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南街

一九六六年的长南街，是太行山前丘陵地带一片简易的平房住宅。建它的时候说是先生产、后生活，等到煤矿发展了，再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工人新居。虽然到现在长南街还是那么个样子，曾经的理想也被市场经济挤压得没了立脚之地。但那片破败的有券顶、有瓦房、还有几排苏式住宅的长南街，就像绝大多数资源枯竭的煤矿一样，留守着风烛残年的煤矿老人，伴着锈蚀的天车，化石般地屹立在那片山岗上，任凭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我自巍然不动。

从那时往前推上五、六年，对生命的渴望使我降临在这片充满煤烟的平房区里。没有满月、百日的欢天喜地，对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来说，新生命的降临既是希望，也是一件平常日子里极平常的事件。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的国策，老人家脑子里还是人多好干活的传统思想，人是第一生产力。邻居家里老七老八的兄弟姊妹有的是，那家多了个儿子，隔壁邻居听到动静的还知道，离得稍远些，等到小子爬到门口，才知道那家又添丁入口。

懵懂中记不得牙牙学语的情趣。好像也是外国人研究的，汉族人种只能到了五、六岁才能对个体的经历有了记忆，而欧罗巴人是四、五岁。不知道有没有种族的歧视，但我也确实是在六五年或者六六年吧，才把个人的历史印记在记忆的画卷上，之前以及更往前的家族史，只能靠父母的口述来补充。虽然有些时候难免把传说当成经历，那也是听得多了，自觉不自觉间把历史幻觉成现实，其实不见得是那么回事。

我记忆到了自己，是在一个沥沥不停的夏雨的午后。在其过后的几十年里，就再也没有过那样沥沥的夏日。在这个中纬度的北方，每年到这个时候，不是急风暴雨，就是酷暑的烈日，但在那年，邻近的地区在春天的某个日子里，大地翻腾了几下，就把相距不足百公里的人们撵出了简陋的住宅。刚刚从震晕了的慌乱中清醒过来的矿工和家属们，就由单位组织在门前的街道上，建起了高脚的简易棚。这样一来，就使本不宽敞的街巷成了迷宫般的卧榻，煤矿上退下来或者还显得崭新的风筒成了遮蔽的吊挂，悬挂在千奇百态的窝棚间。这种拥挤，给朦胧的眼睛带了新奇，也使童年的生活，在一种有序的不安中，无可奈何地展开。

在那个夏雨的午后，我站在长南街第一排房头的槐树下。撕裂的油纸雨伞从开口处滴下一串雨珠，湿了黑色对襟的单衣。我把那处裂隙移到了脑后，雨柱就灌进了脖子里，丝丝的凉意使本来就不温暖的脊背更加难受，只好又把它移到面前。透过雨幕，看着马路对过那座灰色的厕所。

雨已经下了几天，马路已经被从上面流下的雨水冲出了几道浅沟，飘着发着红、黄颜色的几页彩纸，那是从职工食堂前的宣传墙上刮下来的。在这场雨还没下之前，几个小伙伴曾想从墙上揭下几片彩纸，但被旁边的工人喝止住。现在他们被雨水浸泡的没了先前的亮丽，但在一个孩童的眼里，还有感官的色彩刺激。我试着从水里捞起漂流而下的彩纸，不成，在浅浅的流水中，雨水已经通过不合脚的雨靴的缝隙，浸透了冰冷的脚心。

听到妈妈在家门口的喊声。居家就在这排房子从西向东数第三个房洞里，二三十米的距离，渗过了雨声的呼喊，声音有些飘忽。到现在已经有些时候了，还不想回到那个拥挤的小屋。出门的理由已经模糊，好像是要到马路对面的厕所小解，如果在平日，在这个沥沥的雨间，隔着门框就会很方便地让还有些暖意的体液融入门前的小溪。但今天不能，厨房里烙饼飘出来的鲜香，诱惑着刚刚填满红薯面窝头的小腹，咕噜噜压迫着膀胱，忍不住要倾泻出来，促使我逃离了那个飘着诱惑的地方。

