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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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个漏斗，多么刻骨铭心的人和事，三晃两晃，便只剩些记忆碎片了。至于寻常人的寻常事，不用晃，只一扭脸的工夫，已然形迹全无。可人似乎也有反刍功能，没事老爱到时光的尘埃里扒一扒，碰上点触发心绪的东西，又难免捡拾起来，瞅空儿嚼嚼，也能咂摸出点滋味来。
齁包幺幺
清明节那天，在太爷的坟上忙过一应流程，我跟兄弟们商量，去看看“苦瓜佬”吧。二哥说对对对，多带点纸钱去，一个孤老头儿，在那边不定多遭罪呢！
“苦瓜佬”就是齁包幺幺。爷爷有五弟兄，齁包幺幺是幺爷的幺儿子。在我上一辈，他原来排行最末，本家兄长都喊他老幺，小一辈的，则称他幺幺。原以为，这个排序是板上钉了钉的，不想四爷老来又得一子，再那么称呼他，就有点名不符实。兄长们倒无所谓，直呼其名就行。晚辈们则有点麻烦，早先叫顺嘴了，现改口，都觉得别扭。一帮娃子商量：正经幺幺还在月窝里猫着，暂不必管他。眼前这幺幺不是个齁包吗，且先用“齁包幺幺”对付一阵再说。没承想，这一对付，又顺嘴了。娃子们甚而觉得，这么称呼他，比先前更贴切、更生动，还带点感情色彩，那还改个鬼！
齁包幺幺的齁，其实就是哮喘。一年四季，但凡要变天时，广播里还没预报，他那里已造起了声势——先是呼哧呼哧小声哼哼，继而便扯起嗓子满床打滚。进入平台期，三短一长，频率调门基本适中。喊过一阵儿，一般还会停顿三五分钟。这段间隔，不是痛苦缓解了，而是在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人们还没替他把一口气喘过来，冷不丁一声长啸，声震屋瓦，令人胆寒。起初犯这毛病，不怎么规律，偶尔发作，还有热心人喊来赤脚医生，给他号号脉、听听胸音，开几片药丸让他服了。后来发现，那些药丸并不见效，倒是一场大雨落下，他这拨儿发齁便告一段落。随后该吃吃、该喝喝，一应如常。往后再听他哭爹喊娘，邻居们已没了先前的恐惧，只吩咐家人，赶紧收捡晒场的东西，归拢放养的牲口，把四处疯跑的娃子揪回来。一切停当，就伴着齁包幺幺的喊叫，等待风声雨声。
那些年，村里人都靠工分吃饭，齁包幺幺每次发病，一躺就是两三天。碰上老天爷跟人较劲，不阴不晴，就那么绷着，他要躺多少天就说不准了。这段时间，本人遭罪还在其次，要紧的是挣不着工分。等他把雨喊下来，再遇上一段连阴天，差不多半个月一分没挣。若每月来这么两回，口粮钱都没有着落。那会儿，我父亲当着队长，每回上面让队里往公路、水库或农田基建工地派人，就把齁包幺幺派去了。父亲有个歪歪理：工地上人山人海，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反正他在家也是“泡病号”，不如让他到工地“泡”去。——既顶了队里的名额，他自己还得了工分，最起码能赚回口粮钱。再者说，所有工地都设有医务室，看病比村里还方便些，横竖上面不能眼睁睁看他死在工地上。
齁包幺幺是结过婚的，他的女人，我管她叫幺婶。我三四岁时，每回齁包幺幺出差了，她隔两天就烧个小馍馍，哄我晚上给她做伴。现在想来，幺婶那么做，不一定是害怕。我们那屋场，是个两进的四合院，前头院里住着余家一大家子人，后面分别住了我大姑父兄弟、齁包幺幺兄弟和我们一家。六户人家挤在一起，早晚间大呼小叫，叮叮当当，似乎不存在害怕的问题。这么看，幺婶让我给她做伴，就只有一个原因：她喜欢孩子。可她嫁过来四五年，也没能生育。一见这种情况，再看齁包幺幺那个样子，娘家人一起哄，两人就散伙了。
