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孝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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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萧乾的《吆喝》，仿佛看到旧北京街市上动人的景象，感受到市井生活中浓郁的情趣。忽然忆起，儿时在我们这里，也有如萧乾所说的：“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
我老家在十五亩，这是在浙南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山村，所以，自然也听不到如萧乾所写的各种吆喝声，但白天也偶有卖东西的小商贩，挑着商品来叫卖。各种小贩往往都选择一种“乐器”充当他们的叫卖声，不同“乐器”自然也就各代表了一种行当。但大多随着这些行当的消逝，各种“乐器”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现在，每当回想起那一个个虽遥远但依然鲜活的生活场景，那些“乐器”所发出的，带着些许山野的纯朴气息的，或清远或低沉的声音，便如儿时吹奏的一支悠扬的竖笛声，黄昏中，夕阳下，在故乡的山村上空，飘荡，飘荡……
(一)卖肉螺
“呜！——呜！——”
洪亮、悠长的海螺号声响起，家家户户都明白，卖猪肉的来了。
果然，不一会，一个杀猪师傅挑着肉担晃晃悠悠地便进了村，还没等师傅把肉担放稳，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们便都围了上去，同时围上去的还有一群小孩子，有的是买肉，但更多的是看热闹，因为是小山村，平时也很少能见到陌生人。
卖猪肉所挑的肉担子很特别，不像农家常用的竹筐，虽然也是用竹篾编的，但特别扁平，边沿大概只有十来公分高，看上去比簸箕深不了多少。用两根长长的竹条弯成高高的圆弧形，顶端交叉系紧，四头均衡地固定在扁平的竹筐上，扁担穿过竹条，就可以挑着走。
肉担里的肉，往往不多，他们大多都是在集市上卖不完才挑出来，到山村叫卖。
杀猪师傅都系着一条围巾，但他的围巾总是脏兮兮、油腻腻的。印象中，跟卖肉有关的一切都是油腻的：围巾是油腻的，肉挑子是油腻的，秤杆与秤铊是油腻的，肉担里的杀猪刀、砧板、擦手布都是油腻的，那双大手是油腻的，从卖肉人那找回来的钱也是油腻的，甚至于，连杀猪师傅的那张肥脸也泛着油光。
但我最为关注的是杀猪师傅的那只大海螺壳,那是一只王螺壳，外形像平时吃的“辣螺”，但比“辣螺”大得多，螺口差不多就有碗口那么大，尾部锯掉一小截，形成一个小孔。螺壳本来就有光泽，再让卖肉的那双油腻的大手摩挲得更是晶莹剔透。
有一次，来卖肉的是本村的杀猪师傅，我缠着他，要吹吹他的海螺，他一开始不肯，我便以过年要叫我爸不把猪卖给他相要挟，他居然同意了。那海螺壳相当光滑，我学着他的样子，右手四指塞进螺口握紧，将尾巴上的小孔凑近嘴巴，使劲吹，可就是吹不响，只发出一点“咝咝”声。我让他示范一下，只见他深吸一口气，鼓起腮帮，把那“呜呜”声吹得山响，而且还有变化，刚开始声音较轻，中间最响亮，站得近了，耳朵被震得翁翁响，结束时又低了下来，他将声音吹了个“弧形”。我也学他那样鼓起腮帮吹，但也还是吹不响，可能是因为人小气微吧。
山村女人买肉，那是真正的“挑肥拣瘦”，等她们挑定，卖肉的就在那筐子里把肉切好，过秤，然后用稻草在肉块中间扎好，让人提走。原来那竹筐不深就是为了方便切肉。买肉的大多只买一两块钱的五花肉(也有叫三层肉的)，山里人穷，除了过年过节基本上不会买肉吃。平时买点五花肉，就放在盐罐子里腌着。炒菜时，或家里来了客人要烧点心，就从那五花肉上切下薄薄的一两片，“嗤”地一声，扔进烧热的锅里，拿锅铲用力压，将油熬出来。然后把油渣拿给小孩解馋。
