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之人

二子家最灰暗的一天来了。

夏天，小麦丰收，家家地里铺着金灿灿沉甸甸的麦穗。麦粒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时候，人们欢喜地抢收麦子，麦场的麦垛堆得高高的。劳力多的人家，已经在碾新麦了。突然，一个坏消息在村里传开：二子死了！

二子死了？怎么死的？怎么就死了？！

奶奶听到消息，身子直发抖，手里的拐杖使劲杵着地。

隔着窗玻璃，我仿佛又看见了这样的情景：初冬，天色灰暗，细碎的雪花纷纷扬扬，闪着清冷的光。晚饭后不久，院门一响，二子骑着他的专用“小车”进院了。他把车支好，又回转身，两条粗实的小短腿迈着碎小的步子，去把院门关好，这才回来取下车上的棕色牛皮药箱，背着进屋。

二子有没有大名，连我母亲也不知道。村里人都叫他二子，小孩子背后还叫他“大头二子”，成年了，容貌还像个孩子，但智力丝毫不差。他是侏儒症患者，手臂短小，腿罗圈儿，头显得比正常人的大，两只眼眸黑而深，闪着纯净的光。

二子绝对是个聪明好学的好青年，这是村里公认的。所以，推荐二子去学习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没有人家不同意。当上赤脚医生的二子，红十字药箱里装满了针管、针头、酒精、棉球和各种常用药品。当然也不用光着脚丫下田种地。他性情温良，待人和善，看病特别有耐心。不管白天黑夜还是风霜雨雪，只要有人叫，二子马上出诊。我奶奶有高血压，他是奶奶家的常客。

推门而入，二子抬手拂去身上细碎的雪花。奶奶感冒好几天了，还没有好，他特意再来查看。

二子先洗手，然后上炕。身材矮小的他也就比大炕高出一头。奶奶专门给他备了小凳子，二子踩着小凳，一条腿先搭上炕沿边儿，两个胳膊再支撑着用力，上去了。我看着他有些吃力的背影，很想上去推一把，却总是心里替他使着劲儿，从没动过手。

炕头坐稳了，二子端起热水缸子暖了暖手，这才握住奶奶的手腕，安静地诊脉。二子给老人看病格外细心，怎么不舒服问得仔细，怎么治疗解答得仔细，怎么吃药安顿得仔细，一切都仔仔细细地做妥贴了，才收拾好药箱，腿脚麻利地下炕，动作像个淘气的孩子。

奶奶心疼二子，常说二子是可怜人，不许人欺负他，也不让娃娃们叫他“大头二子”。小孩子不懂事，有时会故意叫，奶奶就迈开小脚追过去，举起手里的扫炕条帚，装作生气要打，实际是大声喝斥：欢欢儿地闭嘴，小心奶奶打你！

二子号完脉，奶奶就和他拉家常，说些体恤、夸赞的话。二子腼腆地听着，眼睛里有柔和的笑意，头发软软的，往一边顺去。奶奶说天冷，留二子多坐一会儿，二子就和奶奶说些村里的闲事。

“大脚是咋疯的？”二子忽然问奶奶，表情有点怪。

“唉！”奶奶重重地叹了口气，问二子：“你看大脚可怜？”

“大脚长冻疮了，我去给他送药，他奇怪地问我：什么时候挖大渠?我出工。一句话连说了三遍。”