上午的时候，妈妈和街坊的几个女人从食堂领来了半袋子白面，吃过午饭就在厨房开始烙饼。和平时不同，和面添水找出来杆秤称一称，说是政治任务，不能有半点马虎。听大人们说，北面地震了，灾民们没吃没喝的，政府在组织救灾。这次单位发的面粉，由职工家属们烙饼，烙好集中起来，再往灾区送。

退下半截裤子，刚才还饱胀的感觉顿时没有了，有些懊悔。马路上不见人影，风把雨吹的飘忽起来，天空也像这多愁的夏日，阴霾不展地没有一点声色。玩伴们也被大人们圈到了屋子里，怏怏地路过冒着煤烟的厨房，三岁的幺弟坐在板凳上，望着摊饼鏊子上的白面饼，眼睛充满了泪水。那被烟熏的眼睛含着期盼，已经被大人们忽略，也没有人会把公家的面饼撕下来一块给他。在那个公私分明的年代，细小的忽略都会引申到政治的高度，而在大家相互关照的眼皮底下，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自己的声誉。

我想从灶台旁拉走幺弟，但他扭捏地坚持着；我就看看嘛。

雨天是一个烦人的日子，没了阳光，没了伙伴，躺在占据屋子三分之一的大通铺上，烙饼的鲜香渐渐忘去，迷迷糊糊地沉入了梦里。

在梦里，记忆是一种控制，它控制了人们的思维脉动。在记忆中，梦是一种卡通般的漫画场景。

入冬已经有些时间，防震的窝棚才被拆去，街巷又恢复了以前的摸样，而在西边房头的马路上，辩论和游行的人群慢慢稠密起来。

姐姐和她的同学们已经不上课了，在忙着文化革命。先是在学校内，后来就把大字报贴到了职工食堂前的墙壁上。从长南街的街口向左拐，沿马路走过四排职工宿舍和一长溜的红瓦房，就是职工食堂，它的门前是一个宽阔的广场。食堂的门面比对面工人会场还要气派，里面的气氛也比会场热闹。每当开饭的时候，熙熙攘攘的人们排着队在里面打饭，可以从里面飘出来的热气中，嗅出炒肉的香味，远比家里的厨房浓烈。

墙上和门前的橱窗贴满了黄的绿的大字报，有血泪的控诉，也有粗制的漫画。我们还没有上学，每天就是和伙伴们到那里瞅瞅。门前的橱窗也在变幻着，大字报从开始的三两天一更新，慢慢就成了每天更新，到后来，先贴上去的没几个小时就被新的糊住。就有人在刚贴的大字报后面写上保留一天、保留两天。这样也难于奏效，大人们说要抢占阵地，能贴纸的地方都糊上了大字报。这时大一点的学生都停课到外面去进行革命大串联，广场上的主角换成了煤矿的基层单位。要说工人就是有力量，一个晚上的功夫，广场和马路边就竖起了木质的报墙，一直排到了长南街口。

看大字报虽然好玩，也远远没有批斗会刺激。长南街的南边是一大片的单身工人宿舍，里面按区队划分，住着几千单身工人。虽然不让停产，但组织起来的工人们，升了坑就是开会学习，开会斗争。要说解放也就十几年，苦难的经历还刻在脑海里，阶级的仇恨还没有消除。斗争，地主富农成份首当其中，还有历次运动的“右派”、坏分子。在宿舍前的空地上，工人们席地而坐，前面主持人宣布把什么分子带上来，就有人被推到前面的凳子上，低头弯腰，接受工人们的控诉。也有临场发挥的，指控同事破坏生产或是隐藏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坏分子，就会有人被架到前面，懵懵懂懂地从刚才的“好人”变成了“坏人”。也有人说到伤心处，痛苦的声泪俱下，激情处，也会把被斗的人从高凳上一脚踹下，底下的人们就会高喊“……进行到底！伟大……万岁”什么的。