小时候，母亲炒菜时，我们兄妹就在灶台旁等着吃那熬好的油渣。母亲会拿筷子夹起油渣，用嘴吹凉，才塞进我们早就张开等着的小嘴里。那油渣，味道极香，感觉比现在藻溪的周记猪油渣还要美味。
（二）摇鼓客
“摇鼓客”就是挑货郎,因他们招徕生意用的“乐器”是“拨浪鼓”，所以被我们这一带人称为“摇鼓客”。
每当村口传来“波隆咚咚、波隆咚咚……”的波浪鼓响声，大家就知道是“摇鼓客”来了。
老人、小孩，大姑娘、小媳妇都从他们原本所呆的瓦屋或茅舍中钻了出来，原本寂静无人的山村，就好像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了许多的人，。
“摇鼓客”的货郎担是两只长方形的木柜子，外面漆了一层蓝蓝的油漆，有的也画有一些图案。柜子的上一面是一块透明的玻璃，每个柜子大多有三四层，最上面一层有个抽屉，里面放些细碎的东西，人们透过柜子上面的那块玻璃就可清楚看到里面的货物。下面几层摆放着各类商品，边上钉些小钉子，可以挂些东西，柜门就像玻璃窗一样，人们通过柜门就可看清里面的物品。
“摇鼓客”卖的是日用杂货，大多是妇女用品和儿童玩具。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缝补用的，针头线脑、纽扣、顶针、剪刀、花边等；有女人打扮用的，面油、胭脂、花粉、梳子、镜子、发卡等；儿童的玩具有“哔哔”、哨子、木制刀枪等。还有涮子、橡皮筋、指甲钳、钥匙扣、樟脑丸、香水纸……在我们小孩子眼里，那两只货柜简直就是百宝箱，那货郎挑的就是个微型的百货公司。以前商品流通不发达，这样偏僻的山村来了“摇鼓客”，就像过节一样，儿童欢呼雀跃，妇女争相观看，好不热闹。
“摇鼓客”大多能说会道，常常说些外地的见闻或一些小笑话来吸引人，有时也会把大姑娘、小媳妇们说得脸红耳热。
我最喜欢买的玩具是“哔哔”，一根小竹管，三四公分长，一端用细绳紧紧系着一条薄薄窄窄的橡皮条，放口里一吹，橡皮条震动就会发出“哔哔”声。刚买来时，“哔哔”还带有个小气球，就套在有橡皮条的那一端，人在竹管另一端使劲吹，把气球吹得鼓鼓的，一松口，气球泄出来的气就会把“哔哔”吹响。要是不小心把气球吹爆了，就只好把“哔哔”放嘴里直接吹了。我们小时候就经常吹着“哔哔”到处跑，可一到晚上，大人就不让吹了，说是会把鬼给引来，邻居还说有个地方，一个放牛的孩子晚上回来在吹“哔哔”，结果让鬼给抓走了，吓得我们天一黑就赶紧把“哔哔”收起来。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大人们嫌我们小孩子晚上吹那玩具太吵，影响他们休息吧，毕竟，他们白天干活都很劳累。
我还喜欢人们买来挂在钥匙扣上的装饰品，一种是用红色或蓝色细塑料绳编的小虾，不但编得逼真，而且柔软光滑、晶莹剔透；还有一种是金属片做的小鱼，银光闪闪的，像极了小鲫鱼，鱼头、鱼身、鱼尾各处都有活动的“关节”，抓住鱼尾一摇，整条小鱼就像在游动，可爱极了。妹妹们喜欢买“香水纸”，就是一小张长方形的小卡片，十张一小包，用透明塑料纸包着，纸片应该是在香水里泡过的，刚撕开塑料纸时，香气浓郁。小妹常用来当书签，一小包都放在小书包里，每次打开书包就会冒出一股香味。不过那香气并不长久，过几天就没了香味。“香水纸”上都印有各式人物，我记得有《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还有《西厢记》里的什么人物，背面是人物介绍或一句诗词什么的，我们都挺喜欢，有段时间我们兄妹还专门收集那种“香水纸”。
