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新星学校快五年了,吃了五年新星的饭菜,愣是没有吃腻,不管什么菜,我都可以吃得很香,这在学生眼里,不得不说是个奇迹。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在学生眼里。
当班主任的时候,跟不去食堂吃饭的学生做长期的艰苦斗争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
学生的理由很简单:一、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二、吃腻了。
其实新星的食堂还真是不错的。
每餐都有七八样的菜供学生挑选,而且每天都换不同的菜,就连汤,每天也都是不一样的。菜品除了必有的鱼肉蔬菜外,还迎合了学生的口味,常常备了些炸鸡腿、炸排骨等。
但往往就有一些学生,不想去食堂吃饭,宁可吃点零食或者偷偷向校外叫碗面条。
对不去食堂吃饭的学生,我是决不姑息的。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初中的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有足够的营养。
对没有特殊理由不去食堂吃饭的学生,我给他们三个选择:
一、经家长同意,办理走读手续,每天都回家吃饭;
二、让家长每餐送饭到学校吃;
三、乖乖在食堂吃饭。
当然,所有的学生都会选择第三条:“乖乖在食堂吃饭。”
免不了也有人跟我耍心眼,比如:有的去食堂绕一圈就溜出去;有的打了菜,胡乱吃两口就倒掉走了……
有段时间,学生吃饭,我就每餐都在边上看着,直到他们吃好饭,擦净餐桌,才准走人。
理解的学生叫我“标爸”,不懂事的孩子就叫我“城管标哥”,说我什么都要管。
不管他们理解不理解,反正我得管,不然我还当什么班主任?
连续跟了一段时间,等学生渐渐养成习惯的时候,我就改为不定时抽查,因为吃饭,实际上也是学生最为放松的一段时间,我成天盯着,学生也就不自在了。
常去监督学生吃饭,常常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颜孙汉,是个滑头,他最喜欢吃学校的炸鸡腿,当学校有炸鸡腿的时候,他常常先去打一盘菜,把鸡腿吃了,就偷偷把餐盘往边上一扔,又去排队打菜。
当然还是会打鸡腿,然后吃了鸡腿就又去排队,如此往复,反正食堂打菜的师傅也认不清这么多的学生。
还有一次,赵佰儒吃好了饭,觉得意犹未尽,就又去打一些豇豆,本已吃好等在一旁的蔡年洋说了声“我也要吃”,就与佰儒相对而坐,两人头顶着头,边吃豆角边窃窃私语,颇有点“耳鬓斯磨”的感觉,也不知他们在聊些什么,我只觉得那一幕很温馨。
……
今年,我没当班主任了,自然不用在吃饭上跟学生斗智斗勇,也不用再在学生面前装出很严肃的样子,就突然觉得自己的童心又满血复活了。
吃饭时,我有时会特意在吃饭的高峰期去打菜,挤在长长的队伍当中,体会一下学生排队吃饭的感觉;有时,又故意去得很迟,等打菜的师傅走了,自己才去尽情挑自己喜欢吃的菜,想打多少就打多少,感觉很痛快。当然,这样有一定风险,有时候去太迟,饭菜都没了,只好去“阿贵面馆”吃碗面条。
(二)
回想自己这一生,大多都是在学校食堂吃的饭。
小学三年级,我就告别十五亩那所我父亲的小学校,去澄海中心小学读书。中心小学只有一个小厨房,为远路的学生把饭蒸熟,仅此而已。
那时候,像我这样被称为“山头孩子”的学生,得自备一个饭盒,都是铝制的。一早起来,背上书包,提着里面放有米或蕃薯丝的饭盒急忙上路。
到了学校,先去厨房,将饭盒里的米或蕃薯丝洗净,再加上水,就放在木制的方形大蒸笼里,然后才去教室读书。