显然，仅仅从思想上摧毁坏分子的意志已经不能满足革命群众的愿望，肉体上的丑化流行开来。戴高帽、挂牌子，并且高帽用钢筋焊制，牌子吗，就是厚厚的钢板，细细的铁丝就要嵌进肉里。也有把“黑五类”通体上下涂抹成黑色，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供群众发泄对他们的仇恨。

闹腾了那么一阵子，姐姐从外地回来。上面说要复课闹革命，半天上课，半天革命。革命还是批斗会、揭发会。而到这时，已经是六七年的夏天，我被妈妈从大街上喊了回来，用她平日里盛零碎的布兜，装上一本从爸爸单位拿回来的废弃凭证本，送到矿上的子弟小学去读书。

学校就在食堂南面，漫坡上五六排平房，每排三个班，一排就是一个年级。一年级在最北头，依次递增，读到坡顶上的那排平房后，就要转入离这里五六里地的中学去。但在那时想，中学一定是一个很遥远的世界。

社会上的运动还是轰轰烈烈，但自己的生活已经失去了闲散的童年。每天要早早地起床，喝一碗棒子面糊涂，吃半个窝头，背着书包去学校。可喜的是，入学前的玩伴都在一个班，象三儿、林儿和锁儿，都是长南街的邻居，还能每天结伴路过那个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墙，浏览每天最新的文化革命动态。虽然不识几个字，但参加运动的工人们也有很多文盲，用图画和漫画表达自己的立场，煞是好看，也为我们这些识不了几个大字的幼童带来方便。

一年级的老师姓李，一个高个子的老头，大家都喊他李老头。老师的尊称已经被文化运动的没了光环，师道在这个时候没有了尊严，并且还是高年级学生批判的对象。虽然是复课闹革命，也就是半天上课半天学习，作为一年级的新生，被排挤在运动的外面，下午就放了羊，该干嘛还干嘛。

爸爸已经很少回到长南街的家，说是保卫银行，因为社会上成立了好多的群众组织，邻居们也在所工作的单位登记组建了自己的战斗队。特殊的原因使爸爸没有卷入当地的群众运动，但在银行内部，也有毛泽东思想兵和毛泽东主义兵的区别。在一帮子自羽为小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勾勾心斗斗角还行，真让他们到大街上揭竿而起，振臂高呼，确实有小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更何况，营业所的七八个人一商量，咱们就参加一个组织吧，不知道是思想兵还是主义兵。

长南街的家属们还没有卷入到这场运动，只是随着家里的男人确定自己的组织派别，大辩论也没有延伸到大部分的家庭。但对面张叔叔家就不同，张叔叔在煤矿机关工作，张婶也算有文化，在掘进区做工资员。机关人员大部分参加星火兵团的群众组织，而在掘进区，兵团的对头——赤峰总部占上风。社会上的运动延伸到了家里，外面的辩论没有尽兴，就在家里继续革命。两个人谁都不愿意背叛自己的组织，在那时，叛徒是被所有人唾弃的，都不愿意冒着被组织遗弃的风险，时不时地闹几下家庭革命。

几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以后，大字报、大辩论的势头好像弱了些，不知不觉中，辩论就演化成造反有理，造反派成了时髦的组织。大伙都在造反，学生造老师的，群众造领导的，造反派造造反派的，你过来他过去，唯有造反有理。

虽然是复课闹革命，造反还在继续，老师们更多地在批判与被批判的运动中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小学生。课堂上一个月也学不了几个新字，日子还在长南街慢慢地流淌着。

大人们忙着运动，我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营生。对运动没了兴趣，是因为难于参与到它的过程，被大人们遗弃的感觉也不好受，只好和是邻居又是同学的玩伴们找些自己的乐趣。

长南街口马路对面的厕所前有一片空地，一半堆积着各家倾倒的垃圾，一半就成了我们课外活动的场所。当时流行的各种游戏，都会在这里上演。这里是微缩的社会，更是童年对未来生活的体验。

记忆的还原还有另一种伤感。天上没有星月的夜晚，地上冒着霜气，夜凉如水，白炽灯微黄的灯影照在长南街空旷的冬夜。大人们早早地歇息了，白天还没有尽兴的玩耍在昏暗的路灯下进行着。对门的大二的长我一岁，也是很要好的伙伴，在灯光下投杏核儿。