一个人过起日子来，倒让齁包幺幺喜欢上了四处出差。他不会做饭，在工地上吃食堂，好歹一天三顿有保证。可工程总有结束的时候，一回到家里，饥一顿饱一顿，也只能将就了。每回发病，不是院里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他还能不能下床，真不好说。
幸好他还有个补鞋手艺。一遇连阴天，等他齁完能下地了，大妈大婶们就把他叫到家里，捡出一堆穿烂了的布鞋，码在屋檐下让他补。这门手艺，也是个力气活，女人做不动，男人不屑于做，他却做得兴致盎然。开工时，他先将每只鞋拿起来正反瞅瞅，再按大小一字排开，估摸着能补出几双来，就拆了没法补的，再用拆下来的鞋帮、鞋底做材料，补那些他觉得能补出来的鞋。补鞋帮，看着要轻省些。他先扫一眼破洞大小，挑一块颜色相近的备料剪好，然后将备料紧贴破洞，用小针、细线将四围缝上，再在中间来回走几趟线，看着平整结实就完。补鞋底就费劲了，先要用砍刀剁出备料，再将备料与原鞋底对齐，用锥子将两层鞋底扎透，这才用大针和粗麻绳衲上。每见他用锥子扎鞋底时，浑身紧绷，呲牙咧嘴，热汗从额头顺着脸颊直往脖子里淌，就觉得这手艺是天底下最苦的营生。等他将一双双新补出的鞋排列整齐，大妈大婶难免夸他几句。听到表扬，他也会“嘿嘿嘿”地憨笑一阵。齁包幺幺做这些，分文不取，粗茶淡饭管饱就行。那些年，村里的大人小孩，差不多都穿过他补的鞋。
前几年，有好事者盘点村里最没用的男人，齁包幺幺不幸入围。旁边有人提起这一过节儿，彼此感叹一番，再不提这事了。
齁包幺幺埋在山边的一片洼地里，周围不见坟场，自然也不见屋场。他自己没儿没女，两个妹妹、一个侄女都嫁在外乡。两个侄子的户口倒还在村里，可哥儿俩长年在外打工，这会儿在南方，过一阵又奔了北方，肯定顾不上他。所以，二哥担心他在那边孤苦冷清。可走近坟头一瞧，才挂上去的清明吊子正迎风飘着，往年挂的，新旧不一却历历在目。坟前的陶盆里，纸钱灰漫出来一片。微风吹过，满地打旋儿。
楼上奶奶
我记事时，村里的小脚老太太，总共有十几个。若是本家妯娌，就像我们族里的几位奶奶，只管按其所在房头，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依次排去。但这些老人分属多个家族，没有这么排序的道理。按说以姓氏区分最为简单，可一个村就那么几个姓，叫来叫去反而更复杂了。故而，对于别个家族的老太太，大伙则一律按其住所地名、区域特点，甚至本人的某些特征，诸如南坡奶奶、湾里奶奶、驼背奶奶这般称呼。当年的本地民居，皆为“干打垒”，楼下生火做饭、接待客人，楼上作卧房兼贮物间，少有颠倒混淆。楼上奶奶不同，老两口单另起火，饮食起居都在一小阁楼里，自然就占了这一称呼。
楼上奶奶住在我们那个两进四合院的前院。进门靠右一排房子，住着她儿子一家。左边一排，拦腰劈出一半，归了后院我大姑父的哥哥。剩出一半，楼下做了她儿子的牛圈，紧挨牛圈门搭一楼梯，顺梯上楼，就到了老两口的家。
楼上奶奶的儿子，是个蔫巴佬，儿媳妇却人见人怕，楼上奶奶也打心里怵她。按说，那年月当婆婆的，应该有些威严的，无奈这媳妇太厉害，楼上奶奶又生性软弱，加上老太太还有个难言之隐——半路改嫁过来的，每回儿媳妇找茬儿，有理无理，都是她自个儿忍了。所幸楼上爷爷是个狠角儿，儿媳妇指桑骂槐，他只当没听见。真要欺负老伴过火了，他敢搧她嘴巴子。有老头儿镇着，又兼孤掌难鸣，婆媳俩一个大门进出，大体上还能相安无事。
说楼上爷爷是个狠角儿，是因为这老头儿不慈祥、不宽容，早晚拉着个脸，见谁都没句好话。老头儿对自个儿媳妇狠，对别人家娃子更狠。谁家娃子动了他园子里的东西，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两巴掌。当时打完不算，还要将娃子拽到人堆里，让其父母再补上一顿拳脚。堂哥启恕摘了他家一个花果，挨了两巴掌后，觉得下一关更难过，拼命挣脱后逃往深山，在一石缝里躲了三天，待找到他时，已经只剩一口气了。我有点诧异，老头儿这么狠，待楼上奶奶还算不错。诧异之余，也替老太太感到幸运。