上午放学,食堂的饭也蒸好了,一群小孩蜂拥而上,推着挤着找自己的饭盒,拿到饭盒就各回自己的教室,在自己的座位上吃饭。
那时候大家都穷,“山头孩子”大多没有什么菜,一般都到学校附近的小店里买几分钱的红糖或白糖下饭,有时也会去买一根油条。偶有一两个同学可以从家里带个咸鸭蛋到学校下饭,那就很让人羡慕了。
我家那时特别穷,我爸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工资不多,但又不能正常参加生产队劳动,所以,分到的粮食就比别人少,那些人在分粮食的时候经常欺负我们,常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分给我们家。
当时,蕃薯常常会长一种臭虫,长过这种臭虫的蕃薯丝吃起来有种苦味,他们就多把这样的蕃薯丝分给我们家。
我也就得常常带着这样的蕃薯丝去学校当午餐,看别人吃的多是白米饭,我只能吃这样的“臭”蕃薯丝,年幼的我倒没觉得什么,我妈却很愧疚,直到我工作后,她还常常念叨,说小时候得让我吃那样的“臭”蕃薯丝,让我在同学面前都没有面子了。
到了开始掘蕃薯的时候,我们这些“山头孩子”也常把洗净的蕃薯放在尼龙网眼袋里,就是那种用织鱼网的尼龙线编的小网袋,带到学校,放在蒸笼上蒸。
蒸饭的阿姨很好,会把这些蕃薯放到蒸笼的最上面一格,以免蕃薯被压坏。
这样蒸熟的蕃薯特别甜,那些“洋下孩子”可就眼馋了。
那些日子,他们对我们这些“山头孩子”出奇地好,往往满口“甜言密语”,完全没有平时那种看不起我们山头人的样子,其目的就是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些蕃薯尝尝。
不过,带蕃薯的人太多了也不行,因为很占地方,太多了,学校的蒸笼就不够用。这时校长(当时的校长是黄天波老师)就会在晨会上宣布,不准学生带蕃薯,否则不给蒸。
我最高兴的事,就是家里杀大猪。
杀猪都是在夜里。
第二天早上,母亲就会很大方地割一大块带着点肥肉的瘦肉,在盐水里稍浸一下,将我饭盒里的米洗好,就把肉放在饭盒里让我带着上路。这样,我到学校只需往饭盒里加点水就可以放着蒸了。
那天上午,我几乎整个上午都在走神,心里一直都期待着放学、期待着那带有肉香的中午饭。
老师的那一声“下课”还没有完全说完,我就已冲出了教室。等我捧着温热的饭盒返回教室时,走得迟的女生甚至还没有离开教室。
急不可耐地打开饭盒,米饭的清香混着猪肉的浓香扑鼻而来,那香味似乎还带着点油腻,和着热气,袅袅地从刚打开的饭盒里升腾上来,“咝咝”地钻入我的鼻孔、漫过了我的头顶,然后就弥漫了整个教室。
这时,我很清晰地听到了咽口水的声音,当然,咽口水的远远不止我一个。
那阵肉香,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似乎还会有一股带着香味的腾腾热气在我眼前、在我鼻尖萦绕。
(三)
初中,永远都是很狂野的一个时期,现在的学生也一样。
我的初中,大多数时间在霞关中学度过,那时我们开始住校了,一个班级大概有二十来个外地学生,都住在一个大教室里。
在霞中,同样得用饭盒蒸饭,但,学校有卖学生的菜。
我一般都是花五分钱买一牙杯青菜豆腐汤(那时差不多所有住校生都只用一个茶杯,早上用来涮牙,白天用来倒开水、打菜)。满满一牙杯的汤,几张细细的菜叶浮在上面,豆腐一般都沉在杯底,要等喝完汤才能看到。
在霞中,最大的麻烦就是缺水。那时的霞关中学还在大垵村,最初的校舍就是部队的营房。那地方严重缺水,所谓的自来水是从部队在山上建的一个小蓄水池里引出来的。
每到枯水期,自来水就不来水了,我们只好拿着系有长长细绳的小水桶直接到蓄水池里打水,然后就在水池边洗饭盒、淘米。
一群孩子挤在那里洗,免不了会有米粒掉进水池里,到后来,打出来的水中就常常会看到长了毛的糜烂了的米粒。
在霞中,最难忍受的就是早饭。
