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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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没过多久，向阳高级农业合作社八个村社中又有五六个村社的社员提出了分社要求，分社呼声最高的还是大山村。大部分村民认为，大山村地处乡政府驻地，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在八个村社中是最好的，村社合并后，力没少出，活比以前干得还多，收入却比原来减少了，这让社员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更为重要的是，上级下发的有关文件中也明确要求合作社的规模，应根据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适合当前管理水平，便于联系社员的原则来确定，合作社的规模，山区以一百户左右、丘陵区以二百户左右、平原区以三百户左右为适宜，超过三百户以上的大村可以一村一社。既然大山村家庭户数已经超过了可以一村一社的标准，就没有必要非得跟其他村社合并为一个更大的农业合作社。
对于部分社员提出的拆分向阳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请求，闫炳五当然不赞同。在一次全乡村社干部大会上，闫炳五当着一百多名参会人员的面，对部分村干部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坐在台下的刘社会等人当然明白闫炳五不点名批评的人是谁。
闫炳五说：“建立农业合作社、特别是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是中国实现超英赶美目标的战略举措，只有把社员组织起来，把先进的农机具集中起来，才有可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出生产力来。可我们中间有些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山头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对上级的指示、乡里的要求不学习、不传达、不落实，在入社问题上不积极、不主动；个别干部甚至还存在着入社不积极、拆社当先锋的思想。在建立农业合作社问题上，乡里的态度跟过去一样，如果绝大多数社员同意，家庭户数多的村可以从大社中拆分出来，小的村、距离比较近的村还是合并为一个大社好。”
会议结束后，刘社会忐忑不安地走进了闫炳五的办公室，在进行一番自我批评和检讨后，最终还是表达了大山村从向阳农业合作社中拆分出来的愿望。尽管上级有明确的文件要求，但闫炳五还是认为在建立农业合作社问题上，刘社会是跟自己站在对立面上的，甚至还可能存在着跟自己对着干的想法，在公社党委不主张分社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大山村从向阳高级农业合作社拆分出去，本身就说明刘社会不支持乡里的工作，不支持他闫炳五的工作，万一梁向阳在杨耀祖面前说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杨耀祖一定会认为十里铺乡党委战斗力不强，凝聚力不够。
刘社会一走，闫炳五就把齐胜利叫了进来，在对他担任大山村党支部副书记以来的工作给予表扬和肯定的同时，要求齐胜利一定要严密注意大山村的发展形势，密切关注大山村某些人的思想动态，在大山村的支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闫炳五说：“梁向阳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你，说你头脑机灵、政治觉悟高、党性原则强，是一个可担当重任之人，建议我多给你学习锻炼的机会。”
听了闫炳五的话，齐胜利十分激动，特别是听到闫炳五说以后想办法多给他学习锻炼机会时，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了。在齐胜利看来，作为领导四万多社员的乡党委书记，闫炳五要干得事情很多，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抽空接见自己、鼓励自己，摆明了是在有意提携自己、栽培自己。他那句“一定要严密注意大山村的发展形势、密切关注大山村某些人的思想动态”的话，明摆着是在暗示自己注意观察刘社会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现象，及时向他进行汇报。而“在今后大山村的支部工作中发挥出更大作用”的话，实际上是在提醒自己，将来大山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很可能要压到自己的肩膀上。
闫炳五召见齐胜利的事情徐西昌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是亲眼看到齐胜利被乡文书叫进闫炳五办公室的，又亲耳听到闫炳五把齐胜利送出办公室门口时亲切地拍着齐胜利的肩膀说的那句“回去后好好干，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的话的，因为齐胜利进出闫炳五办公室的时候，徐西昌就在闫炳五办公室前排斜对面的乡政府会计股、他的一个女同学的办公室里，他对闫炳五说的那句话听得十分清楚。
徐西昌把闫炳五召见齐胜利的事报告给了刘社会，这更坚定了刘社会对齐胜利有取而代之野心的猜测，他决定借机狠狠地敲打敲打齐胜利，让齐胜利知道跟美国鬼子真枪真刀地干过并能活着回来的刘社会，绝非是等闲之辈。
一大早，刘社会就召集村委会班子、十个生产队长召开会议，商量增加村里母猪繁殖和提高饲养员工分问题。