对于“摇鼓客”的那只“拨浪鼓”，我比对卖猪肉的“猪肉螺”还要喜欢。“摇鼓客”所用的，比挂在货架上卖的塑料做的“拨浪鼓”好多了。鼓身是木材的，鼓面也是真正的牛皮鼓面，我知道那是真正的鼓，我爷爷是“吹班”先生，我见过真正的鼓。只是“拨浪鼓”小一点，有支光滑的手柄，鼓的两侧各有条细绳，绳端穿着颗木头珠子，手指捏住手柄转动，细绳甩起，小珠子撞在鼓面上就发出“波隆咚咚、波隆咚咚……”的响声，很是诱人。我也曾央求“摇鼓客”让我玩玩真正的“拨浪鼓”，但他不肯，我当然不能像对“杀猪师傅”那样以不卖他大猪相要挟，只好作罢。没有玩过真正的“拨浪鼓”，倒成了我童年的一大遗憾。
现在，“摇鼓客”与“拨浪鼓”都已随着岁月而远去，每当忆及童年，却常见那夕阳下挑着货担渐渐远去的身影，耳边也常响起那“波隆咚咚、波隆咚咚……”的悦耳鼓声。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
一连串清脆悦耳的金属撞击声，很像小时候上课时老师手中小摇铃发出的声音。小伙伴们，千万不要以为是上课了，这是“大糖人客”来了。
小伙伴立马忙乱起来，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
不消几分钟，“大糖人客”便被一群手中拿着各种废品的小伙伴团团围住。
“大糖人客”就是挑“大糖”换东西的人，乡村人淳朴，对外乡来的陌生人都称为“人客”，挑大糖的人就被叫做“大糖人客”。
（大糖：我们这里手工做的一种麦芽糖；人客：客人。）
挑大糖的一般都是“江南”人，他们挑的那一担竹篓又有讲究，与卖肉的完全不同。两只竹篓特别肥大，有一米来高，口部略窄，底部稍宽，像削去尖端的一个大圆锥体。竹篾编得不像箩筐那样紧密，四周有一个个直径四五公分的圆孔，给人的感觉是很能装东西但又不会太重。竹篓口上平放着一两只圆形的簸箕，一大片圆圆的乳白色大糖就放在簸箕里面，上面用透明的塑料纸盖住，这样既可以挡住灰尘，又能让小孩看到里面的糖。
“大糖人客”一般只换东西，很少卖钱，那时小山村里的人都很穷，小孩身边都没有什么钱。小孩们一看“大糖人客”进村，就马上四处寻找可以换糖吃的东西，鸭毛、鸡胗皮、乌贼骨、牙膏壳、破旧的衣裤鞋袜、破脸盆、破塑料水桶、破铜破铁之类的都可以换。
“大糖人客”收了小孩的物品，把簸箕一抬就扔到下面的大竹篓里，然后就给小孩敲了一小块大糖。
敲糖的工具很特别，有一只小铁锤，还有一块铁板，都是锃亮锃亮的。铁板制成上窄下宽的形状，上面窄的地方略厚，到下面宽的地方逐渐变薄，边沿最薄，像刀锋，整片有点像我们这一带农民用来劈木材的斧头，只是很薄而已。敲糖时，“大糖人客”将铁板薄的那一端立在大糖上，另一手拿小铁锤敲击厚的那一头，“当当”几下，就可以敲下一块大糖。
大糖刚敲下来时很硬，咬不动，等稍软了，又很难用牙齿咬断，只要一扯，就会像拉丝一样，拉得很长，扯不断，所以我们只好整块放进嘴里。但大糖又极粘牙，整块放嘴里一嚼，一不小心粘在牙龈上，就得用手指才能抠下来。
小孩们拿了糖高高兴兴而去。人渐渐少了，“大糖人客”也闲了下来，他用食指和中指把铁板夹住，拇指与食指尖捏住小铁锤的柄端，手腕一抖动，就发出“叮当、叮当、叮当……”摇铃似的敲击声。“大糖人客”生怕还有小孩没有听到声音,摇个不停。
偶有一两个小孩，实在找不到可以换糖的东西，就硬拉来大人，哭哭啼啼，这时大人便会花钱买一块大糖堵了他们哭闹个不停的小嘴。
“大糖人客”见再也没人来换糖，就盖好大糖，挑起担子往村外而去，洒下一路的“叮当”声，响亮、清脆。
有一次，父母不在家，刚好来了“大糖人客”,我们兄妹四处找不到可以换糖的东西，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换了糖，甜甜地吃。小妹急得差点哭了起来。后来,一不留神，发现小妹居然正在吃糖，我还以为是哪个邻居分给她糖吃。
等母亲回家找不到要穿的那双旧凉鞋，才知道是让小妹偷拿去换糖吃了。母亲心疼她的凉鞋，气得大骂：“这样贪吃，得把嘴巴割掉！”小妹被骂得躲在一旁哭。（那时候大家都穷，好不容易才能买双凉鞋，没有穿破谁也舍不得拿去换一小块糖吃。）