大脚是村里的疯子，二十来岁时长相英俊，个子高大，气饱力壮。三年困难时期，青壮年都出外工挖大渠，表现出众的大脚在工地上结识了一位中意的姑娘，偷偷好上了。有一天，工地上安排大脚去拉粮食，姑娘也跟着去了。路上出了事故，车翻了，姑娘不幸遇了难。大脚只是脚受了伤，后来好了，可人不正常了。他不再穿鞋，一年四季光着两只大脚，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走固定的路线去往村外一个地方，风雨无阻。那地方有条淌水用的大渠。只要有人问他去哪儿，他就把身体绷得紧紧的，大步直直向前，哪怕脚底下踩上了沙枣刺或是撞上了大石头，也决不管，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大渠——公粮——大渠——姑娘……人们说，他是被那场突然而来的意外吓疯了！那个时候的粮食，工地的粮食，国家的粮食，多金贵呀！何况，还有他心爱的姑娘！天长日久，渐渐地，人们不再听大脚反复念叨的话了，也听不清大脚说的是“公粮”还是“姑娘”。他的亲人也当他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任他每日一遍一遍地暴走，像个幽灵。二子却常惦记大脚的“脚”，主动帮他治脚伤，从不嫌脏。

奶奶和二子讲大脚的故事，二子听着听着，明亮的眸子阴郁起来。

“奶奶，村里人都说大脚是疯子，可他从不打人，不吓唬孩子，我想，大脚不是疯子。那天，我悄悄地跟着他去了，我看见他站在大渠边，满腿是泥，还抹眼泪。这是为什么？”二子说着，语气掏心掏肺地。

“为什么？奶奶也说不清楚了……”

二子也没再问，低头理着药箱的背带。他的大头垂下来，细软的头发也垂下来一缕，遮住了半只眼睛。整个人好像又矮了些。

临走，奶奶让我送二子到院门外。天空中清凉的雪花凝结在一起，柳絮一般飞舞，仿佛把天地连接起来。二子踩着莹亮的薄薄的雪走着，突然仰头高吼一声，身上的雪花簌簌地往下落，如孤单碎裂的声音。村庄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他的身影在天地之间渐渐地低矮下去，像风中飘忽的草木。

听奶奶说，二子是从亲戚家抱养回来的。他的养父姓李，老实本分，是个教书先生，一心盼着有儿有后却未能如愿，就抱养了二子。养母是普通的乡下女人，脸黄黄的，常挂着灶火里的黑灰。二子四五岁时，养父母发现他生长迟缓，但不知道是患有矮小症，更不知道可以治疗。养父母都是温厚的人，还是把二子当命根根一样养大。

灾祸说来就来，有时甚至毫无征兆。那一年，村里突然多了些奇怪的大字报。有一天，二子的养父被怀疑有历史问题，叫去调查情况，训问了一通放回了家。第二天，整个村庄弥漫着阴沉的雾气。有人发现教书先生上吊自杀了。谁也不知道他内心经历过怎样的挣扎，才选择走向另一个世界。

一个卑微的生命从村庄消失了。

那个疯狂的年代，死个人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更何况是二子他爹这样的草木之人。可是村里人都无法理解他的死。有人议论，好死不如赖活着，二子他爹承受力太差，这么死了，太窝囊了点儿。我奶奶说：谁能想得到，苦苦挣着活下去，又会是个咋样？

无论如何，因为有二子这个生命，养母是必须挣扎着活下去的。她淌着悲伤的泪，养育着二子，母子俩相依为命。村里人同情这母子俩，左邻右舍能帮上忙时也都搭把手。二子十八九岁当上赤脚医生，不用参加集体劳动，一样能分口粮，母子俩得以平安度日。

“赤脚医生”是“土”医生，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医疗训练，大病重病是治不了的，通常治些头痛脑热、劳动外伤等小病。但全村男女老幼有个病痛都要诊治，还要种天花痘，给猪羊看病，付出的辛苦是很多的，村民也比较敬重赤脚医生。村里特殊照顾二子，专门给他买了一辆“小车”骑，减轻他行走的负担。二子的两条小腿儿迈得更欢实了，整天背着药箱，走东家串西家，一心一意为村民服务。

