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随穗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院学员
一万座大山有多重
2016年的3月，北京的白玉兰在芍药居的鲁迅文学院内开得正盛。我从陕北的群山中出发时，带着一万座大山赶往鲁院，每一座山都有一个亲切的名字，那些名字如同我的父老乡亲，跟着我来到北京。每一座山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对应的符号，那些在午夜散发出淡淡芬芳的玉兰花，一朵花就是一座山的化身。
我的大山在此安稳，我的学习由此也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一切从这里开始了。
聆听或旁观，我试图介入
来鲁院已经一月有余，从玉兰花、梅花、丁香花的依次盛开中，心也渐渐安稳下来。再看看校园里的树，正是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记得第一次上课，早早起来吃罢早餐回到宿舍等着上课，到了八点四十五分突然听到了铃声，遥隔了二十多年的上课铃一下子把我拉入久别的校园之中。这铃声如此温暖地打动了我的内心，心情微微激动起来。第二遍铃声是在上课时的九点钟响的，这个时候我和同学们已经安坐在教室里各自的位置上。
来鲁院学习之前，我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带了书包、笔和笔记本等学习用具。可是这些都是多余的，学校已经将这些学习用具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宿舍里，特别是看到那枚红色的校徽，使我满怀感慨地回忆起已经远去的校园生活。当意识在瞬间提醒我，此刻正置身于我曾无法奢望，如今又能回到校园生活之中，无以言状的感动盈满心中。
来自全国31个省市和13个行业优中选优选拔出来的54名同学一一亮相在我的眼中。到百度去一个个了解他们和看他们的作品，方知不少学员在文坛已颇具实力和影响力。如老师所讲，这一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是近年来实力非凡的一届学员。
54名具有不同文化地理和内心世界的学员，在各自不同的写作背景中逐渐走出来，聚集在文学馆路45号的鲁迅文学院内。这些不同面孔、不同文学素养和不同的文学叙述将会在来自国内文化领域顶级的老师授课下开始融合与升华。于是在鲁院的课堂上使整个中国文学在这里以微缩景观的画面呈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大气象。同学的作品获得国内文学大奖者甚多，有作品被拍为电视剧电影的甚多，同学们百花齐放的文学作品着实给这个春天增添了许多美丽的色彩。
我来自陕北，虽然我穿了颠覆陕北概念中羊肚子手巾红腰带的现代衣服，但是我的内心依旧堆积着这个时代的大风拂不去的黄土。我如同老家山坡上的一棵树，深情而固执地把根深扎在黄土之中，飞翔的树叶如今飘落在鲁院，一段时间后，我知道我还要回到我的树上。
叶舒宪教授在讲文学与人类一课时，谈到我的家乡新发现的一座建于史前的古城——石峁遗址，这座4300多年后重新现身的古城是目前已发现的我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它的出现将整个人类文化从文字文化由无文字的活态文化向后推了数千年。陕北人几千年生息的黄土地上竟然隐藏了这么久的文化密码，原来我们的先人早在没有文字诞生的远古时代，就为我们建造了一座充满熊图腾到龙图腾，再到神图腾的文化城堡。我作为唯一一名来自陕北的学员，听到这些内容的时候，脑海里铺开的是一万座大山连绵起伏的壮观景象，是那些唱着民歌而从古至今活在高天之下厚土之上的淳朴的乡亲们。
生活是一次次转身所望的结果。我们的明天是未知的，而我们的身后是自己熟知和刚刚体验过的。因此，我们的人生境遇的不同出现和经历，都是在转身的那一刻，方才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们的文化转身于甲骨文之前，那数千年没有文字的时空中，古人的智慧是以纯天然的一种活态形式存在。他们所书写的历史是无文字的记载，所有的日常被陶和青铜记录，传递给后来者的猜想就是那段时空所留下的原始形态。
在华夏版图的偏北方，那里群山起伏，绵延数千里，这就是黄土高原。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一片疆域，这里的这片以黄土为主的大面积土地，正北面是以沙漠为边缘的大地，依山开洞而住的人们在风云跌宕的陕北历史中，至今没有走出窑洞里的冬暖夏凉和人间烟火。
我们的日常每天要面对许多包含不同内容的名词。这些天每当听到陕北这个具有特殊地域色彩的名词，我都会略显激动。我至今生活在陕北乡村，我跟我的家乡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远不是汉语文本能解释的，我觉得就是生命与此的直接介入和牺牲，才能让这里的人酣畅淋漓地活出痛快。这片土地曾被光绪皇帝的巡察官员、朝内翰林王培芬《七笔勾》如此写到：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后来又被美国记者斯诺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而这些对陕北有着从文化景观到生命生存现状的言论从来都是沉渣与惊叹并存的历史存在。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和“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舀米也不嫌你穷。”足以证明这里的造化与人间之爱撼动的是草木是天地。陕北是多元文化的交集地，在史前史后数千年的文化大变革中，形成了独特的地理文化风貌。这里的群山上没有层峦迭起的绿色植被，也没有风光秀丽的自然景观，偏偏地是这里的人生生不息，敢爱敢恨地活了下来；而且在粗犷的大地上孕育了千古绝唱信天游，极大地嘲讽了圣人布道的偏见，和佐证了在近乎于生命禁区的生命繁衍。
陕北曾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影响、融合的地方。于是形成了陕北文化的多元性，而这种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尽管融入了蒙古文化的游牧元素，但是这里并没有草地，生命依赖的依旧是唯一的干旱的土地。因此，土地是陕北人的命根子。在保命的大地上，这里的乡土文明的沿袭从古至今就从来没有休止。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现场，我在这里更多的体验和感受，就是被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神文化所着迷。高高的山顶上会看到一座不知道哪个年代用青石建起的古老小庙，小庙的旁边会有一两棵粗壮的榆树，大大的树冠总会遮蔽住半个小庙。老人们说，捡柴火的时候千万别去捡小庙树下的枯枝，那些枯枝都是神灵留下的口信，都是对这里一年四季乃至日月时光遗留下来的预言和护佑物。因此，在陕北人眼里，庙宇旁边的大小树木，哪怕是一块老石头都是与神分不开的，都值得敬仰。