老公公冷酷，儿媳妇霸道，这一家子在村里就蛮不受人待见。家里的两个小姑娘，文文静静的，小嘴巴也甜，看着就不像这家的人。每见村里人对她们家的态度，姐妹俩怏怏的，讪讪的，令人生怜。楼上奶奶夹在中间，肯定也难受。但她能做的，就是尽力消减村里人对这家人的敌意。老太太嘴笨，不会吵架、不会说是非，可也不会说甜乎话儿。但哪家孩子病了，她会揣上几个鸡蛋，背着老头儿悄悄送过去；哪家有红白喜事，她必定先安顿好老头儿，抽身上门帮几天忙；在地里干活，哪个姑娘身上不方便，耽误了进度，她干完自己那份，摸黑也要上去搭把手……
楼上奶奶这么做，多少还管点用。那年她孙子当兵，要过队里考察这一关。他孙子比我大两岁，为人倒不像他爷，也不像他妈，除了脑瓜子笨点儿，也算得上个不错的后生。但很多事不好说，就他家这人缘，只要有一两个人敲破锣，再有几个人撇撇嘴、摇摇头，这事肯定黄了。但村里谁都没那么做，他孙子也顺利到了部队。再从部队回来，比先前出息了好多。
楼上奶奶脾气好，小娃子们喜欢她，也听她的话。有回，伙伴春生掏了一窝“七姊妹”（一种鸟的俗称，每窝孵七只，实名不详），正兴冲冲地往家里跑，迎面碰着楼上奶奶。看到一窝小鸟肉乎乎的，眼睛都没睁开，只伸着脖子、张着嘴巴嗷嗷待哺，老太太心疼了。她对春生说：小雀尕儿跟奶娃儿一样，离开爹妈就没命了。小雀尕儿没了，它们的爹妈也活不成了，赶快送回去吧！见春生心有所动，又还有点舍不得，老太太许诺，把小鸟送回去，就给他十块饼干。春生不再犹豫，乖乖地将一窝小鸟放回原先那个墙窟窿里。
春生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楼上奶奶已走了好多年了。春生说：个舅子的，那会儿的饼干，真甜，真香！
楼上奶奶没有亲生儿女。当初，就是因她不能生育，才被前夫休了的。她给春生说的那些话，是原本就心有戚戚，还是触景生情，不得而知。
马干部
小区公园里人不算多，可也分作了好几拨儿。八角亭里，一拨儿在斗地主，一拨儿在下象棋。紧连着亭子的长廊里，还有一拨儿在卡五星。老太太们分作几摊围在桌边，手里摘着菜，还不时伸长脖子，关注着各方战局。离亭子两三丈远的一块平地上，五六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妇女，各持一条彩带，边数节拍边欢快地扭着。两个穿开裆裤的小孩瞧着这边热闹，赶忙挤出人堆儿，跟着她们手舞足蹈起来。公园顶头的那棵樟树下，马干部并不理会这头的热闹，只抱着胸，仰着脸，直直地盯着远方。猛一瞅，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仔细瞅瞅，目光却空洞散漫，一派虚无。
这马干部，有点来头儿。我认识他时，他还不是马干部，而是管理区（俗称“小公社”）的副书记。因区里还有个姓马的副书记，而且比他大，大伙就叫他小马书记。
小马书记的家，就在我们村隔壁。他上高中时，因在几次“斗私批修”宣讲会上表现突出，高中一毕业，赶上个老中青“三结合”的政策，就进了管理区领导班子。看他经常披件军大衣，在一群民兵的簇拥下，叉着腿、掐着腰给各大队作指示，有人就掰着指头帮他筹划：十八岁就是小公社副书记，按三年一个台阶算，二十一岁转正，二十四岁就是大公社副书记，再转正，再往上升……乖乖，咱这山旮旯，只怕要出个大人物了！
乡亲们真正认识小马书记，是他在村里驻队那几年。刚一接触，便觉得这娃子不像农家子弟，没个稳成劲儿不说，还不通情理。早先的驻队干部，对农民知根知底，好多明显脱离农村实际的政策，会上说得斩钉截铁，私下里还给留点余地。真有点什么麻烦，也是他们给扛了。小马书记不同，但凡与文件精神不符的，没有商量。比如秋收时，总有些歪瘪无形、尚未成熟的苞谷。这样的苞谷，一掐一包水，太阳一晒，就成秕糠了。而分给社员，趁水分未干剥下来，或掺上南瓜煮苞谷籽，或磨成浆蒸浆馍馍，好歹能顶些粮食。老一茬儿驻队干部见了这事，都睁只眼闭只眼。小马书记容不下这些，他曾指挥手下民兵，撅过三个生产队的秤杆子，还给这几个队的队长挂上“瞒产私分犯”的牌子，在全区游村示众半个月。再比如，那会儿时兴“以粮为纲”，主粮田里不让种经济作物，有些生产队就在偏僻地块偷偷种。别的驻队干部见了，要么装糊涂，要么绕道走。可只要让小马书记看到，当下就吆喝民兵给薅了。薅完不算，还要传来队长，指着鼻子把人臭骂一通，也不管人家比他爹还大出一截子。