我小时候特别怕打针，看到二子用一个小东西在注射液的瓶颈上璇一圈，再用铁夹“叭”地一声敲打，就赶紧闭上眼转过头去，紧蹙眉头，嘴里忍不住倒抽凉气，慌恐不安地想着，会不会那个针头也锥心一般剌到我身上……一听说二子要给全村的孩子打防疫针，我吓得“逃”到了姥姥家，晚上还被二子那举着的针头折磨得做了恶梦。就因为这个，我暗暗恨过二子，当他是为了多挣钱，才想出给全村孩子打针这个“坏招”。

可二子还是到我家打针来了，猪病了，怎么哄都不肯吃食。母亲急得跟火上房似的。这头猪可是个“宝”，猪仔儿是特意从邻村抓回来的优良品种，每日喂食准时、充足、营养，指望它来年的油肉，再装满我家那两个大黑坛子。这是庄户人家一年的好油水。

猪“哼哼唧唧”地叫着，懒洋洋地不肯起来，我拿根棍子用力抽它，冷不防被二子一把夺下，目光有点凶神恶煞样。他轻轻挠挠猪肚皮，和母亲把猪扶起来，又嘱咐在窝里铺上干草，把配的药拌在细料猪食里。接着给猪打针，我吓得跑开了。

二子一直守在猪圈旁，看着猪开始吃食。母亲吩咐我给二子拿毛巾擦汗，二子腼腆地笑了。“猪也是生命，得病会难受。它有功，打不得。”他说，话语里有脉脉温味，像我母亲跟我家的牛说着心事。 

村里“包产到户”后，二子家的日子反倒不如从前好过了。土地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有了余粮还能卖现钱，村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家家忙得脚不沾地。二子家就困难了。二子没参加过生产劳动，农活基本不会干。他那个身体，也没多大力气。养母又是个柔弱的女人。可是地必须得种，不种吃什么呢？二子没办法，常到各家求人帮忙。

二子人性情好，又叫人怜惜，人们自然是愿意帮的。再者，村里就他一个赤脚医生，吃五谷杂粮，谁能保证没个病痛？就算人不生病，猪还会有毛病呢，人们终究还是要用到二子的。可是农事不等人，农活正忙的时候，家家都要早出晚归先忙自己的，得空才能帮。

二子和我母亲一样，在地堰子上种了大豆。大豆成熟后，他连杆带豆角割倒了，想背回家去。打好一捆背上去，大豆又湿又重，刚一迈步，人就跌倒了。

母亲赶紧过去扶他起来，扶左边人往右倒，扶右边人又向左倒，二子又急又气，双唇紧闭，脸色苍白，坐在地上捶打自己的腿。半晌，他幽幽地吐出几个字，说自己是草木之人，没用。然后，他慢慢弹掉鞋帮上的泥块，仰头望着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青烟似地，笼住了他紧锁的眉头。那里，分明隐藏着年少的我读不懂的东西。但我确信，那一刻，我不恨他了。

我母亲安慰他说，二子种的大豆长得好，豆角又大又多。可这苗杆子你背回去也没用，先在地里摘豆角，光把豆角背回去就行了。二子这才明白了，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默默地摘豆角。饱满的他摘，那种被虫子吃得不完整的，或是长得小而干瘪的，他都摘。会不会面对那些不入眼的豆角，他想到了自己呢？

小麦开镰的时候，村庄滋润起来。日头火辣辣地烤人，格外毒。麦地里聚集了好多光着膀子汗流浃背的身影，个个黑里透红的脸。

丰收的麦田闪着细碎的光芒，真是喜人。可欢喜归欢喜，麦收的苦却是人必须要受的。“龙口夺食”，谁误得起呢？天不亮母亲就催我们起来了，说要趁凉快多干一会儿。

二子家有一块地和我家的挨着。他手里拿的镰刀，和我母亲的那把相比，缩小了不少。但显然他不太会使镰刀，虽然也像我母亲一样弓背弯腰，抓住一把麦子挥动镰刀，速度却不及我母亲那样几秒钟就完成。才一个上午，二子手心就起了水疱。后来水疱磨破了，每动一下镰刀，疼得他直呲牙。我母亲是三垄麦子割到地头才直起腰展展身，再看二子，不时地站起来“展腰”，用嘴吹吹破了皮的手心，减小一丝疼痛。远望去，他的大脑袋被这金黄的事物包围着，不时地一浮一沉，一浮一沉，像是在浪里飘着的一个球。

