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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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字元晦，号晦庵，谥朱文公，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理学集大成者，被后世尊称为“朱子”。谈及朱熹，你可能会想到灵动明艳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也可能会想到哲思隽永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却想到他的另两句诗：“度质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据传，当时朱熹将诗句题写在五夫社仓的墙壁上……
（一）
万紫千红总是春，然而春光苦短。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的春天，更是格外短暂。花开花落间，从武夷山麓吹来的浩荡春风中已有了丝缕的夏日气息。风，携带着讯息，也裹挟着雨水。大雨终致大灾，福建北部的建阳、崇安、浦城一带顿成泽国，粮食绝收，饿殍遍地。灾害数月不减，饥馑日重。大灾又酿大乱，饥民骚动，匪盗群起。
是时，归仕的朱熹蛰居于福建崇安县五夫里，赡养老母的同时研经治学。虽终日藏身于书斋、埋首于书卷，却难放下窗外纷繁的世事，更难放下水深火热中的百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览灾情、思民困、念国忧。
枯坐在秋风萧瑟的深夜，独守寒灯，笔端诗句也分外的沉郁寒凉：“秋堂天气清，坐久寒露滴。幽独不自怜，兹心竟谁识。读书久已懒，理郡更无术。独有忧世心，寒灯共萧瑟”。
民有危难，堂堂丈夫，岂能坐视？应崇安知县诸葛廷瑞之请托，朱熹挺身而出，为救灾赈粜日夜筹划奔劳，在他的诚恳说服下当地豪绅富户拿出了家中存粮，官府又借入六百石常平米，以平价赈济灾民。民以食为天，有了粮吃，方从根本上稳定了民心、缓解了灾情，“民得遂无饥乱以死，无不悦喜欢呼，声动旁邑”。
世间诸事，无远虑必有近忧，有常备方无急患。经此大灾劝赈，也让朱熹认识到，解决灾时民困，须从长远计。经过考察酝酿，建立“社仓”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扎根、生长……“社”者，乡社也；“仓”者，粮仓也。朱熹一而再、再而三上书先后主政建宁的知府王淮、沈度等人，力主在五夫里建立社仓：“天有不测之风云，今灾解，不可不料后复有前之事……请予五夫建仓留赈，每年一赈一偿，又能易新以藏，实为一举二得之举。”拳拳之心、殷殷之情，溢于纸面。
最终，朱熹扶危济困的仁心、矢志不渝的决心，感动了官府。
经府县批准并予以钱款襄助，五夫社仓于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开建，八月竣工。
站在崭新的仓檐下，年逾不惑的朱熹喜不自胜，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备述创社之源起、过程之艰辛。同时也让我们能一瞻新仓形貌：“经始于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为仓三亭一，门墙宇舍无一不备”。
粮仓落成，日后管理还得靠人。于是朱熹提笔在雪白的仓壁上写下了一首《题米仓壁》：“度质无私本是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谆劝守仓管粮者，知敬畏、存戒惧、莫贪心。
（二）
作为理学大家的朱熹，深知事物“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道理。社仓建成，如果其后不能持续运行，昙花一现，终非初衷。
于是社仓建成伊始，朱熹便举荐里中厚德贤能之人，如刘复、刘德舆、刘琦、刘玶等共同管理社仓。同时，亲自设计了一套严密的运作管理体制，并整理成详尽的《社仓事目》。
社仓日常的管理。《社仓事目》规定：“以十人结为一保，推一人为保头；十家为一甲，推一人为队长；五十家立一社首。”社首，由乡官或士人担任，选任时尤重品行，具体管理社内事务。保头，在保内农户向社仓借粮时要签押状，负有担保之责。
并且，保内各户间要相互担保，若有人逃责，其他户则要均摊应还的米粮。
救助对象的审核。每年十二月，由社首、保头将前一年的旧保簿重新编排，确立新的救助对象。而且要求社仓存粮仅可用于救助缺衣少食的穷苦百姓，《社仓事目》中明确“产钱六百文以上及自有营运、衣食不缺，不得借贷”。而且饥歉之年，开启第三仓备用粮，“专赈贷深山穷谷耕田之人”，确保将有限的粮食，借给最急需的人。
支贷收贷的节点。《社仓事目》写明，社仓对外借米的时间为每年四月上旬，这个时节通常旧粮快要吃尽，正应民需。而收贷借米的时间，为次年冬收日，不得超过十一月下旬，因为这个时间节点农户收完秋稻，余粮正足。
库存粮米的增值。为保证仓米不致借空，丰收年份，如有请贷人户，只开两仓，专留一仓为饥歉之年备用，三个仓内的粮食逐年轮换，保证存粮良性周转。另外，将借粮的利息按“每石量收息米二斗”的标准收取，这与当时农村普遍的三分至五分借贷利率相比，已属低息。且《社仓事目》注明“遇小歉之年，则利息减半；遇大饥之年，则不收利息，只收耗米”。
八百年后再捧读《社仓事目》，章章节节、条条款款、字字句句，浸润着心血和汗水，闪耀着仁义与智慧，遵国法、适公理、顺人性、应民情，“其筹画综理纤密”，依然令人敬服不已。
（三）
为保障天灾时有粮应急，同时调节粮食价格，从汉朝开始历代都在探索建立粮食仓储制度和设施，如常平仓、义仓、广惠仓、社仓等。即使是社仓，也非朱熹“原创”。早在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魏元履就在建宁府建阳县建过社仓，将从常平仓借得的米粮贷给贫苦百姓，秋收后归还，使得附近乡邻“始得饱食安居，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
通过实地考察分析，朱熹敏锐地看到魏氏社仓在管理上的不足，也看到常平仓、义仓等在救助对象、位置分布等方面的缺陷，形成了独有的理念和规程。
正是在一系列更加科学化制度规程护佑下，五夫社仓多年运行平稳、效用显著。从乾道四年（1168年）至淳熙八年（1181年），除归还当初借用府县的600石粮食外，所收息米已累至3100石。又三十年，仓储更是积至5100石。当地也因有此社仓再未发生过粮荒，“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也正是一系列的制度规程，使得社仓———这一条清渠，能源源不断地补入活水，汇聚成一泓活水、一汪碧波、一脉热流，浩浩汤汤、汪汪洋洋，润人心、泽后世。
明其理，则方法正；方法正，则事功倍；事功倍，则行长远。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宋孝宗采纳朱熹在各地设社仓的建议。第二年，又将朱熹起草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府各州”。这一年朱熹五十又三岁，他所倡建的社仓制度，走出五夫、走出建宁，烛照东南，推之全国。
作为社仓之肇始地，建宁府各县更是争相建立社仓。其中，光泽县社仓制度推行最早、成效最丰。县内将义仓、社仓合二为一，开始了近千年的社仓之举，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据地方史志记载，“明洪武二年，县建有东西南北四大仓。清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除建有常平仓71间、储粮23491石外，城区有社仓12座，各镇有社仓49座，共储谷11598石。”“社仓，前贤创之，后人因之，皆惠政也。”朱熹之社仓惠政，创于五夫、成于五夫。始于晋代中期的五夫古镇，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历史逾1700年。朱熹曾在此地求学、著述、授徒、生活，“琴书五十载”。
今天，如果你来到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五夫古镇，依然可以看到坐落在凤凰巷的五夫社仓旧址，仓舍俨然，仓壁墩厚。虽历经八百年风雨，此一“先儒经济盛迹”依然屹立在武夷的青山绿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