这些情况传到区里，让一把手很闹心。他不赞成小马书记的做法，可人家有文件依据，想批评他都张不开嘴。按一把手的意思，普天下的事，都绕不过“情理”二字。就算执行政策，也不能不顾下面死活。但这话又不好摆到桌面上说，就委托一老同志拐弯抹角劝劝他。一把手忽略了一点，这小马书记不光口才好，理论水平也高，老同志说一句，他有八句在那儿等着，好多话经他一上纲上线，倒显得老同志没理了。一把手想不通：都说读书能让人明事理，这小子读了一肚儿书，咋成了个不识好歹的二楞子？
一把手看不上小马书记，可架不住人家运气好。1984年，人民公社改为县辖区，各管理区撤销。区里配备班子，好多老干部年龄都过“杠”了，小马书记最符合“年轻化”要求，就当了区委副书记。这回，班子里就他一人姓马，他职务前面的那个“小”字，终于甩掉了。后来有人分析，如果他从此改弦易辙，还能再上几个台阶。可马书记觉得，在管理区时，那么多老家伙反对自己，结果怎么样？如今，区委班子里还是老家伙居多，这些人的水平也就那样，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折了锐气。但此时已不同彼时，还以这种态度跟人搭班子，他的仕途就出现了拐点。1987年，全县撤区建乡（镇），他被“推荐”到一个新成立的乡担任副书记。不到三年，新成立的乡撤销，他又被调回“推荐”他的那个镇。人回来了，位子却没了。辖区内撤了五六个乡，好些干部都在候着，实在不好安排。几个领导商定：土地管理所的一把手退了，让他先去牵个头吧。
说是去牵头，可没有明确职务。从土管系统来说，都觉得他是来临时主持工作的，指不定哪天就上调了。从马书记这边说，他原本就没相中这位子，也不想上面立即下文。真要下了文，没准就把自己拴在这里了。他还在等着，等待镇里给他腾位置。可等了两年，镇里班子微调了好几次，也没轮上他。那边没了盼头，他不再嫌所长太小，就想先占了这位子再说。不料，这时的干部管理办法变了，要任命他为所长，必须走选拔程序。结果，他在民主测评时没有过关。再竞争副所长，还是卡在这个环节。正副所长都就位了，别人再称他领导已不合适，又不便拐回去再喊他马书记，看他也快五张了，也不好直呼其名，从此，他就成了“马干部”。
在所里又待了几年，眼见一茬茬年轻人都上去了，马干部感觉再也翻不起浪花儿，就办了病退，从此只在小区公园里打发时间。头两天进公园，还有人跟他打招呼，可见他老昂着头，仅用鼻腔“嗯”一声，就断了结识他的念头。别人不搭理他，他也不搭理别人。每回进来，就直奔樟树底下那排条椅，然后就望着远方发愣。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
贵 五
贵五从地区农校毕业那会儿，山区的初中生都很稀罕，能读完小学的，在村里就算知识分子了。所以，公社书记老杨一开始见到贵五时，是打心眼里喜欢的。遗憾的是，两人会面并不愉快，只留下一个著名的故事。至今，稍微有点岁数的人，还能复述这个片段——
秘书带贵五来到书记办公室，老杨喜不自禁，招呼他落座后，就从文件堆里翻出一盒“大公鸡”，抽出一根递给贵五。
贵五说你抽你的，我自己有。说着就掏出一盒“游泳”，用中指在烟盒底部一弹，老练地叼出一根来。
老杨有点尬，赶忙划燃一根火柴，双手捧着往贵五嘴边送。贵五一边说不用不用，一边“啪”的一声打着了火机。
老杨重新坐下，这才仔细打量贵五。