神文化无限扩展和影响深远的陕北大地上，乡土，就成了这片土地和它的主人唯一能与历史对话的时空箴言，这些与天与地与神的对话包含的是我们敬畏过去、敬畏自然、敬畏头顶三尺有神明的厚道和专注的做人哲学。长期不敢懈怠的觉醒是丰润的乡土文化所呈现给大地不会显山露水的内在文化基因。陕北人的独特性格在这样的文化培养和熏陶下，越久，越是一种不可打破而自然成长的精神屏障。
在我眼中，陕北乡土文化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支脉，长期以来围着荒凉的土地增添了生命的气息。繁衍，是这里的人们对土地恩赐最好的回报。于是“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文化传承，给这里的人们在漫长的苦情之中增添了做人的温暖和幸福感。而这种文化所包含的儒家文化“父慈子孝”、“夫义妻顺”等家庭团圆和谐美满和担当负责的文化元素，融会贯通地丰富了陕北人热爱家园的理想。
于是远方这个概念性的词汇是对人性历练和极具诱惑的一个潜藏着强烈动感的名词。信息化时代瓦解了地理意义上的远方，正在彻底打破大地的界限，一个没有远方的时代，让我们在密集的信息中消除迢迢长路的距离隔阂。
走西口的苦难已经成为历史，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陕北人走出了陕北。这一标准在被颠覆之际，仍然是陕北人守护幸福的依据和理由。陕北男人一辈子幸福的终结目标依旧是眷恋着自己的家庭，他们以强大的内在抗拒力排斥着信息覆盖下的可能和事实。守护和经营自己非虚拟的家室，是他们至今愿意以传统的生存方式来延续“伴长庚、百岁永团圆，蟠桃熟。”的家业操持理念。我也算是这样的一个人吧。这是陕北男人千余年来处世养家的哲学，也是潜藏在每个陕北人内心的传统文化的基因。从地理意义上来说，鲁院并不是我的远方，而从精神层面来讲，鲁院是我精神成长和丰沛的最后一个远方。我把北京设置为我的远方，如同一场马拉松的终点站。我的意思不是要停止在这里，而是我再也不会拥有如此美好的一段时光重现在我的生命中。人生是不断迁徙的生命历程，一路上要走过很多无法忘记的地方，但是会有一个地方让你记忆深刻。对于我而言，这个立体的记忆鲜活在我的内心深处的地方就是北京，就是鲁迅文学院！
身处北京，我就是远方。每当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家事，特别是想起老家门对面的那座圆头峁山，我的耳边就传来发生在这座高山上从古至今的许许多多的征战呐喊声。这里是边塞，是“塞上秋来风景异”的广大空旷的边塞重地。于是，有关匈奴的传说故事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着很多。
至今一部分陕北人脚趾甲出现对折的说法是有匈奴血统。而我的脚趾甲恰恰是这样的，我质疑自己的汉族血统的身份，为什么我一口气能冲上一座山头，为什么我能让自己看上去消瘦的身体内蕴藏着具有毁灭性的巨大能量和勇气？对于这样缺乏依据的质疑，只不过是陕北人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而已。而类似于我一样至今没有打过针吃过药，不生一场病的陕北人是很多的，这样的遗传基因里，我们用自己的身体体验到先人们在黄土山峁上奔跑、呐喊的劲头，其实我们是先人的复制品，是他们遗留在黄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
由于我的生性所致，我是一个不善言辞不善交际的人。相对于这个时代的开放和接纳，我个人的封闭程度一直停留在我乡村生活的为人习性之中。所以我看到同学们很快就打成一片，而我只是保持着内心对他们的欣赏和尊重，我所要表达的不是在言语上，而是给抽烟的男同学发出一支或一包香烟，给女同学投以善意的一瞥，我就觉得对同学们的尊重仪式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而我的内心却十分隆重又认真。
我的距离感可能源自我的乡土情结与现代文明没有达成共识的纠结，虽然我也是现代文明的受益者。而我每一次面对和享用这个时代的伟大果实时，内心泛起的乡土情就会把我的思绪引领到家乡辽阔的群山之上。我热爱那些能闻得见晨露味道的早晨，能听得见紫色花儿晒太阳时的呼吸，能真切地体验到那一万座大山手挽手排比句一样走来的排山倒海的气势。
对此，我在自己的思考中试图将自身的文化感受对接整个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同时，我能清晰地看到这些文明格局中一脉相承的人性文化的存在与凸显特征。
孔子发现人与兽的区别，孟子发现人有向善的可能，西方文化发现动物没有死亡意识，人有死亡意识的文明确立等等。在为诸多古老文明中找到一个共同的交集点，那就是自由和博爱，而人类文化的主导性就是自由法则和慈爱法则的基本底线。
在浩瀚的人类文明之中，个体与地域的矛盾和化解，地域与文明的冲突和统一等等都是促使人类步入高度文明社会的理由。因此而言，作为一个用普通生命承载起来的精神，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我们都是对方的远方，或者起点。
这是鲁院带给我的启发和思考，让我在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每一节课都是带我一步步接近世界真相的领路人。特别是对于文化而言，这些大师身上散发出来的本身的文化气息，已经令我着迷。
在邱华栋院长壮实的身体里蕴藏着一曲曲震撼着音响的摇滚，他不仅仅写得好讲得好唱得好，他的心也好。前些天学校管道出了故障，宿舍的热水供应不了，他在课堂上专门给我们做了解释，并焦急地在学校周围的几个大学和单位四处打问，希望给我们找到能洗澡的地方。好在没几天管道维修好了，热水及时供应。邱华栋的这一做法让我想起发生在陕北很普遍而真实一个故事。一场持续了半年的干旱，让一个苦情的母亲的几个孩子饱受饥渴之苦，母亲到十多里路的后山的沟渠里提回半罐子泉水，一路上她遭遇到狼的袭击，她的腿和胳膊被咬伤了，她又遭到了大风的狂卷，她的衣服被吹破了，她跌跌撞撞地回到家赶快把水分给几个孩子喝，可是当几个孩子全部喝了水之后，母亲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鲁院的温暖不止于这些。被雾霾笼罩了的北京城，已经是这几年来国人对首都和雾霾重叠存在的一个印象。可是，到鲁院一个多月的天气，出现雾霾的只有那么三四天，大多的天气如同陕北的蓝天白云。我每天所看到的是鲁院的蓝天，这让我联想到自己少年时代在农村与父亲去后湾里的老雷峁的山上种谷子。蓝天白云下的谷子迎来了这一年的风调雨顺，而我们何曾不是生长在鲁院的禾苗呢?