到中午时，热气蒸上来，把人身体里的水都要蒸干了。我跟在母亲后面打小捆的麦子，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喝水，后来，干脆挪不动步子了，坐在地头。二子也有些丧气地坐下，表情呆呆地，手背上是被麦芒划的血印子，脸上冲出歪歪扭扭的几道，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

突然，二子张了张嘴，似乎是想大声喊，却又没喊出声来。“哐”地一声闷响，养母手里端着的饭盆摔在了地上。一瞬间，人声像是在热浪里凝固了，养母手足无措。二子苦笑了一下，慢慢蹲下来，把扣在地面上的一只大碗翻过来，又一片一片，捡地上那些尖利的残片，僵硬的手指哆嗦了一下。我看见，眼泪被他拼命忍着，忍着，忍得都要掉下来了。

夏收得“抢”，“抢收”要有把锋快的镰刀，一手搂过麦子，“嚓嚓嚓”，应声倒地。二子离这样的好把式差得远，他只能下“笨苦”，直干到天黑得再不敢下镰刀。割倒的麦子还得收拢捆扎起来，再挑上板车拉运到麦场。这个活儿又把二子难住了。沉重的麦捆子要叉起来放车上，一层层垛起，堆得越高，体力消耗越大。二子只好挨家求人，哪个来帮忙了，他和养母就紧跟在后面捡撒落的麦子。

他家的麦捆子大小不规整，有的方向横七竖八，装车时撒的麦子也多。不知是哪个没心没肺的随口提起：要是二子他爹在就好了。这话二子听到了，日头那么毒，他无处躲藏，影子在他的短腿下缩成了一个点。养母递过来酸米汤，二子一口喝下，伸手抓起一把麦穗放嘴里嚼，慢慢地嚼着，嚼着，仿佛要把所有的往事嚼碎……

二子的死我听过两种说法。一种是我母亲说的。本来我家的麦子和二子家的准备同一天碾打，头天就请好了打场的人，还把一些麦子摊开，让日头晒。可是老天下雨了，摊开的麦子全泡了水。

那天上午，二子和养母说：麦子打不成了，我想好好睡一觉，不要叫醒我。养母也想让二子好好歇着，有人来请他去给猪打针，养母也给推脱了。等到下午，那家人又来叫二子，说猪病得不轻，让赶紧去看看。养母说，那我快去叫醒他。

被子掀起来，只见二子的嘴里吐出了好多血……他，喝药死了！

他是赤脚医生，他知道怎么配那样的药。

养母的生命支柱，顷刻间坍塌。村里也是一片震惊。人们想不明白，二子怎么了？他为什么要死？难道是他觉得自己活着的全部愿望只能是虚幻？

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是；雨下个不停，新麦碾不成了，二子只能歇着。偏巧养母养的鸡丢了，就叫二子冒雨去找。二子寻了一圈没找到，不想找了。养母急了，骂了他，大概也骂了他没用的话。那个时候，家里的油盐酱醋都能用鸡蛋换，丢了下蛋鸡可不是很着急么？养母出了气，也就没事了，却万万没想到，二子出大事了……

人们议论说，二子肯定是一时太伤心想不开，难道他的命还不如几只鸡？我奶奶眼含泪，是这样说的：也罢，也罢，切断了牵挂，他就再不用受这尘世的难了。

乡野里，草木葳蕤的土坡上多了一座坟茔。二子留在这世间的念想，就让青草去诉说吧。二子，乡村最小单位中的一分子。有谁的心和他真正相通过呢？

多年以后，母亲和我说起二子，有些悲凉地问：种子还一粒和一粒不一样，人没了，去哪还能找个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