贵五一手夹着烟，一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介绍信，隔着桌子递过去。老杨已经觉出贵五的斤两了，但话还是说得很客气，请问你在农校学的啥专业？
贵五没有正面回答，只硬邦邦地说，我的专业，在西南山区用不上。
老杨没料到贵五会这么回答，一家伙愣在那里。也就在两三秒之间，老杨拿定了主意，只淡淡地对他说，你的情况我都晓得了，这样吧，你先回去，等公社啥时候能用上你的专业了，我们再通知你好吧！
这个片段有多个版本，稍微不同的，是讲述人的表现手法和演绎水平，主要情节基本没有出入。随后的剧情，差不多都是按照上面的线路发展的。
据知情人说，贵五是因为想留在地区，至少是留在县城才那么说的。他的主意是，公社如果不接收，肯定会将他退回地区或县里，一退回去，就可能重新分配，那样他就不用再回山里。可公社并没退回他，只叫他回家等着，这就让他掉到空里了。
因为自己把话说死了，掉到空里的贵五，只得老实回家等着。他还抱有一丝侥幸：没准儿公社觉得留不住他，就把他的人事关系退回去了呢？两个月过去，没有动静。小半年了，还没人通知他。他老爹急了，让他上公社催催。贵五知道内中过节儿，没脸去。被老爹逼急了，就背上挎包出门逛一天，回来就说公社还让他等。如是三番，总也没个准话，老家伙毛了，从墙角拎出把锄头往贵五面前一扔，说你也别等了，打今儿起就跟老子出坡吧！你要再成天猫在家里捂白脸，你几个哥哥敢造老子的反你晓得不？
贵五在队里劳动了五年后，从收音机里得知，上面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了。大概是领教了在地里摸爬滚打的狠气，这回没等老爹催，他自己去了公社。因公社领导调整了，办事人员也换了好几茬儿，新接手的工作人员看过他的材料，觉得有点难办：贵五属于落实政策对象不假，相关资料也是真的，可咋也看不出谁整了他。贵五说咋没人整？老杨就整我了！一听他这么说，工作人员也不敢马虎，当即翻箱倒柜，找出当初老杨跟贵五的谈话记录，发现里面有两对因果关系：贵五之所以至今没有公职，还真是因为老杨的那句话；而老杨之所以说那句话，是因为贵五在前面说了那句话。仔细推敲，其中的逻辑严丝合缝，老杨的话也挑不出啥毛病，就不晓得咋办了。无奈，只得让贵五再回家等着。
贵五被一个“等”字害惨了，隔两天就上公社找一回。这回没让他等得太久，一个月不到，得到通知：让他到农技站上班，跟两个老技术员学制种。
贵五上班的时候，已经分田到户，农民想要种子，周边几个公社随便买，农技站的业务就开始走下坡路。好不容易等来了工作，却遇上这种情况，本来就憋着气，加之他跟老技术员不对付，工作就做得有气无力。又过了两年，上面鼓励各单位分流人员，贵五就办了停薪留职，在街上租个门面，自己卖起种子来。
贵五的生意，头一年就瞎火了。他卖的苞谷种，在地里长得特精神，也按时抽穗扬花结棒子，可一剥开外壳，不是瘪籽就是灰包。在他店里买种子的十几个村，当年颗粒无收。工商所上门调查，却见不到他人影了。
随后多年，贵五像蒸发了一样。近几年，偶尔能听到点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在广州发了，住着别墅、开着宝马，老婆都换好几个了。有人说他在邯郸的一个拆迁工地捡砖头，人都瘦得走了形。还有人说他在河南犯了事，判了十几年，这会儿还在那边关着。几个人在一块抬杠，多数人不同意第一种说法，说贵五天性张狂，真要混得人模狗样的，早回来显摆了。说着说着，就扯到贵五咋落到这个地步的。一派说就怪老杨，小娃子嘛，说话高一句低一句，有啥稀奇的。如果老杨不跟他计较，当时就给他安排个工作，没准也能出息成个人物呢。另一派说，得了吧，就他那球不叽叽的德性，真要让他当个官儿，祸害的人更多！
这个事，各说各的理，扯不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