黄昏的时候到鲁院的院子里散步，门前就是一片梅花林，梅花林的四周有鲁迅、朱自清、丁玲等文学大师的雕像。这些雕像从黄昏的时候就会一个个地围聚在一棵白玉兰树下的鲁迅周围。他们在一起说什么话呢？我试图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穿过马路，隔着一段时空聆听他们灵魂对话的文学话语。
每次看到鲁迅先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雕像，就会让我再次想起老家门对面最高的那座圆头峁山。记得二十多年前有狂犬病传播，政府要求杀掉全县所有的狗。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养狗，杀狗的场面极其残忍，用绳索吊、用土枪打，用刀子杀等等手段都用上了，连续好几天村子里到处都是凄惨的狗叫声。由于狗太多，直搞得那几个被雇来杀狗的人下不了手，最后一个个都不干了。领导没办法，只好让把存活的狗全部带到圆头峁山上，扔进一个很深的洪水冲开的深洞里。更为悲壮的一幕出现了，当几十个狗主人含着泪牵着自己的狗一个个来到洞口时，有一名干部命令大家把狗扔下去时，一条老黄狗挣脱开扑了上去，不料那个干部一躲闪掉进这个深不可测的洞里，同时这条狗也掉进去。紧接着有十几条狗纷纷跳下去。这个时候好端端的天气雷雨大作，风暴一般的山洪注入洞中。等到雨停后，营救这名干部，啥也没找到。村里人就说，圆头峁是一座神山，在神山上杀生就要遭罪。我在想，这个故事的残忍也是鲁迅不愿意看到的。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写到了那些丧失了民族认同的“狗”，被他称为“乏走狗”、“洋狗”、“叭儿狗”等各种蕴含深意的狗形象。从这一点来看，先生对狗的印象很糟糕，可以看出这是反映的是人的悲剧，而不是狗的悲剧。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这样去写狗，是对一些势力者本质的揭穿。如果让先生看到今天圆头峁杀狗的场景，我想他一定会愤怒人类的这种暴行。狗从来都是所有动物中最能保护人类的一种动物，对于它遭到如此毁灭性的屠戮，这在上个世纪的某一个年代，是我们以原始而粗暴的方式来解除狂犬病围困。这种对狗而言的灾难，一定是鲁迅无法正视而麻木的，他也许会写出一些同情的文字来批评当时的势力者。
当我用自己的思维和见解通过自己隐秘的文字随着聆听与旁观，一步步悄无声息地走到同学们中间，我所体验到的是同学们之间相互珍惜这段时光和友谊的真诚。不同方言交汇下的故事都是一个谦逊而求知的主题。在没有任何设防的文学现场，我们都是这个院子里自由的呼吸者，含有多种养分的空气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被我们吸纳，渐渐转换为我们在这现场对文学的自信。
到鲁院学习的结果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毁灭自己的文学雄心，一种是重生自己的文学精神。导师们的博学和妙语连珠的讲授，同学们的大才气和文学抱负等等与自己产生的距离感，让你觉得这种距离是看不到边的沙漠，望不到头的戈壁滩。但是，我们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我们能有这样的反思和认识，说明我们正在走出过去禁锢了我们太久的文学困境。我们晚一步介入，意味着我们也会到达，哪怕是龟兔赛跑的那种迟暮。
为此，我在一种自觉中仅仅抵达某一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博大和深奥，处处散发着文学的浓郁气息。从鲁院的一棵草一棵树上，我能感受到这种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情怀，哪怕是一朵正在飘飞的蒲公英，都让我感觉到轻盈的经纬中，蕴藏着深厚的文学功力。鲁院是中国文学的摇篮，也是中国文学的重镇，这里的一切都似乎浓重地染上了文学的色彩。在这里，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喜欢鲁院的所有，没有任何理由让你舍得落下一节课。
每一个大师级别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而广阔的、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的属性。这是听过很多授课老师讲课后感受。他们共同讲到，文学的功能和目的是什么这个话题。在接下来的诠释中，他们都以自己独特的解读方式引领我们步入重新认识的可能。我在长期地思考中曾给自己投身于文学的境遇中，做过多次实验，我认为文学的存在是与人类生命的诞生那一刻一起出现的。文学的存在实际就是人类存在感的附属和佐证，其间关系可谓唇齿相依、胶漆相投。
所以说，每个人都是文学的载体。我们的生命所承载的思想、情感、精神等等不可入眼却又能量无限的隐形物质，都源自于文学的创造。我知道我的认识缺乏依据，但是我充分相信文学的起源是与人类最初产生想法的那一刻一起诞生在大地上。
于是，文学是不是宗教？是不是神？是不是一种日常方式的存在？是不是我们精神领域里陈列的无数解不开的密码？文学的定义，乃至于文学的原形是什么？一系列的疑问和质问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真的热爱，那就是没有企图的一个阴谋，而这个阴谋的结局是为自己设下的一生都不能得逞的文字遗憾。我们去热爱，没有遗憾的热爱不是完美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圆满，就是诞生在一次次遗憾和疏忽中。
文学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命表达。当我们有意无意地置身于无处不在的文学现场，其实我们的生命所接纳的是我们人性光芒投以的一种自觉救赎。文学就是我们个体生命独立存在的一个隐喻。
在鲁院，我能明显感觉到文学信息的密集和分量。我们的生命似乎被放大，因此我们的责任和担当也在不断地被加大。文学似乎是高于宗教和神灵的一种更具有强大性能的事物，它贯穿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根神经，指导我们的文学态度，这种态度的直接指向便是用自己的笔触，抵达永无止境的人性深处。