我们住校生都是吃了晚饭就得把米洗好放蒸笼里。校工在我们晚修的时候就把饭蒸好,等我们第二天吃早饭时,饭都有一股类似馊臭的气味,难以入口。
等青菜豆腐汤涨到一毛钱一牙杯的时候,我们也读初三了。
在青菜豆腐汤的滋养下,我的身体也“蓬勃发展”,一向个头矮小的我,突然间就长高长壮了,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成天在山上疯跑。
霞中的周末是不蒸饭的,若有周末不回家的外地学生,都得自行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学生就自己在寝室里烧饭,反正周末也没有老师管。
寝室是一个大教室,床都围在靠墙的一圈,中间有一大块空地。那一大块空地,平时就是我们玩耍的绝好地方,在周末,当然也是烧饭的绝好地方,边上没有任何东西,不会引起火灾。
他们一般都是找两块砖头,将备妥的饭盒架在砖头上,在饭盒下面放两根点好的蜡烛,不用等蜡烛燃尽,饭也就熟了。听说那样烧成的饭比学校蒸的要好吃得多,我也就很殷切地期盼能吃到那样烧成的饭。
一个周末,不知受谁之邀,我也留在学校没有回家。
垒好“灶”,一个个轮流着烧饭。
我嫌点蜡烛烧得慢,刚好边上空床上有不少破损的木片(那是受气学生发泄时留下的“产物”),就把木片拿过来烧,都是杉木,很好烧,火很旺。不一会就听到饭盒里传出“哔哔哔”的声音,渐渐就可以闻到米饭的香味了。
那一餐,米饭又松又软,而且还有着一股淡淡的杉木清香,那是我初中阶段在学校吃过的最美好的一餐。
后来,学校木床床头栅栏上的小木条就日渐减少,不用说也知道是怎么变少的。其实我也有拆过,杉木很不结实,念初三的我们都不用脚,只用手就可以把木条劈断。
听说我下一届的学弟们,居然到外面挖地瓜、马玲薯等一切可以挖的东西烧了吃,真是“江山代有‘豺’人出”,他们都“祸害”起周围的群众了。
(四)
读高中,吃饭,绝对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事。
要说在初中,我的身体突然“觉醒”了,就如初夏的草木一样,长得很快,那么,在高中,就是我思想的突然“觉醒”。
一直都混混噩噩的我,就如参禅者的顿悟一样,突然间就明白了读书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特别是到了高二,几乎时时都在紧张地学习,只有吃饭,才是我们一天中最为放松的时候。
我有两个最要好的同学,也是长期合作的饭友,一个是林军民,一个是陈诗省,高中三年,我们都在一起吃饭。
我们三人都很会瞎侃,平时都忙于学习,但在吃饭的时候几乎要把一天中没说的闲话全都给说回来,有关学习的,无关学习的都说,常常说到有人笑得喷饭。
记得有一次,早上最后一节是生物课,吃中饭时我们很自然地就聊起了有关生物的事,聊得忘乎所以,室友嫌我们太吵,很有礼貌地说:
“古人云:食不言,寝不语。”
军民接过话题,说:“为什么‘食不言’呢?”
那时的我喜欢卖弄,就很认真地从生物学角度去解释,什么会厌软骨,呼吸或说话时,会厌向上,使喉腔开放;咽东西时,会厌向下,盖住气管,使东西不至进入气管内,如果吃东西时说话……
还没等我解释完,诗省抢过去说:“不对不对,吃饭有饭神,吃饭时太吵了,饭神就会不高兴,把说话的人的脖子一掐,说话的人就噎住了……”
他话音未落,军民已“噗”地一声,将含在嘴里的一口饭喷了出来,撒得饭盒、菜盘、床上,到处都是。
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但也不嫌脏,还是接着吃。
不记得是哪个学年,我们住在宿舍的一楼。
我们吃饭的时候,常常会有附近的村民拿着灯盏糕来叫卖。灯盏糕,我们马站人都叫“油时”(这是音译),这个音,在我们这里根做生意亏本“又折本”的音是一样的。
一个老头又拿着“油时”,远远地就开始叫唤:“油时!油时!”
