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村“厕所革命”的问题。以“革命”一词搭配“厕所”,不仅是国家对这一民生工程的高度重视,而且是更新人们卫生观念的重要举措。作为上了年纪的人,经历过“厕所革命”,对它有着抹不去的“沉重”记忆。
小的时候,我最怕的是上厕所。那时农村的厕所离住家一般都比较远,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大坑,上面架着2块宽一点的木板。较为“奢侈”的厕所,盖得似一间“大屋”,既是人们“方便”的地方,也是耕牛的“宿舍”,粪坑上面还舍得铺满又宽又厚的木板。但是,“大屋”金字架下的空间就舍不得“浪费”了,一般都放置着空棺材。简陋的厕所,小孩子踏上去就不敢乱挪脚,要对准“坑口”才敢“放松”,既预防掉下粪坑,又避免“石”投臭水“激起千层浪”。虽然如此,仍然会“捅马蜂窝”,千万只蚊子群起攻之,惹得手忙脚乱。“奢侈”的厕所,并没有给小孩子带来什么“享受”,反而更加恐惧了,人蹲着两眼不敢乱看。怕什么?怕撞上“鬼”。尤其是晚上,当一个人点着火把走进厕所,寒气直逼,头皮发麻。如果火把熄灭了,更是魂不附体,赶快往回跑。那个年代,小孩子会强逼自己白天如厕,晚上不用出门。有的爱耍小聪明,到“光明”的地方偷偷“方便”,可经不起父母的盘问,只能老实坦白。要知道,人粪也是重要的“家肥”呀,如果“浪费”了,家里人就会“心疼”。
这个年代的厕所,无论给大人小孩造成怎么样的心理影响,却已经“习惯成自然”。但是,这样的厕所还会给人“匪夷所思”的影响,甚至同政治划上等号。
我工作的第2个年头,参加了县里的“教育宣传队”。那时“火红”的形势和年少轻狂的自己,做了现在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事情。这年春天,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我组织生产队的社员半夜起床,点着火把,到一些社员家里的自留地检查“偷种”农作物的情况。当发现一些地里种上“玉米”时,就把穴里的肥料扒出来发动社员“批判资本主义”:“‘家肥’不交生产队,而用在自留地上,这不是资本主义破坏春耕生产吗?”农户的“家肥”除了“六畜”的粪便之外,厕所的“产物”也是重要之一。社员在自留地上用了一点“家肥”,也被上纲上线到春耕“大局”了。
如果说“教育宣传”我为所驻村的“家肥”记了一笔“糊涂账”,而我的一个亲戚却是因为厕所的“劣径”被“塞入”了人生的“黑档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一个亲戚赶墟喝了酒去厕所方便。这时的厕所,只是在茅草屋子里的粪坑上搭几块木板,没有男女之分。他醉腾腾,进了厕所就开“方便之门”。哪知道在坑板上蹲着一位女子,这下子闯大祸了。女子吓得大喊:“有人强奸了”,跌下了粪坑。这时,亲戚的酒气被喊声惊醒了一半,连忙拔腿就跑。可是,“跑得和尚跑不了庙”,被女子告上妇联,这正是“严打”的事件,被判了“强奸罪”。
改革开放后,虽然“糊涂账”入不了“账册”、“黑档案”清出了“案卷”,但是,“厕所革命”仍然任重道远。
那个时候,我多次邀请居住在香港的家姐回娘家走一趟,可是都被她婉言谢绝了。原来,她对娘家的厕所十分“恐惧”。作为土生土长的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厕所并没有什么“看法”。但是,长期生活在“优越”境外的家姐,却把厕所看成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几经“协商”,拟定每年都在广州见面,解决了姐弟相见之“苦”。这些年,内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厕所革命”如火如荼,曾经障碍姐弟见面的“厕所恐惧症”早已消除。前年,家姐一家子回到“娘家”,感慨地说:“过去是你们羡慕香港,现在是我们羡慕你们,在这里家家有‘洋房’有汽车,而我们在香港‘没天没地’,只是‘租客’而已”。家姐说得没错,内地这些年的发展今非昔比,早已将“四小龙”之一的香港抛得远远的。
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这几年家乡的居住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在建设新房子的时候,大家都“摆正”厕所位置,有的一户一厕,有的一户几厕,“茅坑”成了历史。可是,一些年长的人却并不十分认同,有的担心断了“家肥”来源,有的反对把厕所建在屋子里,有的不同意在房间里设卫生间。他们说“农作物无肥‘喝西北风’了”、“厕所设在家里满屋臭”、“人也变成猪了,吃、住、睡、拉在一起”等等。我这个在乡下长大的“乡贤”,曾经被多次“邀请”做这些人的劝说工作,转变陈旧观念。当他们适应了新的生活后,都说:“还是‘厕所革命’好,让我们享受到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厕所革命”是对传统观念、传统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建设的深刻革命,它不仅更新了人们的卫生观念和改善了人居环境,而且成为国家文明程度不断提升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