨房里铲了炉灰就开门出去清扫，子弹从母亲头顶上方呼啸而过，婆婆娘见状大惊失色，冲出去一把抓住母亲使劲往回拽。

傍晚，两派停火了，天空飘起了细雨，人们走出户外议论纷纷，说某某家主人打开窗户刚刚探出脑袋想看看外面的动静，就被冷弹击中了，一家人呼天抢地好不悲痛。正当人们惋惜嗟叹中，又报造反派在公安局后院纵火了，火源离棉庆楼只隔了几栋房的距离。霎时，人们再次惶然，整条街乱了，哭的喊的跑的惊慌失措的……居民组长动员大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转移到安全地带。天暗了，越烧越旺的火势，却将棉庆楼半条街映照得通红。16号楼下的刘老师将家里一只皮箱搬到了过街的文山一小，叫11岁的小儿子一旁照看，谁知当他转回来的时候，却发现皮箱被抢了，儿子被抢贼刮了耳光正哇哇大哭，消息传开，居民更加骚动。此时的母亲一惊一乍已然没了主张，要家什就顾不上孩子，要孩子就顾不上家什，咋办？父亲是指望不上了，他是老保头子，此时不知在什么地方自身难保。情急间，只见聋子公家一手提了把壶咀上反扣一只搪瓷小杯的铜制茶壶，一手牵着弟弟来到母亲身边，他对母亲说，除了大姐留下来帮忙搬东西外，其它的小孩都交给他照管，要母亲不要担心。那天夜里，聋子公家带着我们姐弟走了几处地方，都感觉不安全，最后在文山一小歇息，他倒茶壶里的水给我们喝，又张罗着拼了几张课桌给我们睡觉，怕我们滚下来，他坐在课桌旁守到天亮。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睡课桌的夜晚，忘不了被定格在脑海里的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一把铜壶、一个老人、一串手牵着手的孩童，被人间真爱紧紧地栓在一起。

聋子公家被我们姐弟给拖累着，那么他的家交给谁呢?交给朋友，交给他那帮平日里不常见，危难时刻见真情的朋友。婆婆娘指挥着那帮闻讯而来的朋友，把家里值钱不值钱的东西全部转移出来，她一边照看着搬出来的家什，一边叮嘱母亲别急，呆会儿她会让她的朋友也上楼帮忙，东西能搬一样是一样，实在搬不及就逃命要紧。那时，母亲正怀着小弟的身孕，大姐也不过十四岁，瘦瘦弱弱的，据她们几十年后回忆，那天她们不知哪来的神力，居然一人扛起一个硕大的樟木箱从楼上到楼下，跑了一趟又一趟。那些箱子倘搁在平时两人抬着都嫌累啊。

大火最终没有吞噬16号，它在离16号只隔了一栋房距离处被控制住了。

次日清晨，当我们在聋子公家的牵领下返回棉庆楼时，只见一排排尚未燃尽的漆黑房梁还冒着缕缕白烟，路上垃圾、衣物、破碎器皿横流遍地，我用童稚的目光扫视这一乱相，觉得新奇极了。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尤其是拨乱反正后大量史料的披露，我重新反思小时候的一些见闻、疑惑，才感觉后怕，感觉惊心动魄。

（五）

自那次火灾后，我又多次在巷口，挤在大人们的腿缝里看了游街批斗，一伙伙戴着袖章的大人们振臂高呼口号，徐徐而行的卡车上装载一个个戴高帽挂牌子面向街道两旁低头认罪的人，他们有的脸很红，有的脸很绿，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戏子，直到七十年代末，看了父亲的申诉材料（里面详细描述了那个年代派性斗争的情景），才知道红脸是被打肿的，绿脸是被打青的，他们有的是被对手打，有的则是被迫与同类相残，即两个“在押”犯对面坐着，然后用自己的鞋子互抽对方的耳光，游一路，抽一路。当时父亲也在其中，戴高帽、被抽。每当那个时候，懂事点的姐姐们总是被婆婆娘看住，不让前去围观，怕她们心里留下阴影。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被迫告别棉庆楼，结束了与婆婆娘为邻的生活。