我依旧在一定的距离外旁观着眼前发生的美好的一切。从植物的由浅变浓，从人的由陌生变熟悉，从这里的一切由热情变得温暖而庄重，我在这种感动和收获中渐渐打开自己的世界，接受这一切已经离去和即将离去的事情，以及就要到来的一切。与鲁院和老师同学们分别的那一天终究要到来，想到这个我的情绪就会低落而伤感。前些天我在日记中写了一些假设的分别的文字，其中有这么一句：自此一别，也许在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永别的你，但是在我心里一直会有永远的你存在。
鲁院，我已经深度介入，我们不分别好吗？
2016年4月19日于鲁院612室
游走与浸润，我在其中
我们的经验来自自我生命对纷繁环境的深刻体验，行走，作为一个动态的生命行为，指导我们的个体体验触及到许多未知的可能。
鲁院的课程专注于打开我们的眼界，特色的实践课足以让我们在游走中获取更多与文学有关的养分。北京地理文化游、山东贵州两地的实践课以及酒庄研讨会等等，都能让我们走出教室，投入到无限辽阔的大美自然之中，感受那些陌生而令人动情的可以被寓意为自然文学之美，和置身于江山如画的经纬格局。
北京是什么？
是一些人的记忆和怀旧，是一些人的背井离乡，实现理想的漂泊之地，是一些人春风得意、飞黄腾达的名利场所，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燃起远离乡村烟火味的场域，是我们国家的首都。这个地方的意义被无限放大，酸甜苦辣、生死离别无所不有，是一个隔绝周遭红尘的另一个红尘。这里的雾霾很严重，严重到可以把一个正午的光线大大降低到黄昏，可以让空气里充满密密麻麻的小粒子。春风有情，是清理雾霾的唯一有效办法。今年，我们的春天就在北京，雾霾的日子不多，就那么几天，虽然手机上自动弹出雾霾天气的预报，和提醒不要户外活动的暖心话语，但是我和我的一些同学不会在意这样的天气，如果没课，照样会游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实践课的北京一日游，我们去的是淹没在繁华之中的一个老北京，一个记忆中的北京。
绍兴会馆、鲁迅故居、纪晓岚故居、菜市口、永定门等等，这些地方犹如北京的胎记，至今不能褪去。拆迁是这个时代极具痛感的社会现象，对一个城市而言，是华丽外表下隐隐发作的历史之痛，北京同样遭遇了这样的痛。
我们走在老北京遗留下来的旧事物中，一个点要到另一点的过渡部分，必然要穿过城市的繁华和喧闹，我站在大街上顿感陌生和遥远。当穿过弯曲的胡同走进绍兴会馆的那间小房子，里面的主人对我们的造访没有表现出任何表情上的变化，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狭长的胡同深处的那间房子也是狭长的，是鲁迅第一次到北京后的居所。走出胡同右拐就是菜市口的十字街，这里曾是清朝著名的刑场，想到鲁迅走出胡同就是菜市口看到一幕幕处决囚犯的场景，如今的菜市口是非常宽敞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有人讲到，清朝时期在菜市口一天杀了一个家族的男女老少98个人，到了半夜里就能听到鬼魂的哀嚎，这样的叫声一直持续到被城市轰鸣声淹没的建国前夕。
在永定门的广场上老师讲到，1957年以妨碍交通和已是危楼为名，永定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拆毁，2004年北京永定门城楼复建，其中瓮城和箭楼尚修建，成为北京城第一座复建的城门。修复一词并不适用于永定门的，而是复制，谈不上维修。修复是在原有的破损基础上，就像一个人生病了，可以医治。而永定门是彻底被拆除，如今复制的永定门，相当于靠记忆画出来的一幅画。老师讲到建国初期，就有关北京很多古建筑的拆除，中央高层曾发生过赞同与反对的两方争论，后来还是拆除了不少，这种“建设性破坏”导致一千多条扁担胡同、烧酒胡同、司库胡同、香饵胡同、红罗巷、北竹杆、椿树头条等胡同消失，以及数百个明清以来所建的四合院、寺庙和名人故居，其中就有浙江会馆、江阴会馆、开郑会馆、关帝庙、观音庵、华严庵、秋瑾故居、曾国藩故居等。
在我的老家有一处一百多年的窑洞院落，从姥爷开始，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代人，直到现在这里仍然是烟火不熄。二十多年前，一场大雨之后，围墙和大门墩被雨水冲得快要倒塌了，很多人说把院墙和大门墩拆掉，修建几排窑洞能够解决一些村人紧张的住宿。年长的三爷出面阻止了大伙的这个想法，他说大门墩是老辈子手里留下的家产，也是咱们几辈人年年月月守着的地方，现在被大雨弄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要请来匠人，按照原来的样子维修，这样，就是以后走出村子的天南地北的家人也有个念想，回来了也有个看头。一番争论之后，三爷的道理被大家认可，围墙和大门墩修好后，至今看护着这个院落。大门墩外有一个石碾和一盘石磨。村里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里死去活来地体验着人世苦乐。
留存一些事物，哪怕是残留的一丁点，都是对过往生命的回眸或关照，也是对烙印后来者的一个生命胎记。
北京是一个记忆扩散的历史现场。在这片帝王之气厚重的大地上，我们所触摸到的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那些繁杂记忆。不管是留存的胡同、宅院、楼堂，还是京剧、杂耍、冰糖葫芦等等，都属于这个历史现场鲜活的遗留。
如果说北京是一种记忆的留存，那么去山东则是一次百味杂陈的膜拜与祭祀。孔府的游客远远游离在文化之外，或者说传统之外。喧哗、拥挤显然给这里的“命、礼、仁、知、中庸”植入了当下人的浮躁和功利。
我们都是在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下走过两千多年的一个庞大群体。如今行走在他的生息之地和思想发源之地，内心深处渐渐游弋的步子沦陷于茫然之中。站到这里，完全以一个局外者的身份在目睹这个思想归属的地方，有关文化与思想的概念、成因、修行、延续等等直扑心灵的信息满满地充斥此刻的心空。想要旁观，已经身不由己地被这无形而有力的力量唤醒和启发，走进去，置身于哺育我们思想的温床，也许我们的生命更具有东方特质的经脉。
烧高香、许心愿的纷纷跪下，我不清楚他们的心愿具体是什么，但是可能脱不开功名利禄的枷锁。人生在这里是卑微而庸俗的，面对一个东方思想的圣者，我们的愿望终究无法摆脱的很多。
与水泊梁山和五岳独尊的泰山共处在一个地理和历史高度的“三孔”，显然这里的一切作为泰山的底气和支撑梁山锐气的孔夫子，是神是仙是道，更是大儒。当孔林的二月兰安静地盛开出灯芯大小的蓝色花时，我们已经站到跟前。一群又一群孔姓之外的人，走过二月兰盛开的时空中，不知道长眠在这里的孔人，能不能清楚这些不为祭祀，只为好奇而来的陌生人。相比于泰山和梁山，游客心理的期望值远高于这里。于是来到曲阜的人大多是已经登过泰山游过梁山的人。