一个个寝室叫将过来。叫到我们寝室的时候,我们早就听得烦躁了。
军民不耐烦地应了一声:“成天‘又折’‘又折’,‘又折’谁让你卖?你不要卖就不会折本了。都赚了那么多钱,还天天叫‘又折’。”我们差一点又喷饭。
还是那段时间,吃饭时,门口总有人,或是老人或是小孩,拿着个旧脸盆在等,我们如果有吃不完的饭,他们就装回去。
(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要拿回去喂鸡鸭,后来才知道他们用来做成年糕,又拿到校门口卖给我们学生,搞得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吃年糕。)
有一个小女孩,八九岁光景,常喜欢到我们寝室门口等,一直就那样静静地站着,看着我们吃饭,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她。
有一次,可能是学校组织看电影吧,记得那次是发电影票。
我们几个吃饭时又在开玩笑,好像是诗省先说的:“唉!不看不看,没有女孩子看电影也没意思。”
我们马上附和:“都念高中了,连个女孩子陪看电影都没有,真可怜。”
没想到,门口那个一直没见她说过话的小女孩突然很期待地说了一声:
“我可以陪你们去。”
随后又怯生生地补了一句:“给我一毛钱就陪你们去看——七分也行。”
我们三人同时笑喷。
我们三人有个约定,每周刚返校的时候,就把米和买菜的钱都上交,由专人保管,然后不管是吃饭打菜还是逛街吃零食,都由管钱的人统一支付,管钱的人被称为“部长”。“部长”我们三人轮流当,每人一周。
这样有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吃的菜比别人丰富。那时候大家还都还较穷,我们学生每人一餐一般只会打一样菜,但我们三个合起来就可以吃到三样菜。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像卤肉那样比较贵的菜,别人一般买不起,但我们合了三个人的财力,就经常可以买来打牙祭了。
说起打牙祭,倒记起有一回,军民的爸爸来学校看他,带来了一大盘用黄酒炖好的野生小黄鱼。我是“山头人”,像那样新鲜美味的小黄鱼,我还是第一次吃到,现在虽然能经常吃到那种鱼,但再也吃不到当时的那种味道了。
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我们,他们也有凑在一块吃饭的,但都不长久,也许是“知音难觅”吧,真能找到几个臭味相投的凑在一块也不容易。
我们三个,还真是臭味相投,高中三年,我们吃、住、玩都在一起,甚至连干“坏”事,也在一起。
那还是念高一的时候,我们高一年段得军训,差不多有半个月吧,我们成天都得在操场上玩“一二一”。
一个周末,教官和学校领导毫无征兆地要求我们留下来军训,不准回家。
我们住校生都是一周回家一次,带上够一周吃的米和花的钱,突然不让回家,我们就断炊了。
我们向教官提出抗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教官说:“野战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万一军粮供应不上,就不打战了?自己想办法。”
没办法,我乘休息时间,跑到在马站的大伯家,拿了五元钱和一小袋大米,我也不敢说还有两个同学,就急忙赶回学校,还怕被教官发现。
那段时间,马高的学生喜欢到水库下面的河床上洗澡、洗衣,那里的河床上,让挖沙石的村民挖出一个个大水坑,坑里水流清澈,在那里洗澡特别凉快。
那天,因为军训,我们去得比较迟,等我们洗完澡,又洗好衣服,已经没有别人了。
河床上一处较高的地方,村民种着一畦畦蕃薯,长势很好。
三人盯着蕃薯看了一会,目放光芒,异口同声:“粮食!”然后相视大笑。
军民蹲在一个水坑边,假装洗衣服。
诗省蹲在密密的蕃薯藤蔓中,一阵狂挖。
我站着,四处张望,算是在“看水”。
诗省挖了个大大的蕃薯,“卟嗵”一声扔到军民蹲的那个水坑里。军民想去捞,但够不着,眼睁睁看着那只大蕃薯越漂越远。
大家正在着急,没想到,那只蕃薯随水流在水坑里绕了一圈,竟漂回了军民脚下,我们大喜。
于是,诗省每挖到一只蕃薯就随便往水坑里一扔,水流自然会把蕃薯带到军民身边。我们笑得腿软,都说:“此乃天助我也!”