艰难的岁月早已过去，现在再也不用为吃一块大糖而哭哭啼啼了，但随着岁月远去的还有“大糖人客”和他的大糖，也有我们那痛并快乐着的童年，只留下甜甜的糖味和那一串响亮、清脆的“叮当”声，告诉我们曾经有过的欢笑与泪水。
（四）算命仙
估计是因为算命得识字，要有文化，所以，我们这一带称算命的人为“先生”，正如称呼教书的和看病的一样，而不是将之归入杀猪、货郎、敲大糖之流，以“师傅”或“客”称之。个人觉得，现在如果把我们老师称为“教书人客”，把算命的叫作“算命人客”倒也别有情趣。
算命先生有一只很干净的羊角,他用一根筷子状的小木棍敲打他的羊角，就像“大糖人客”那样敲。不过，很显然，算命先生的节奏缓慢而沉稳：
“笃！——笃！——笃！——”
像个小和尚在不紧不慢地敲着他的小小木鱼。
声音低沉，不像“换大糖”的声音那急促而响亮，似乎在显示着这种行当比起换大糖之流要来得文雅而又有内涵。
算命先生，真不愧是个“先生”，背个挎包，衣衫干干净净，人也斯斯文文，不像“卖肉师傅”和“大糖客”那样一身邋遢，他的“乐器”声音低沉，但在这静谧的山村，也与其他声音一样，极具穿透力。
母亲笃信基督教，自然不会叫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我也没见到过先生怎么给人算命，大概是根据时辰八字或者面相、手相来看的吧。听圣柱老师说过，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是“状元命”,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想想也不大可能，他们家也是信基督教的。
有一种“拔牌”算命我倒是有拔过一次。这种算命先生应该不是很正规，也没有“羊角”，只带一只背包，里面装着一摞大红色的厚纸片，每到一处就大声喊：“拔牌！算命——，拔牌！算命——”
有一次，几个表兄弟来我们家作客。小山村，没什么好玩的，大家正觉无聊，刚好来了一个“拔牌”算命的先生，表兄弟几个便围了上去要拔牌子算算命。
算命先生要了一张凳子，从背包里取出那一大摞的大红纸牌，整整齐齐地排在凳子上，一溜过去，有点像多米诺骨牌，但只是平着放，一张叠一张，靠得很紧。
表兄弟一个个轮着算，每人只能抽一张，算命先生针对那张抽到的牌，说了一大推。我现在也记不起说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很有趣。后来看看我们都是小孩，那先生也就懒得多说了，只是敷衍几句。
我本不愿抽，但在表兄弟的怂恿下也抽了一张，牌上画的是一间三层楼房，算命先生说我家会盖新房。后来小妹也来抽了一张，也抽到了那张画有三层楼房的牌，于是表兄弟几个就都说我家肯定会盖新房，不然哪会那么巧。事隔多年，我家还真的在马站盖了房子，不过不是三层楼房，只是两层的，现在已拆了重建了。
还有一种叫“门头卦”的，我小时候在邻居家倒是有见过一次。算“门头卦”的先生并不像算命先生那样干干净净，他穿一身破旧的衣衫，腰上系条草绳，左手胳膊肘上挂着几对“卦杯”，“卦杯”是一条细细的红绳，两端各系一只月牙形的竹头。那两只竹头是成对的，形状一样，都有平面（阳面）和凸面（阴面）。“门头卦”先生口中念念有词，拿起一对“卦杯”往地上一扔，又念念有词，再拿起一对“卦杯”扔向地面，如此有两三次。时不时的，用手上那只细长木棍指点着地上的“卦杯”跟主人家解说什么，最后用细长木棍将地上的“卦杯”挑起来挂回胳膊，就算好了。
算“门头卦”的人口中念的是什么我当时就没有听懂，他不是给人算命格的，只是看房子的风水和当前的吉凶，也会教给人家一些破解的方法。
说这些是封建迷信也好，是奥妙玄学也罢，现在也只能是一种温馨的回忆了，无法否认的是，这些都曾为我们儿时单调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五)唱花鼓