我来自陕北，在自小接受革命教育的内容中，沂蒙山区给我的印象跟延安差不多。落后、闭塞、穷困等等具有历史性的标签烙印在我的认知中。
到了枣庄和临沂，眼前的一切让我的认知迅速变为无知。原来在北方崇山峻岭间竟掩藏着一处江南水乡——台儿庄古城。与古城隔河相望而坐落在古运河岸边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保存着一段悲壮的抗日历史。这场战役历经了惨烈的一个多月时间，最终毙伤日军约2万余人，是抗日战争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战争是靠人去打的，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达5万多，其中很多参战的军人是山东人，伤亡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山东军人和当地积极支持国军的老百姓。在与当地人闲聊中谈到这场战役，有一位年长者说，他曾参加过这次战役。他接着说这场战役时间太长，几乎把当时的台儿庄人全部卷进去了，男女老少一起上，能帮什么就帮什么。他还说至今睡梦中经常看到在那场战役中死亡的亲兄弟回来了。
这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啊，抗日战争带给国人的伤痛是几代人记忆中都抹不去的疼痛。特别是那些亲身参与了的人们，活下来的是一个民族鲜活的记忆和无法忘却的悲怆。
晚上的台儿庄古城更加迷人。与同学们结伴而出，在古城的大街小巷转悠。被灯光染了色的河水，被夜色沉静了的楼台亭阁，被人流复活了的安静，被这齐鲁大地赋予灵气的整个古城，在今夜悄然醒来。
中国有很多古城，南方的古城占多数。南方的古城以小桥流水人家为主要特色，而枣庄古城与南方的古城一脉相承，建筑风格和布局完全一样。更让人惊异的是这里的河水分割出的古建筑，如同将整个古城安顿在河流之上，睡梦中，犹如睡在一条小船上，轻微的摇动，足以提高睡眠的质量。
一个古城改变了许多人对山东的之前印象，最起码彻底改变了我对山东的全新看法。特别是台儿庄古城的存在，让我从“自古山东出好汉”固有印象中，获取到这里的柔情和细腻，内敛而低调。
同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历史与现实的残酷遭遇，这种遭遇是侵略者的野蛮践踏了台儿庄的平静。当安详的阳光和安详的水面，和这里的一切和谐的事物遭到暴力介入，蕴藏在台儿庄大地深处的能力被激发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愤怒了，草木皆兵的台儿庄以悲歌的唱腔，悲壮地血洗了侵略者的疯狂和阴谋。日本鬼子，这个包含有中国人深仇大恨的侵略者名称，在台儿庄的古城里沉没、消失。
课外实践是最好的课程。当我们在室内、院内长时间动作归一地生活和学习接近麻木时，实践课适时而来。去贵州，到那个漫山遍野都是竹林与大小瀑布的地方去，我可以在陕北与贵州巨大的地理反差中亲历这里为我呈现的一切。
爱竹，不是受梅兰竹菊四君子的影响而产生的喜好。在陕北看不到竹子，当然也看不到梅兰，看到的野菊花只是在深秋向阳的山坡上。竹子的修长和干净是与我个人的消瘦和一尘不染的书桌有了相似度，对竹子的喜好正是建立在尊重自我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个人对自己的尊重是天性使然，我们的自重自尊源自于一种自我文化体系的成熟和自信，如果我们的生命在后期无法确立在属于自己文化的范畴之内运行，那就丢失了造物主在我们的生命之初的文化馈赠。因此说一个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自我文化的诞生。活下来，延续的是生命期限，也是个体有效文化的期限。
贵州山区的山大沟深，比陕北的山大沟深更夸张。陕北的黄土山头是圆形，而这里的山头是尖状的。陕北的每一座山头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而这里的山头也许自地壳运动后形成到现在不会留下人的脚印，因为这里的山陡峭而挺拔，仅靠人类的脚步根本无法登到山顶。坐在车内看窗外这些高耸的山，心想如果能爬到山顶，会看到什么呢？当然竹子早已经占据了这里的整座山，很多不可思议的瀑布从山顶一泻而下，那山顶究竟有多少水和多少竹子？我好想上去看看。
汽车出了竹林，来到了四渡赤水的赤水河畔。到河对面是丙安古镇，丙安是一个历史存在的古镇，也是一个保存完好的古老寨落。寨子的建筑独具特色，它依山傍水地建在赤水河边一块大巨石上，寨子成椭圆形，巨石边缘的房屋多为木桩支撑二至三层吊脚楼。古镇是一条拐来拐去坡上坡下的狭窄老街，镇子穿行的人大多是游客，当地人经营的商店里卖着很多当地特色的东西，特别是一些竹产品，精致而有灵气。古镇一拐角处是丙安红一军团陈列馆，陈列馆是木质结构的二层小楼，楼上有林彪的办公室和寝室。当我们一群人来到林彪办公室，看到挂在墙上的林彪像时，同学们纷纷给我拍照，班主任张俊平老师也在我不注意时拍下了一张。为我和林彪的挂像拍照，是因为同学们都说我的长相跟林彪很像。青海同学华顿▪华多太不知用什么软件，把班里几个长相像明星和其他人物的照片拼在一起发到班里的微信群，惹得大家一阵开心。比如朱旻鸢像一个日本鬼子，邓洪卫和吴开贤像释永信，钱丽娜像延安时期的江青，徐庶像陈光标，邱贵平像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窦红宇像孙红雷，宋长征像蒋介石，华顿▪华多太自己像甘地。
我跟舒辉波住在一个房间，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在唱歌。唱的歌就是那首被同学们称为班歌的陕北民歌《拉手手亲口口》。舒辉波人缘好，同学们亲切地叫他波波。波波的摄影水平很厉害，他在青岩古镇的一条老巷子里，为好几个同学单独拍了艺术感很强的照片，成为同学们发表作品和出版书籍宣传的理想作者照。后来知道，波波早在几年前就拍摄过几部纪录片，他专业的摄影水平成就了那几部高质量的纪录片。