我们都以“筹集军粮”来为自己的“罪责”开脱,但我们并没有像红军那样,在地里埋银元,我们也没有银元。
挖了五六只,我们把蕃薯放到洗衣的脸盆里,上面盖上衣服,一路嬉笑着回到马高,把蕃薯偷偷藏到床底下。
第二天,我们的大饭盒里,下面是米饭,上面就是一层香甜的蕃薯片,其他同学都很奇怪,我们笑说是到亲戚家拿的,然后就是一阵笑。
他们只觉得我们笑得很诡异,但不知道是在笑什么。
记得在我的毕业纪念册里,诗省画了一副刀叉,还写了什么“难忘刀叉情”,可见他对这三年的“同窗共吃”也印像很深。
(五)
读大学时,正流行一句话:“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可以跟你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
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农村人读大学之不易,但似乎也有着些许“功成名就”后的轻松与浪漫。
可是,温师院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想像中的浪漫,吃饭还得如高中生一样,自备餐具去排队打饭菜。
同寝室的几个人,都有共同的感觉:熬过了高考那段时间,突然间觉得很闲。
于是,便常常在开饭之前,一起拿着餐具去食堂等饭吃,还如初中生一样,敲打着碗盘说说笑笑。
吃好了饭,就无聊地站在宿舍的窗前,看着楼下“师院桥”上成群结队手拿餐具的人匆匆忙忙地穿行于食堂和宿舍之间。
偶尔会看到几个穿着怪异服装的美术系学生,便觉眼前一亮,很是新鲜。那时候最喜欢念的一句诗是:我站在“楼”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
差不多这样迷惘了一两个月,才找到了自己可干的事,适应了大学的生活。
温师院的饭菜,大多是我喜欢的,像我这样吃过“臭”蕃薯丝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吃呢?
但偏偏还真有一样食物是我极不喜欢的,那就是米面,不是扁的,是圆的那种。
那时,苍南还没有那种米面。我一看到这种米面,马上就联想到小时候拉出过的蛔虫,本能地就有种恶心感,自然也就不会去点这样的面条。
那时黄尚潘也在温师院,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吃夜宵,他喜欢吃这种面,我也就硬着头皮陪他吃了一碗,硬硬的,很不入味,以后我就再也不吃那种面了。
有一次,我打了一份鸡肠。(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大人不让吃的东西,我后来都特别喜欢吃,如鸡爪,大人说小孩吃鸡爪,写字手会抖,是绝对不让吃的,我现在就特别喜欢啃鸡爪。)
鸡肠,在小时候,大人也是不让我吃的。那份鸡肠,我正吃得津津有味。突然发现,有那么一截鸡肠,它居然完好无损,知道完好无损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里面的东西还在。知道里面的东西还在是什么意思吗?我不说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一次,是我唯一一次在学校吃饭时,把没有吃完的饭菜倒掉。
在师院,我们还开始喝酒了,整个寝室的人都喝。一般都是在周六的晚上,到宿舍下面的小餐馆,炒三两个小菜,每人喝一瓶啤酒。
喝的都是温州的大瓶双鹿啤酒,褐色酒瓶的那种,一瓶下去就蒙了,很少有人能喝第二瓶。
说喝酒,其实也不是喜欢酒,喝的只是“寂寞”。特别是周末,大家都觉得无所事事。师院里职高班的学生应该最喜欢周末,他们大多是成对的。而我们正宗的师范生倒“循规蹈矩”。班里女生很多,但男女生虽同在一个教室学习,却又如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老死不相往来。
(后来才知道她们也在怨叹自己门可罗雀,都怪我们男生不主动。当然,等我们明白的时候,就都得“say good bye!”了。)
喝得最多的一次,好像是戚速生日,应该是在冬天吧,反正还挺冷的。我们拿了三只热水瓶,去楼下小店,装了满满的三瓶黄酒温鸡蛋回寝室,那三热水瓶的酒全部被干掉。后来……我也就不知道后来了,反正第二天,大家都忙着洗寝室。
再后来,我就毕业了,本以为可以结束吃食堂的日子,可是我一毕业就又回到了霞关中学继续吃食堂。
(在霞中有关吃饭的事,我在《霞中散记》中有描述。)
现在,我还在新星学校吃食堂。
回想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吃着学校食堂的饭长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成是学校养活了我。
往事如烟俱忘却,饭香依旧满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