“一条头毛编花鼓。”
小时候常听人家这样念，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一条头发是怎么编出花鼓来的。
我的记忆中，十五亩村共来过两三次唱花鼓的，那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唱花鼓的是女孩，穿着红色衣服，一条黑黑的粗大辫子特别显眼，手上的小鼓比“摇鼓客”的鼓大一些，但没有手柄。鼓的一侧钉着个小铁环，小环上系着一条红色丝绦，很是可爱。陪同的大人敲着小锣，女孩打鼓，唱些什么我记不清了。
后来读了书，知道有“凤阳花鼓”，但真记不起那女孩唱的是不是“左手锣，右手鼓……”。
记忆中她们是坐着唱的，也没有像“凤阳花鼓”那样边唱边跳，也许是我记不清，也许是她们本该边唱边跳，只是到了我们十五亩这样的小地方，就只唱不跳了吧。
表演好了，只要给她们一些吃的就行，但我们那里给的大多是蕃薯丝，她们也不嫌弃。母亲说她们也是要饭的，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法把唱得这么好听的“花鼓”跟乞丐联系起来。现在想想，那唱花鼓的还真有可能就是凤阳那一带遭灾出来讨饭的人。
还有一种同样较有艺术性的要饭形式就是“喊钱树”了。
“喊钱树”大多在农历正月，他们只要年糕。一般有两个人一起出来，各背着个大布包，每人一根齐眉木棍，可以当拐棍，也可以当打狗棒。
我想，等他们年糕要得多了，也许还可以用来充当扁担吧。
一人念唱词，另一个人手中拿把“万年青”树枝，上面用细红线系着枚铜钱(这就是钱树)，在喊：“好！”。
唱词就是他们编的几句顺口溜，一般表示祝福，讨个吉利，还挺押韵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两句。
“钱树到您厅。”
“好！”
“您大家都来听！”
“好！”
……
“手摸粿缸凉又凉，”
“好！”
“代代子孙中状元！”
“好！”
……
有一次，我见他们喊得热闹，也在一旁跟着喊：“好！”结果被母亲训了一顿：“你这小子，你也要去讨米是吗？”
这些人，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凭自己本事混口饭吃吧，小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一声不吭拿着一只口袋站门口直接要东西的人。
在我比很小还要小的时候，那时农村土地还没承包到户，我们家属于澄海公社，十五亩大队，田寮生产队，生长队长是“粗桶勇”。
这我记得很清楚。
我父亲是村里的民办老师，工资很少，因为得教书，参加生产队干活的时间也就少了。所以，工分就少，分到的粮食也就少。每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就不够吃，我们也就常常吃不饱，母亲便不得不四处借粮食。
有一天，我们家正揭不开锅，门口来了个“一声不吭直接要东西”的“乞食者”，无论母亲如何解释，他就是一声不吭站门口。
我们都很生气，母亲说：“我几个孩子没东西吃，都饿得快哭了，哪里还有什么吃的给你？”但那“乞食者”还是站着不走，一副不要到东西不罢休的样子。但母亲有办法，带着我们兄妹，把门一锁，管自己走了，那“乞食者”只好离开，还凶巴巴地边走边骂。
后来我再见到那样“无赖”式的“乞食者”，也就不再管母亲要称人家“人客”的告诫，都直呼其为“客食子”。（“客食子”：我们这里对乞丐的一种不大尊敬的称呼。）
（六）阉猪箫