杏被吃过了果肉，剩下核就是孩童游戏的道具。在当时，能获得杏核，也是一种稀罕物，就拿它来争输赢。挖一个小坑，远远地向坑里投，投进了坑才能去吃对手的杏核，类似少年初级高尔夫。杏核轻飘，可以从外面磨一个小洞，掏出杏仁，再灌进铅锡，就成了精品道具。而一个人拥有一两枚，就很了不起。不知什么时候，游戏多了一个人，他父亲是星火兵团的头头，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做了副主任，就是矿上的领导。没多时，布兜里的杏核就被他赢去了不少，他一堆灌过铅锡的杏核我们哪是对手，不让他参加，他愣着头还不行，摆出打架的架势。

如果不是大联合，也许我会让着他或者选择默默地离去，但现在文化革命进行的已经是各类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失势的总部派在联合的旗帜下，已经被结合进革委会，并在对以前的迫害进行清算，他爸爸造反时的威风，已经今不如昔。面对此时的嚣张，被压抑的冲动顿时爆发，一拳挥过去，自己都没看清落点在什么地方。当时正在上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外国电影，自己感觉有点西方皮拳的味道，这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激愤出击。

我看见一丝血从他的鼻腔流出来。

后面的变化，时隔多年后，依然让我耿耿于怀。

那是争斗的第二天，中午从学校回来，好久没有回家的父亲站在家门前，手里掂着一条绳子，我感到一种厄运就要降临。

你和人打架了？！还没有见过父亲像今天的恼怒。没有。不是我想抵赖，昨天晚上瞬间的场景并没有留在印象里。啪的一声，只觉得金星四散，眼前一片模糊。而在这后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肿胀的脸才慢慢消失。

如果不是母亲的劝告，父亲本想拿了绳子把我缚了去那家请罪。他一生谨小慎微，，除了对权势的敬畏，还有“矿外”的身份。很难理喻在造反有理的年代里，精神还是那样的胆怯。

我怨恨父亲，怨恨他没有调查就对我下手。我更怨恨那恶人的告状。听母亲讲，上午的时候，那孩子的母亲找到我们家，拿出一件被血浸染的上衣，算是我的罪状。这种场景在这几年的各种会议上常见，没想到用到了对我的控诉。有当时在场的大二的佐证，只是鼻子流了点了血，不至于血流满衣吧？这种怨恨在脑海里萦绕了几年，乃至到了文革后期，受迫害的总部派对他父亲进行清算并在大年初一给他家送花圈，都没有减少怨恨的程度。

六十年代的最后两年，生活已经被化约成革命的符号；佩像章、红宝书、最新指示。街口的大喇叭常在下午的时候通知晚上有最新指示，吃过晚饭就和同学们走出长南街，守候在煤矿革委会的大门前。听完最新指示，还要等到传单印刷出来，一阵哄抢，怀里揣着花花绿绿的传单，遗忘了使命的神圣，摸索地走回黑灯瞎火的小巷。至于革命的号召，那是大人们的事情，政治在脑海里还没有形成意识。

透过玻璃望着窗外的弯月，一种场景常常在脑海里晃动。灰色的紫禁城里，领袖们是不是正襟危坐地盘腿在小炕桌前，喝着豆沫吃着油条，吃饱了就会打开房门，向身边的人发出一两句最新指示，通过电波传到全国。他为什么不在吃中午饭的时候说话呢，那样，学校就会在下午的时候组织收听最新指示。几百人聚集在大操场上，要比在漆黑的夜里，跑到革委会去抢传单热闹，还可以趁机和同学们在操场追打嬉闹一番。