在贵州的几天里，是双重心情重叠在一起的行走。一种是这里的自然风光带来的愉悦，一种是这里厚重的历史，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带来的沉重。息烽集中营，是国民党在贵阳修建的一所监狱，在那个血雨腥风的烽火岁月里，人们熟知的罗世文、杨虎城、杨拯贵、宋绮云、小萝卜头、黄显声、马寅初等都曾囚禁于此。我们去的那天下雨天，满天的雨水覆盖了这里，集中营里的水塘和荷花以及幽静的石板小路看上去很诗意的，那些空荡荡的房子里来来回回走动的游人目睹到的是几十年前烟消云散的人和事，尘埃封裹的那些往事被这雨水一次次打开。眼前这么多的空房子里渐渐响起了呐喊、淫威、恐怖、残杀的历史之声。
心里真的很难过，我的老乡杨虎城将军一家三口人在这里和不远处的玄天洞受尽折磨，后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杀害。来自小学课本的小萝卜头遇害时年仅9岁，但是他在敌人的监狱里已经被关押了近8年。他是在敌人的监狱里长大，对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也许在他的眼里，世界的全部就是这光线阴暗、空间狭小、没有自由、没有欢乐的人间地狱。他的童真被无辜地赋予血腥色彩，以至于他的死，都是不由分说地直接结束。
贵州之行，由此而更多的是思考于那个时代的执政者给社会带来的动荡不安和生灵涂炭。任何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开始，都将是在无数无辜者的生命结束中建立。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人世上来一回，渴望平安的日子，渴望领略到人世间的美好，可是如果你生在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到来，即使你是一个毫无政治理想和立场的人，你也将被时代的洪流卷入一场浩大的生命浩劫之中。
如果生不逢时，即使夹着尾巴想活下去，也会被揪出来，置身于死亡的最前沿。
在贵州一个礼拜的课外实践课结束了。回到学校后迅速投入到正常的上课和学习中。而充足的课余时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沙龙式的文学聚会以及其他方面的学习机会。去鲁院背后小营路15号的中央民族乐团看演出，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种活动。在鲁院学习期间先后三次去这里看演出，每一次观看都是很美的享受。
民乐，是民间的音乐？是民族的音乐？是人民的音乐？百度百科的解释是这样：用中国传统乐器以独奏、合奏、舞奏形式演奏的民间传统音乐。我不否认这种解释的正确性，但是疏漏了一个核心的人，这个人是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民乐应该是老百姓用最简单的自制乐器演奏的一种抒发生活本质的音乐，是老百姓人人可以参与可以演奏表演的一种音乐形式。所谓的“民”，就是泛指大多数，大多数就是老百姓。
而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奏家正是来自普通的百姓之中，他们精湛的演出令人如痴如醉，令人难以忘怀。
一个笛子的演奏家，不知道她叫啥名字，她端庄而细腻的演出气质赢得阵阵叫好声。演出结束后，一位朋友带我们去跟她和其他演员合影留念时的聊天中，得知她叫马芸，自幼受家庭熏陶，7岁开始随父亲马德俊学习竹笛，2006年以竹笛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师从张维良教授，2010年考入中央民族乐团工作至今。我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初中时候语文老师讲《伤仲永》这课时的情景。我们的所有老师清一色用方言讲课，语文老师讲到仲永的结局时候，竟然痛心疾首地在讲台上用粗语大骂其父。这个联想显然与演奏家没有任何关联，我想要表达的是，当我在北京看到这么多才气和技艺出类拔萃的人的时候，在我们的老家，即使你是一个很好的苗子，也许被我们的父母，乃至我们的学校的教育下走不了多远，当然那样的教育结果只会发生在我们那个时代了。话到此，我继续讲一个小故事，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统一安排学习毛笔字，首先是在方格的纸上一笔一划练基本功，这位同学写的被老师表扬过几次。腊月里一开始，他的父母就到几个村子到处宣传自己的孩子是写毛笔字的天才，长大了一定是个大书法家，并愿意为几个村子写过年的春联。当时的农村，没几个写得了毛笔字的，每到过年，就会忙坏村里被称为老秀才的那位老人，他有时候写春联要在煤油灯下写到天亮。同学的父母说老秀才写的字没他们的儿子写的好看，尽量拉拢更多的人来写。对于村人来说谁写的好与不好无所谓，本身他们就看不来，只要亮红的纸上写上两行有着墨香的字，就是一幅吉祥的春联，就能给这个春节带来吉祥。同学被父母招来的春联写得喘不过气来，整整一个寒假他的父母沉静在儿子给别人写春联的喜悦之中。后来儿子高中都没考上，到后村里的一个小煤窑挖煤，再后来娶妻生子，最后在一次挖煤中被塌方压死。
我多次在思考中试图探究每一个人的命运是依靠什么形成，和什么来支撑？我们的周围活跃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命运之神，这些所谓的命运之神附身于每一个不同的人，每一个人在命运的设置中完成自己无法预知的人生。我所看到的很多的人生故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其实根本原因是人在操纵，并不是命运之神，而是人，是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
在中央民族乐团演出大厅后来的几次观看中，总有一些节目会深深地打动和感染自己。有一场“中华雅韵”专场音乐会，其中有一个节目的旋律婉转悠长、清丽明亮，整个音乐的辐射度强大到可以覆盖整个世界、包罗万象，从中可以聆听到的是一片充满阳光的安详。人心的满足感在这首曲子里应该剔除世俗的贪婪和欲望，应该沉湎在这美妙的音乐之中。可是，我总要联想到老家的一些事，那些事与这个曲子的风格格格不入，但是我还是想到了那些隐痛在我内心许多年的事儿。在老家，邻居之间的恩怨一般是建立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而这样的恩怨会世代相传、水火不容。暗地里的报复和摆在桌面上的打斗会让他们一辈子为此而痛苦。更可怕的是暗斗，两家之间的鸡猪牛羊就要替主人遭殃了。比如村里有两户人家因隔代的爷爷辈在一条水路的互不相让之下结下的怨恨，一直沿袭到孙子辈都不能了结。两家三代人之间的暗斗涉及到两家人的所有领域，相互在暗地里偷着把对方的禾苗毁掉，把挂在窑洞面子上晾干的农作物种子偷走，把对方养的一盆正在盛开的花推下墙……有一年冬天，一场大雪严实地封住了整个山村，家家户户放养的猪会在雪地里自由地寻找雪下面的食物，一个小伙子用铁锨把一头猪砍得皮肉绽开，大叫的猪在雪地里翻滚了一会，血淋淋地跑回来。两家人的暗斗瞬间走向明处，十几个人在雪地里打得不可开交。当然那也是发生在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个时代的农村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勤劳、朴实、厚道、善良等等，也有狭隘、极端、蛮横的人性一面。