68年父亲下放官田农场接受改造，母亲则带着我们姐弟六人下放南昌县老家。

寒冬腊月，北风凛冽，呵手成霜。我们分水陆两路出发，母亲带着大姐、大弟和年仅6个月的小弟乘汽车从陆路回乡，父亲则请假带着我和二姐、三姐及全部行李走水路，行程7天7夜（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7天7夜是怎么个走法，途中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现在走高速车程不到3小时），在这7天7夜里，我初次品尝了饥寒交迫的滋味，依稀记得在船上，每餐都不能正点，须等船工忙完了所有的活计才会想到升火做饭，冷得不行的我，噙着泪蜷缩在船工煮饭的火炉边，乘船工端起饭锅的空隙赶紧把脚伸进火里烘烤，袜子烧着了也毫无知觉，二姐发现了赶紧扯掉我的袜子，把我的脚窝在她的怀里取暖，我一边抽泣一边望着茫茫赣江，不知我们为什么要坐船，更不知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乡下的日子及其艰难，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起初，生产队安排我们暂往于一个闲置的很破很空旷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大食堂里，一年多以后，母亲才向乡亲借了半边空房算是正式安顿。因为小弟年幼，母亲哺乳期不能出工赚工分，生活来源仅靠父亲每月寄来的40元度日，日子虽说紧巴倒也还过得去，只是没了婆婆娘两老的照应，母亲独自带着六个小孩，不免身心俱疲，尤其是当小孩有了病痛折腾时，一家大小对婆婆娘和聋子公家的思念便会象吸足氧份的滕蔓，疯长。

大概是下乡时，因为旅途条件限制没照顾好小弟，他的屁股被冻坏了，溃烂得坐不了摇桶，请大队卫生站的赤脚医生看了几回，都不见好，特别是看到小弟的屁股几次注射都被戳出血时，大弟心疼得又哭又闹“不要姐姐医生打针！姐姐不会打针！叫聋子公家来！去叫聋子公家！”他一会儿拽着赤脚医生的衣角，不让她打针，一会儿又摇着二姐的手，让她去找聋子公家，全然不知我们和聋子公家已遥隔千山万水。母亲抹着泪，叫大姐给聋子公家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小弟的病况。善良的老人收信后，哭湿了两条手帕（这是我们返城后听邻居说的），随后一包包药物和药方源源不断地邮来，直到小弟冻疮痊愈。

因为牵挂，那年开春，婆婆娘决定下乡探望我们，她不顾自已不识字不认路的风险，颠簸了几百公里又步行十几公里才一路问到了我的家乡柏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母亲去村头的水塘里洗衣服去了， 我和三姐、大弟在屋外边踢房子（小孩子的一种游戏），踢着踢着，忽然听到一个很亲切很熟悉的声音叫着我们的乳名，循声望去，啊！婆婆娘——！惊喜中我们一个个欢蹦乱跳地扑在了婆婆娘的怀里，未等婆婆娘坐稳，我和大弟不约而同地掉头就向母亲洗衣服的塘边跑去，我们要告诉母亲：婆婆娘来了！告诉路上碰到的每一个人：我的婆婆娘来了！大弟号称“飞马”，不一会儿就把我甩在了老后，我也不气馁，用尽全身的力气狂奔，怎奈行动速度赶不上思维速度，跑着跑着两腿就乱套了，摔了个嘴啃泥，我爬起来再跑，再摔，又再跑，心里只急促地傻傻地念叨一句：“婆婆娘来了！我的婆婆娘来了！”长大后，每每看到“奔走相告”这个词，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小时候的这一幕：童稚的激动，率真的情愫。再说母亲，见我们气喘吁吁地跑来，先是一惊，后是不信，再后来就把洗完、没洗完的衣服一古脑儿地全塞进桶里，往手腕上一挎就一路小跑地随着我们赶回家了。

与婆婆娘相聚的日子是快乐的，也是短暂的，在婆婆娘踏上归程的那一天，我独自躲在沙地竹林里哭了好久好久。

十几年后母亲透露，那次婆婆娘的柏林之行除了探望我们外，还有一个使命：踩点。婆婆娘跟母亲说，如果下放风潮挡不住时，她和聋子公家想要求下放我的老家柏林，与我们再续邻里情缘。

（六）

婆婆娘一家没有下放，再次为邻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倒是随着政策的改善，凭着父亲的百般努力，72年我们返城了，因城市住房的日趋紧张，我们没能如愿地住进棉庆楼，而是住在西郊父亲的厂宿舍。