我想，领袖们的言谈一定是很吝惜的，如果像常人那样张口就说，那我们还不得天天听最高指示，还有时间干别的？

十岁那年，大家都在深挖洞，说是准备打仗，学校里也都是军队的连排编制。同时，在运动中揪出的黑五类分子被遣送回原籍。长南街里有一户人家属于遣返对象，临走的时候要把不能带走的家具作处理。桌椅橱柜摆在长南街的路边，街坊们也不敢靠近探究。东西摆了一天，还是无人问津。当时的人们，按月的指标粮凑合着能买起，隔月就没有余粮。而且对阶级的敌人，谁知道他安得什么心。夜幕笼罩了冬日的街巷，街上已经少有行人，上中班回来的母亲趁着没人，选中了一件两斗桌，让那家的大小子搬到我们家。

见到了那家孩子，才知道什么叫落魄。已经是寒冬的十二月，他还穿着夹衣，冻得索索发抖，菜青的脸上大大的眼睛没有光泽。可能是将要失去市民的身份，眼睛都不敢抬头看人。母亲按他们要的价钱给了十五块钱，看着他可怜，又从簸箩里取出几个馒头，让他用衣襟兜着拿回去。在当时，我们家没人在坑下做工，细粮指标少，平日里白面馒头也不能放开吃。

虽然父母对该不该买人家的桌子有过争议，但这也是吃商品粮后，十几年来第一次购置的除了被褥以外的私有财产。擦拭干净，使光板铺芦席的家有了亮点。爸爸坐在木箱搭起的凳子上，神气的就像电影上的财主。父亲十来岁随爷爷在解放区求学，十六岁参加革命工作，从事的工作也算是在小知识分子圈子里，但财富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丁的兴旺。好在当时煤矿还有供给制的保证，分配的住房，床板炉灶基本的生活资料都会提供。虽是无产者，和大家一样，还能体面地生存下去。

课堂永远是心的牢笼，七月的阳光似乎是少年喜出望外的畅快，在耀眼的阳光下享受烈日的烧烤，要比在课堂上嚎诵半天的课文惬意。离放假还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就酝酿着是到西边爬山，还是到北边的河里戏水。心已经不在枯燥的课本里，反正混天混天，混到十六上班，知识难于改变命运，而且有些时候还有可能带来厄运。大家都没把学业看得多么重，大人们也觉得，孩子识俩字，就比父辈们强。就在这个时候，邻居家有一个小男孩在学校下面的水坑里淹死了，给长南街的大人们带来了恐慌。特别是有大半孩子的家庭，一个暑假，很有可能演绎成一个家庭难于承受的意外。

这一年，是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暑假，姐姐在放暑假前就从中学毕业，分配到市里参加了工作。母亲和几个没有工作的党员家属组织起来家属生产科，从开始的上矸石山为矿上捡煤块，又发展了焦厂、制修、冰棍房等摊点，早出晚归，很少能顾及我们。家里刚上一年级的二弟、学前的幺弟在长南街时常能闹出点动静来，惹得邻居们跑到母亲面前述说我们兄弟三个的不是。而那淹没的小生灵，更为大人添加了不安。好在学校里的功夫也没全放在玩乐上，识数认字长进不少，母亲就在她管辖的冰棍房整来一个往防疫站送检的冰棍壶，让我们弟仨在长南街口那棵槐树下叫卖。

那时，我们兄弟仨在长南街口卖冰棍，路人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们。社会面上，资本主义的尾巴已经被割得没有了一点毛刺，在这个国营的堡垒里，冒出这么个事物，不引起人们的好奇才怪。也是为了遮人耳目，母亲交待，就说是为冰棍房义务，也让这个营生拴住游散在外的野性。

冰棍房在马路对面，每次卖完一壶，再到那里取回一壶，回到那棵槐树下，等待客人的到来。每有一次买卖，二弟收钱，我取冰棍，幺弟的眼神总在哪壶口瞟移。按耐不住还要打开壶盖查查剩下多少，知到他又犯馋了，磨磨唧唧地讨要一支，就能顶好大一会，为此弟仨没少打嘴官司。要知道，冰糖的一支三分钱，而取回来的是二分六，一支赚四厘钱，他吃一根，就是半天的劳动。晚上汇报给母亲，只是淡淡一笑，他最小，你们让着他，就当咱自己掏钱买的。倒是我们弟俩每天晒得头上流油，为他挣了个冰棍钱。