鲁院的课程很丰富，实践课的丰富提升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是让我们用自己的身心体验更广博的自然际遇，在这种频繁的际遇中，我们可以多渠道抵达人性的真实之处，比如北京地理中的人性拆除，山东枣庄的人性割痛——台儿庄父老乡亲支持抗战，成全草木皆兵的英勇参战的惨烈赴死；贵州赤水的人性壮美——红军在艰苦而危险的战争环境中整体性体现出来的意志和理想的壮举；以及我无数次想起来的陕北人性的单纯与复杂。而这样的人性认知，就是源自于我们在大地上深刻体验之后才能更加清晰地所看到的。
而在鲁院的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们一次次在北京的胡同里、景点区、遗址上等等地方的游走，同样给我们很多启发。在南锣鼓巷的拥挤中怀旧我们无法得知的老北京几百年前的情景，在石景山最高处看北京城全貌时，整个紫禁城在一片红黄色彩中散发出的满清气象，在鲁院下面不远处的元大都遗址寻觅荡然无存的“大汗之居处”的蛛丝马迹。这一切的感想和联想，属于鲁院恩赐给我们生命中很珍贵的精神财富。
2016年10月21日于陕北三石堂
思考与起居，时光真美
到了深秋，陕北的雨天就来了。春夏的干旱持续的时间之久，让那些草木以及农作物渐渐适应了在这块土地上的生存。生机盎然是眼前最美的景象，虽然有不少的树叶已经泛黄，挂满雨水的叶子上滚动着这个秋天诗意的抒情。
秋雨是从半夜里开始下的，窗外的下雨声已经入梦，梦中的雨是鲁院的雨，是那个池塘里被雨水滴下泛起的一片密集的水泡。
对于我来说，在鲁院的起居主要是我的612寝室和一楼的教室，以及教室外的院子。院子里有池塘有梅园有猫有鱼……当然自己的寝室和院子里的一切，这也是我们全班同学在鲁院学习和生活的主要起居地。
第一天到鲁院报到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北京的朋友送我到校园里后离开，我一个人走过校园篮球场的那条水泥路，路过一处栽着十多根石刻的拴马桩，每一根拴马桩的顶部都有一只石刻的狮子，或者老虎之类的动物。这处石刻群前立一块碑，碑文说明这些拴马桩都来自我的故乡陕西。
出门后，在第一时间最想接触到自己熟悉的事物，是每个人情感深处很容易对接并迅速兼容的敏感点。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一个漂泊者在外漂泊的生活境遇，我们不难看出陌生的人与陌生的环境重建关系，并要保持一定的情感粘合而建立秩序，是需要心智和付出的。当然我这里知道的是漂泊者习惯意义上的孤岛、长路、沙漠，甚至黑社会等艰苦的环境。
我在鲁院的生活完全不是漂泊，相反是找到家门。那一片拴马桩在夜色中的灯光下留下我十多分钟的脚步，是因为我在这个院子里第一眼就能看到故乡之物的踏实之感。
渐渐熟悉的鲁院生活，让我和我的同学们融为一体。鲁院的院子不是很大，但足以容得下我们的喜怒哀乐和我们的朝暮冷暖。
我是第一次从陈夏雨的寝室正面鸟瞰鲁院的整个院子。满院子都是树，鲁院楼前是梅园，一片不同种类的梅树正在开花，偏左侧是池塘，池塘里有荷叶冒出水面，有一些鱼游动，而那些悠然安居在池塘边和树林中的十几尊已故作家的雕像，成为鲁院院子里固有的文学气息很浓的标志。最是那条走出教学楼几步就能接住的林间小路，弯弯曲曲在梅园和池塘边绕着，犹如鲁院“白云深处有人家”的一条启发性的路，领着多少文学学子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院子左侧的路边有一排海棠树。我不认识海棠树，是在海棠树开出满园花香的盛开之时，有南方的同学告诉我这是海棠树。这让我想起来一个人的名字，她一辈子生活在陕北的穷山沟里，没有去过延安，更没有去过西安。她养育了几个子女，她只活了五十多岁。她是我的母亲，她的名字叫海棠。陕北没有这种树，包括我的外爷也没见过这种树，但是他给我的母亲起了这个名字。这也符合了陕北人人名“没什么就起什么”的通常心理。比如人名里被广泛使用的海、梅、兰、凤、龙、虎等。
而这些具有明显憧憬感的意象往往会出现陕北文化的空白处，能够填充这些空白的当然是这片土地无法生长的异地植物和动物。人名，是陕北文化中很有特色的一个支脉。
谈到陕北文化的丰富性和诸多可能性，这让我想起我的单位。我的单位是石油企业，以生产原油为主，前几年，公司领导杨悦董事长针对油田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和当下生产经营实际以及文化需求，提出了“关爱员工、呵护油井、发展延长、奉献社会”的文化理念。这个理念的提出和宣贯，得到数万名员工的支持。公司在实践过程中，真正把好处给了员工，员工把感情投以岗位，这种相得益彰的情感式、循序渐进式形成的良性循环的圆圈式的工作方式，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其实这个企业文化的产生和提炼，始终运行在陕北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如果用开阔的眼界去看，这种企业文化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分派出的一脉，而这种文化的特色与道法自然的文化精髓一脉相承。杨悦的个人成长深受家庭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哥哥对他的影响更大。一个从小就培养他阅读、思考、辨识等习惯的哥哥，无形中也成全了他品格层面上的典范意义。关爱员工，是企业对员工的一份人性化的使命，呵护油井，是员工对企业的反哺，这种文化的相互嵌入和补充，可以指导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对社会的自然而然的奉献。这个文化理念的提出和实践，首先是公司高层对语言的良知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提升，或者说自觉的醒悟与焕发，因为极少有企业会把关爱员工这一点放在首位，而这种充满人文主义的温暖词汇的出现，就是对语言良知的唤醒。这种文化理念在企业运行中的存在，能够让文化的培育和生长找到肥沃的土壤，能让群体圆融与个体圆满得到完美的实现；这也是一个圆形理念的扩展和聚拢，更是天地人的自然法则的道法实践。