原以为回到吉安就可以在婆婆娘膝下承欢，其实不然，因为我们要上学，也因为两家住处相距太远，那时候没有公交车，十几里路全靠步行，偶尔有机会去棉庆楼时，几个姐弟都争着吵着要跟去，父亲怕给婆婆娘添麻烦，只好限制我们，倒是婆婆娘和聋子公家好几次跑到西郊来看我们。

记得有一回，婆婆娘和聋子公家特意挑在星期天来，走得气喘吁吁，当看到我们都在家时，高兴得不得了，拍拍这个捏捏那个，一个劲地说：“又长高了，又长高了”。吃过午饭，聋子公家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父亲说：“我收藏了一篇文章，特意带来给你们看看”。我也凑过去，只见标题是“八户如一家，十年如一日”，报道某地一大杂院里居住的八户邻居如何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一番感慨后，话题自然就转到了我们两家，并为两家不能再度为邻而遗憾。父亲是个超浪漫主义者，他当即提议去附近农村的焦家顶合伙买地置房，然后两家一起安享远离城市喧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虽说这话在当时极不现实，但却激起了大家无限的向往，那个下午，两家人居然煞有介事地踏着田埂小道，穿越松岭小溪寻觅起梦中的风水宝地，直到夕阳染红了片片云朵才回家。

（七）

独自去探望婆婆娘，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那时上班的地方离家远，中午常不回家。我没有午睡的习惯，也不爱逛街，唯一的嗜好就是去路边字摊上看老先生写对联，或者乘机去婆婆娘家探望老俩口。每次去婆婆娘家，老俩口都特别高兴，聋子公家操着浓郁的四川口音追忆我们姐弟小时候的一些糗事，有时兴起也拉着我陪他去商场购物。在街上，他牵着我的手，遇有汽车一旁驰过，就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生怕我被汽车的惯力卷走，见着路边小吃，也没停地问：吃这个吗？吃那个吗？我被问得又羞又急，对着他的耳朵大喊：“聋子公家，我是大人了，我不吃零食！”听见我喊，他两只小眼笑眯了，欣喜和疼爱交织成菊瓣在脸上绽开。也许在他眼里我们姐弟永远都是他的小小孩，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磨灭不了那份似乎与生俱来的亲情，那天我抵不过老人的坚持，愣是象小时候随他逛街一样，回家时手上塞满了一袋袋橄榄果、话梅肉和冰姜等零食。

聋子公家身体一直不好，得过肺结核，随着年事偏高各种老年疾病也日渐缠身，我常常去看他，倘有些日子没去，他就会在家里念叨我。82年的一个春天里，我象往常一样骑着脚踏车去上班，路上碰到CQ叔叔，他是聋子公家的儿子，他说“老头子叫你去一下，说很久没见到你了”，我应承着，去到公司，把手头的事处理完后已经是上午10点钟了，告了假，急匆匆地推上脚踏车赶往婆婆娘家。一进门，见婆婆娘眼睛红红的，桌上插着两根燃着的蜡烛，疑惑间我感觉似乎哪儿不对劲，遂冲到聋子公家病榻前，对着聋子公家大叫：“聋子公家，我来了！”。这时，婆婆娘再也忍不住悲伤呜咽起来：“公家走了，走了半个小时了。”我不信，去拉聋子公家的手，手掌还有余温，我说他没走，快送医院！婆婆娘说没用，我看着他咽气的。我问：CQ叔叔知道吗？她说已经派人通知去了。我颓然坐在聋子公家遗体旁，呆呆地握着他枯瘦的手，我使劲地抿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眼泪却象断线的珠子倾然滑落，我一脸的悲伤一脸的焦虑一脸的期盼，只盼着CQ叔叔回家能力挽狂澜，让聋子公家复活，然而，直到我把聋子公家的手握凉了握僵了，直到屋里屋外穿流不息的来往着一拨又一拨吊唁的人，我才绝望地失声痛哭起来，我好后悔，后悔为什么不能早到半个小时，仅仅半个小时啊！也许有我在，协助婆婆娘为老人捶捶后背，老人不致于被一口浓痰给噎S！我好后悔，后悔为什么不能早到半个小时送老人一程！这是我人生第二次遭遇至亲的死别，也是我人生第二次为不能在亲人临终前的声声念叨中为其送终而遗憾。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走后这几年，我对死亡懵懵懂懂的认识以及对死亡日渐清醒的憎恨。我想我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尽我所能为我已故的亲人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于是，我径直走到一位负责写挽联的大伯跟前低声请求：让我写几个字吧。当我生疏地用毛笔在白纸上写下“永垂千古”四个字时，我的悲痛已无以复加。曾几何时，聋子公家跟我说：“我百年后不要追悼会也不要悼词，只要‘永垂千古’四个字，你一定要记得给我写上。”其时我还以为他跟我开玩笑，竟傻呵呵地看着他笑，殊不知他已经是在非正式地交待后事。