饲养院是各村社、生产队牲畜集中饲养、繁殖、管理、调配的地方。一般情况下，家庭户数不多、人口数量较少的村社，基本上是一个村社建一个饲养院，但像大山村这样的大村，建一两个饲养院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生产管理，大山村按社员居住区域、家庭户的数量划分了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大约五十多户人家；村社的土地也是按人口数量、自然环境、肥沃程度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各生产队配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各一人，负责组织生产、工分计算、收入分配以及日常管理等工作。在十里铺乡，饲养院数量达到十个的只有大山村，每个生产队一个。各生产队饲养院里饲养的猪马驴骡数量虽各不相同，但品种基本一致，以牛驴居多，以满足耕田犁地、拉车推磨等农业生产及社员生活需要为主。除了饲养大牲畜以外，各生产队还饲养着数量不等的猪，母猪繁殖出来的猪崽经过一至两年的饲养催肥后，一部分在春节、中秋节等大的节日宰杀，按人口分配给社员，大部分要卖给县、乡食品站，供应城里的职工。
为便于管理，各生产队的饲养院跟生产队的打麦场、饲料场、储粮库建在一起。正常情况下，饲养员的居住间兼操作间位于饲养院的中间位置，紧挨饲养员居住间的是牛马驴骡棚，饲养员居住间的前排或者后排是猪舍。从事饲养员工作的大都是忠诚老实、责任心较强、队长或村干部信得过的人。虽然饲养员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晚上还要睡在饲养院里，但由于其劳动强度相对较轻，所以从事饲养工作的社员大都赚不到“整劳力”的工分，年纪较轻的、有老婆孩子的、能干得了推车犁地等重体力活的，大都不愿意从事饲养员工作。
进入七月份以后，受炎热酷暑、瘟疫肆虐的影响，各生产队的牲畜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死亡的牲畜中，尤以母猪死亡率最高。短短几天之内，十个生产队就有三十多头母猪死亡，村里的兽医、乡兽医站的技术人员进行了两次会诊，都没有找出母猪死亡的原因。猪不明不白地死亡，各生产队的饲养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部分饲养员因此提出了辞职要求。
“最近各生产队相继出现了牲畜大量死亡问题，截止到昨天晚上，十个生产队共死亡猪一百一十多头，其中母猪三十一头，牛、驴各一头。再过二十多天就是八月十五了，如果村里的牲畜继续死亡，别说是支援国家建设了，中秋节有没有猪宰杀都是问题。”副业办主任赵登高一边叹着气，一边不停地摇着头。
“中秋节没猪宰杀、社员们吃不上肉事小，如果完不成国家的生猪采购任务，拖了全乡的后腿，那事情可就大了。”齐胜利说。
“八月十五小过年。如果中秋节没有猪宰杀，老少爷们吃不上猪肉，不把咱们村干部骂死也得把饲养员的脊梁骨戳烂。这事咱们得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让社员过节吃不上肉。”徐西昌说。
“八月十五吃不上肉就吃不上肉了，只要牛马驴骡别再死亡就行了，它们可是社里的命根子，是全村最重要的劳动力。”韩红旗说。
“韩书记说得对，一定想办法保证大牲畜别再出现死亡，如果大牲畜死亡多了，秋收可就麻烦了。”团支部书记魏抗战附和道。
刘社会吧嗒吧嗒连吸了几口烟，一边往地上磕着烟袋灰，一边说道：“八月十五是个大节日，再困难也得想办法让社员们吃上猪肉，如果保证不了一口人一斤，无论如何也得保证一口人半斤。”刘社会说年初公社下达给大山村的生猪任务能完成尽量完成，实在完不成的话，他去乡里找领导请示汇报，让乡里给减免一些任务指标，这个请求相信乡领导是不会不答应的，亲民为民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关心群众疾苦、关注群众需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最直接体现。
听了刘社会的话，第一生产队队长刘向东带头鼓起掌来。
刘社会摆了摆手，继续讲道：“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是大山村农业合作化道路越走越宽广的重要体现，这不仅关系到社员过节时能不能吃上猪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大山村能否真正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近期发生的瘟疫，损失了全村将近一半的母猪，直接影响到明年的生猪存栏量和肥猪出栏量。散会后，西昌尽快把村里的家底扒拉明白，想办法挤出点钱来从其他合作社购买部分生育母猪，最好是已经怀孕的母猪。同时让兽医老秦从现有的猪崽子中挑选部分母猪良种进行重点培育，重点催肥。”对于大牲畜保护问题，刘社会要求各生产队长一定要跟饲养员讲清楚，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大牲畜别再出现意外。
对于是否提高饲养员的工分标准问题，村干部们的分歧很大。有的说饲养员工作虽然脏点累点、干活时间长点，但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劳动强度也比其他劳动力轻松，如果让他们一天也种十分工分，其他社员会有意见。有的说虽然饲养员不是野外作业，劳动强度看起来也相对小一些，但工作时间长，遇上刮风下雨，其他社员都可以在家歇着，饲养员却不能歇着，甚至比平时还忙，因为雨雪天气，所有的大牲畜都在饲养院里待着，不伺候好它们，别说牛马驴骡要造反了，社员们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有人开玩笑说，其他社员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搂着老婆睡大觉，饲养员却不能，多亏大部分饲养员都是光棍汉，否则，媳妇不跟他们一天打八遍架才怪了。虽然大家意见不一，但举手表决结果还是倾向于把饲养员每天的工分提高到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