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惟有悯农心尚在

苏轼：惟有悯农心尚在

韩红军

提及苏轼，身上“标签”甚多，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音乐家、医学家、教育家……以及人生态度和审美意趣堪称范式的“生活家”。似乎世称“坡仙”的苏轼，周身总是缭绕着汪洋恣肆的才气、风云雄浑的豪气、绝尘超逸的仙气，眼中“只有诗和远方”。殊不知，他也时时刻刻“关心粮食和蔬菜”，爱农悯农务农助农，全身浸润着浓浓的“泥土气”。

仁心知悯民，常告雨霁符

熙宁四年（1071年），是苏轼仕途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十一月离京，赴杭州任通判，之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逡巡辗转达八年之久。

执政于地方，他对农事尤为上心，时时念记着阴晴雨雪，为久旱不雨、冬日无雪而忧，为甘霖普降、瑞雪盖地而喜。据载，知密州时，每逢天旱即带人依照当地风俗，赴城南常山祭神祷雨。熙宁八年（1075年）春，又逢大旱，“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于土”，苏轼以“摩抚疮痍”为民祛旱之心再赴常山。似乎是他的一片虔诚，感动了神灵，祈雨立应，天降甘霖，苏知州喜不自胜，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而由《苏东坡文集》收录诗文统计，自嘉祐年间步入仕途，或为祈晴，或为求雨，或为祷雪，或为灭蝗，苏轼撰写的诸如《祷龙水祝文》《祷雨社稷神祷文》《谢雪祷文》等达57篇之多。

今天看来似是荒唐，但那篇篇首首、字字句句，岂不更是他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物阜民安的殷殷之语、拳拳之心？

仕途蹭蹬，宦海沉浮，苏轼一路走来，以雨雪为墨、以山川为纸，写一篇篇一首首诗词。在他笔下，有农景之美、农民之乐。如，知徐州时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五首词，一阙一境、一句一景，宛如电影短镜头，展示着乡村的自然景色、农事耕种、生活情趣，自然灵动、清新活泼。

在他笔下，更多的是乡村之敝、农民之苦。熙宁五年（1072年），所见是民生多艰、赋税繁重，“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熙宁八年（1075年），所见是民不聊生、吃草啃土，“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熙宁十年（1077年），所见更是村庄凋敝、满目疮痍，“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以及“三年东方旱，逃户连鼓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苏轼之一生，风风雨雨，历经坎坷，可谓“崎岖世味尝应遍”，但无论是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但他“惟有悯农心尚在”，始终心系百姓，始终关注民瘼，笔下的诗句也不只一味地个性抒怀，更多的是“人性共通的理想、生命体恤的风光、人生洞悉的光亮”。

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

职守地方，也使得苏轼对当时“熙宁变法”的弊端，看的更为真切,感触更为深切，言辞间难免有些许牢骚。元丰三年（1080年）七月，因言获罪，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由一州太守骤然沦为阶下之囚。出狱后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官职小不说，还没有实权，“不得签书公事”。

翌年二月，初到黄州的苏轼是低落的、困顿的。低俸薄禄，一家老小无住、无食，生计艰难。如他在《寒食雨二首》中所写的那般：“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漏屋，空厨，野菜，湿柴，破灶……尽是穷愁与失意。然而苏轼又是达观的、务实的。在好友襄助下，借得黄州东坡一处荒地耕种。但由于荒弃日久，荆棘遍野、瓦砾满地，加之天气干旱，苏轼尝尽了垦荒劳作之苦。但劳作之苦，对于失意的苏轼而言，无疑也是一种释放、一种排遣。其间，曾作有《东坡八首》。

“其一”：“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苏轼原本也是饱读诗文的一介书生，仕途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俨然已使他成了一位土里刨食的农夫。除草棘拾瓦砾，希望辛辛苦苦开垦的田地里早日长出粮食，希望丰收的粮 食堆满自家的仓房。人勤地不懒。

在“其五”中苏轼写道：“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播种之不足一月，田里已长出青青的麦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格外感谢传授他农事经验老农，让他知道要想小麦丰收，前期麦苗不能太旺盛，以免空耗地力；如果要多打粮，吃到更多的面饼，还要让牛羊经常啃食一些麦苗。种地也有好多学问，苏轼叹服不已、拜谢不已。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黄州，苏轼仕途蒙尘，但在艰难困苦中，人生却达到了新境。尤其是躬耕之地——东坡，也再三现于他的笔下。《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洺州》“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江神子·乃作斜川诗》“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躬耕之中，苏轼深切体会到农事的艰难，为他爱农悯民情怀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使他的豪气与诗情荡然释放、浴火重生，实现了惶惶然的“苏轼”到盎盎然的“苏东坡”的蜕变。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试拈诗笔已如神”。如有神襄的苏轼一生著作丰盈，仅留存于世的便有词350余首、诗2700余首、各类文章4000余篇，浩浩海海。然而面对生活之困顿、目睹民生之艰辛，不禁也生发出“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愧叹。

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政治家，苏轼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讲真话、行直道，特别是提出了以“救之于未饥”为核心理念的防灾赈灾思想，不仅造福了一方，也为后世提供了经验借鉴。

元祐四年（1089年）七月，苏轼任杭州知州。到任后，通过实地察访发现，浙西多地“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干旱，早晚俱损，高下并伤，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两浙水乡，种麦绝少，来岁之熟，指秋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无粮不稳，苏轼预想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必有饥馑盗贼之忧”，忧心忡忡。十一月四日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陈报灾情，以期引起朝廷重视。同时，请求朝廷早日谋划对策，准许杭州第二年应纳的钱粮分批收缴。

元祐五年（1090年）五六月间，浙西数郡又连遇大雨，太湖泛溢，农田积水逾尺，米价上涨。苏轼心急如焚，连上七封奏章：

七月十五日，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七月二十五日，上《奏浙西灾伤第二状》；

八月二十五日，上《申明户部符节略赈济状》；

九月初七日，上《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九月十七日，上《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

十月二十一日，上《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

在奏章中，苏轼奏报灾情、粮情、民情，直言朝廷上下应早日谋划、及时应对，“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此古今不刊之语也。至于救灾恤患，尤当在早。若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不过宽减上供，粜卖常平，官无大失，而人人受赐，今岁之事是也。”

他又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如，宽减杭州的赋税比例；将杭州按例运送京城的大米，一半折算成绸绢，减少本地米粮外流；在江淮等丰熟地区，趁米价平稳，提前收购五十万石白米，以备杭州急用；为平抑米价，冬季将义仓常平米每斗减五文，贱价出粜……

这些全局性、前瞻性的筹划，虽然受制于种种原因，多方掣肘，未能得到全面的落实。但在应急预警、生活必需品供应、物资储备、稳定物价等方面已形成相应的“应急预案”。

在报喜不报忧的政治环境下，苏轼的“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无畏无惧，锲而不舍，一封接着一封的奏章，是灾情的直陈、民意的上达、策划的请示，也是一种不计自身利害的为国忠谏、为民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