老俩口没有女儿，母亲以女儿的身份参照当地老人入殓的习俗为聋子公家备齐了所需衣冠。出殡那天，婆婆娘拿了几缕麻为我和弟弟分别套在纽扣上，哽咽着说：“公家一直把你们当自家孙儿，有你们送他，他会很欣慰的。”但愿聋子公家真的能欣慰，几十年无私的关爱，几十年不计回报的付出，如今天人永隔，我们除了依依不舍悲悲切切地送他最后一程，我们还能为他做些什么？！

（八）

聋子公家去世不久，婆婆娘就随调往南昌某大学当教授的儿子迁居南昌了，我呢，也因为忙于进修、恋爱、结婚、生育、为生存疲以奔命而忽略了与老人的经常联系，只是有机会去了南昌就邀上几个姐姐一窝蜂似地去看望她老人家。

老人家鹤发童颜神清气爽，穿戴还象从前一样精心搭配却又素雅大方。她跟我们聊往事、聊互联网、聊9·11恐怖事件……听得我一愣一愣的，二姐忍不住发问：“您哪学来的这些时髦词汇呀，还一套一套的？”婆婆娘说：“我看电视新闻呀，你CQ叔叔跟客人闲聊，我也可以旁听的，要不怎么与时俱进？”她的话逗得我们乐不可支。

婆婆娘性格爽朗、热情大方，她集善良、美丽、聪明、能干于一身，无论是中年还是耄耋之年，她都是人们眼里的中心人物，都是被人拥戴的对象，这不仅仅因为她人缘好，更因为她是一部活生生的《生活小百科》，无论谁生活上有什么困惑，只要经她点拨便能立马豁然开窍。

婆婆娘还有一手精湛的厨艺，在我的印象中，聋子公家就是一个美食家，尝遍了世间美味佳肴，而那些佳肴大部分都出自婆婆娘之手，记得在棉庆楼的时候，他们夫妻俩一天到晚都在厨房忙烹调，吃饱了喝足了，聋子公家就饶有兴趣地搬出一本厚厚的小说，躺在摇椅里逐字逐句地念给婆婆娘听，念到动情处，老俩口会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多舛而伤感、落泪。婆婆娘不识字，因为出生贫寒读不起书，十几岁时便被卖到富人家当丫环，幸遇聋子公家，她才被赎了回来，从此过上养尊处优的贵夫人生活。我常突发奇想，以婆婆娘的聪慧，假如她出身豪门，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那么她的成就比林徽因如何？比冰心又如何？然而世上的事是没有假如可言的，毕竟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

前些时候听马驹翻唱《左邻右舍》，竟被里面的歌词给触动了心弦：“城市里的高楼越来越多，人们之间越来越缺少联络，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你我，还是我们自己相互封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城里的人们纷纷缩进钢筋水泥铸就的螺壳将心门紧锁，邻里关系越来越淡漠，心与心的距离越拉越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想处上一个象婆婆娘这个的近邻，该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啊！深夜，我在麦里听着马驹的歌声思绪飞扬，不知马驹在唱这歌时有没有想起婆婆娘？有没有想起我们一起在棉庆楼的日子？

掐指算来，我的婆婆娘已有九十五岁高龄了，虽说腿脚依然利索、思维依然敏捷，并且常常活跃于户外，但我还是会有一种无来由的惦念。古道是：人寿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阳。因而，我象所有为人子孙者一样，在祈祷婆婆娘长寿无疆的同时，更希望她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颐享晚年。

下个月就过重阳节了，我突然很想去看望我的婆婆娘，很想，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