一个夏天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流过去，天凉的时候，长南街口的那棵槐树下，就难觅我们弟仨的身影，就连最小的幺弟，也挎着书包去了学校，坐进了我们以前的教室。而我已经读到了最后第二排，是四年级的学生

学校恢复了原有的摸样，造反还是有理，但是不能像开始时候那样肆无忌惮地胡闹。文化革命在我们心中的意义转换成了向领袖的早请示晚汇报，当然，作为偏居一偶的煤矿，没有当面向领袖汇报的荣幸，只能形而上地在每天第一节课的开始，全班同学向黑板上方的主席像背诵最高指示。老师为了表现得认真负责，每天总要询问谁迟到了还没有做早请示，呼啦啦就会有一群男同学跑出教室，在教室房头向印在山墙上的领袖画像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响亮地向在教室里面的老师同学炫耀自己的虔诚，心里则想着如何能在教室外面再待上几分钟，尽管大部分的同学已经在教室里做过了早请示。

记忆里是星夜的晚秋，北风吹来，街面上一片萧瑟，三三俩俩的矿工走出自己的家，汇聚到职工食堂里。矿上正在组织忆苦思甜活动，这个来源于解放战争新式整军运动的尝试，作为发动群众参与运动的手段，更能激起普通人的情绪。只是好奇，趴在大食堂没有几块完整玻璃的窗外，看着里面熙熙攘攘的人们。那种表情，没有想象的苦难，但依然能勾起衣不裹食的幻想。溜过看守不太严格的偏门，在清一色灰蓝的裤裆下隐秘地穿行，间或讨要一块粗糠蒸制的窝头，咽一口，能感到剌嗓子的粗涩。作为免费的食物，大家只是象征性地填一些下肚。井下的矿工们生活要比地面上做工的人们好些，为了不让人们忘记曾经的苦难，感受新社会的幸福，用这种集体的记忆，反复强化社会的控制。

夜晚是那样的阴森，只有路灯发着微黄摇曳的光晕，我们和长南街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像寻食的流浪者，奔忙在职工食堂与机关食堂间，去探究二者的差异。当人们默默散去的时候，偷偷地往怀里揣上一块窝头，一起嚎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像大人一样忙着赶回家。

我在努力回忆那时的感受，想象着三十年前和六十年前两种窝头的不同。因为大人们说，即使这样的粗糠窝头，在旧社会每天能够吃饱，也是一个很富足的生活。但对从大山里出来的母亲来说，差异并不仅仅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在于职工食堂与机关食堂粗糠窝头的细腻程度。带回去的窝头母亲总会尝尝，像是一个品尝家，能说出那种粗糠窝头里配了多少细粮，并拿出机关食堂制作的窝头说，像这种食物，现在回到老家，即是不闹饥荒，一年也得吃上几个月才能顶过去。这种说法在七三年姥姥病重期间得到了验证。那年我们回到太行山里那个小村庄住了一段时间，虽说舅舅对我们百般照顾，尽量掩饰贫穷的现实，但在秋末初冬，家家房顶上晾晒粗糠。不同的是，山里果树多，秋后的软柿子拌到粗糠里，制作成甜炒面，就是乡亲们美味的甜点。幺弟把它当点心吃，过后在茅厕嚷嚷着排不出来，表哥哈哈大笑；你那市民的小肠子，哪儿是装这种东西的货。

随着时光的流逝，长南街在现实的记忆里渐渐远去。而那亲切的感受一直徘徊在上山下乡前的那段日子里。他那坑洼不平的街巷，被各种乱搭乱建填满的街道，留着鼻涕走东家串西家的小伙伴，没有世俗的粉饰，赤裸裸地留在记忆里，是一种温暖的存在。

一九七六年初，在记忆的印记里走过了十个年头，因为父亲工作的调动，我们举家迁出了长南街，来到了滏阳河源头的那座小城。临别时街坊们的依依不舍，对未来的茫然不知，一起装进了搬家的大卡车。而那日渐萧条的长南街，依然矗立在那片山岗上，留下最后的含情脉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