在所有行当的“乐器”中，最优美的当属“阉猪箫”了。说是箫，其实是一支短短的竖笛，我们这里把箫、笛统称为“箫”，如“吹班”乐器中的横笛，我们也都叫成“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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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的，村边传来了竖笛声。它在山村中传得很远，久久不绝。
这笛声，虽然旋律简单，但在我听来却极其悠扬，清脆悦耳。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疑心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错，我觉得它应该有着更为优美的旋律。
但我的朋友们都说，他们是为了纪念华佗，笛声吹的是：华佗仙师，仙师华佗。
每当这样的笛声响起，村边的大路上就会出现一个撑着把凉伞,背个挎包的清瘦男人，背包上结着一条用来擦汗的毛巾，这人就是“阉猪匠”，闽南话叫“骟猪师傅”。
阉猪匠一般不先进村，只在村口大路边吹他的“阉猪箫”，把那婉转悠扬的笛声吹得响彻整个小山村。如果村里有人家要阉猪崽，就会喊他进村，如果没人喊他，他也就省得进村白走一趟，直接顺着大路前往邻村去吹他的“阉猪箫”。
记忆中，我们家小猪是没叫人阉过的，邻居家倒有叫“阉猪匠”阉过一次小猪崽，我也就有幸见过一回阉猪。
阉猪的工具出乎意料地简单，只一把二十来公分长的“手术刀”，一端打成扁平，有个斜口，边缘极锋利，有点像木匠的凿子，但比凿子薄且更锋利；另一端为条状，末端有个小钩。
阉猪时，把小猪放倒在地上，阉猪匠一脚踩住小猪颈部，另一脚踩住小猪崽底下的一条后腿，主人帮忙抓住小猪的另一条后腿，小猪自然是“呜咿！呜咿——”悲楚地叫个不停。
阉猪匠，用那锋利的“手术刀”在小猪腹部靠近后腿根处，切开个一两公分长的小口，伸根手指进去，也不知道掏出点什么东西，切了扔掉，然后在小猪崽的创口上涂点碘酒就好了，也不用缝合，也不用包扎。
“手术”结束，小猪也就不再“呜咿！呜咿——”地叫，赶紧躲一边去了。
我当时只觉得小猪很可怜，不知道大人为什么要阉了它。
阉猪匠，收拾好“手术刀”，洗了手，依然浑身清清爽爽，一点也不脏。
当时，在所有以“师傅”称呼的职业中，我对“阉猪匠”最为佩服，觉得他们跟“先生”差不多，不用很辛苦，不用弄得全身脏兮兮的，全凭本事吃饭。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吹出让人心驰神往的悠扬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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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猪匠，用一只手吹着他的那支小竖笛,悠闲地往邻村去了，可那笛声却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久久不去。
“卖肉螺”“拨浪鼓”“大糖客”“算命先生”“花鼓”“阉猪箫”“镶缸补鼎”……
一切一切，都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无从寻觅了。
但他们曾给山村生活带来的方便，给人们精神带来的愉悦，都在那一代人的血液中沉淀成一种叫作“童年”或“故乡”的情结，让人时时记起。
正如席慕蓉的诗句：“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每当我忆起童年，忆起故乡，耳边也自然响起“|11 35 - -| 35 11 - -|……”这样简单而清远的曲子，心情也就跟着变得平静而安祥。
忆及往事，耳边犹闻那悠远的竖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