盛夏的北京没有雾霾，太阳的光更白了，如同白银的光落到地上就是一片冒着青气的烈焰。我们熬到傍晚的时候聚到水塘旁。水塘旁的蚊子多，咬几口无妨，只要大家在一起说笑，那种痒痛也会在开心的谈笑中，被自己下意识的手指挠过蚊子叮过的地方。
更多的话题是开玩笑，或者一起唱歌。笑到肚子疼，唱到嗓子哑。这一天就会过得有了意义。
爱唱歌的同学很多，申瑞瑾、梁积林、舒辉波、曹立光、杨袭、宋长征等等，爱在池塘边来闲坐的同学更多，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张俊平老师。每到傍晚，大家就在池塘边聚在一起，闷热的一天已经过去，渐渐有了凉风习习的院子是安静的，整个院子处于深度睡眠状态似的，连那些种类不少，喜欢叫的大大小小的鸟儿也悄无声息了。而到了夜幕完全覆盖了整个北京城，这个时候似乎属于我们的白天才真正来临。
一人起头众人合唱的唱法有序地将我们的歌声传到夜色的高处。特别是那首陕北民歌《拉手手亲口口》，被我们无数次包含不同情感地唱过。唱得深情，也唱得嘹亮，唱得伤感，也唱得开心。
《拉手手亲口口》这首歌是我被同学们盲目邀请之下唱出来的。没来鲁院之前我不会完整地唱一首陕北民歌，可是作为班里唯一一个陕北人，在同学们的印象中，只要是陕北人，就都会唱陕北民歌。多次在一起的时候同学们要我唱几首陕北民歌，我只好硬着头皮唱几句打小就留在脑子里的那些容易记得下的高潮部分的几句。为了能完整唱几首，我只好在网上学了，而且我们的三组组长古筝安排我在班里的第一次联欢会上唱陕北民歌。很快，不一会儿就学会了几首。我惊讶于自己的接受能力，近些年来我的脑子能记住的东西甚少，看书写作虽然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看就忘，一写就忘，甚至把自己刚刚写过的一些文章内容忘得一干二净，为此我深陷苦恼。这次学歌很快就学会，而且没有忘记。难道我的接受能力和记忆能力恢复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记性还是老样子。我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能迅速在短时间内学会陕北民歌，而不能记住自己写的文章？原来在陕北，陕北民歌是一种诞生于文字以外的音乐，也就是说，民歌早于文字就出现在人类社会，而我们的祖先最早接受到的先是音乐，并不是文字和文章。陕北的音乐更能直抵人性，深刻而直接，容易表达和容易接受，基于这样的基因，我们陕北人不会唱陕北民歌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我们一出生就在接受陕北民歌的影响，我们的父母和村里的人都会在不经意间唱出几句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这也证实了是陕北人天生就会唱陕北民歌的说法。
到校园外的小饭馆聚餐是我们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同学们之间相互请客，吃几道符合大众口味的湖南菜，喝点啤酒和二锅头，就是一顿很好的饭了。饭桌上的言谈则更为有意义。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文学馆路十字口的那家湘菜馆，这里的饭菜合口也不贵。北京的夏季更热一些吧，楼群和人群层层蚕食了有限的空间，许多个晚上，我们来到这条小街的湘菜馆吃饭喝酒聊天。几乎每次在这里吃饭的时候大家轮流唱歌，唱自己家乡的歌是必选题。有的同学不会唱，就表演其他节目，有关文学的话题并不是我们交流的主题，开开心心聚在一起没必要那么一本正经且假惺惺地谈文学，露出真性情地热闹一会，未必就不是与文学毫无相关的。不是说艺术来自生活吗？
写小说、写诗歌、拍电影、游世界的陈夏雨同学热情幽默，他总会在大家吃饭的时候跑到小街的另一处买来一堆海鲜让大伙解馋。他努起嘴偶尔发出一半句冷幽默，惹得大家开心半天。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向大家一一敬酒，对坐在一起的一男一女两个同学敬的时候说，祝你们全家幸福。冷不防的一句祝福逗得大家莫名其妙地笑了。一轮敬酒之后，进入轮流唱歌和诗歌朗诵环节，各种方言混在一起的声调和向普通话靠拢的朗诵，让这个包厢沸腾了。唱歌的时候，一开始怕影响到其他客人，就压着嗓子唱，唱着唱着就放开了嗓门，有同学应着唱，渐渐就变成了大合唱。有一次我们在包厢里集体唱陕北民歌，包厢外的大厅里传来老板和服务员，还有其他就餐的客人的鼓掌声。
说到朗诵，诗歌组成立的“同行诗社”班里的同学印象很深。《诗刊》主编商震老师题写的诗社名字给了我们诗歌组很大的鼓舞，接下来的几次活动搞得很成功。特别是那次“玫瑰乡音”的诗歌朗诵会很成功。第一个节目是诗歌组成员用自己的方言上台朗诵“鲁院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想俺娘”。方言朗诵的好处是自己完全能够用自己的情感和节奏自由地发挥，用乡音介入一首改动的古诗，更多的是乡情的注入和呈现。我们都是来自不同故乡的人，我们的情感世界里坚不可摧地盘踞着故乡的一切，如今在鲁院，在这个诗歌与远方同在的鲁院，我们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来自故乡的诗。
台上台下，有的人朗诵得热泪盈眶，有的人听得双眼泛泪。乡音、故乡、明月等等这些具有鲜明情感符号的乡愁，可以让每一个人怀想起很多很多。
怀想，是人类基本情感的释放，其中包括怀旧、眷恋、思量等词语属于一个属性之中的情感陈列。它们虽然略有不同，但是所要表达的意思有很大一部分相同之处。人类习惯性的怀想，为这个世界创造了无限丰富性的可能。
在鲁院，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有怀想有理想的人，我的理想基于我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性打磨，和人格完善。对于文学而言，或者说对于未来而言，我的理想跟文学无关，也跟未来的名利无关。我不想把自己自由的躯体和思想绑架在冲刺某一个理想点的道路上，我只想平静、踏实地活着。而具有这样的理想的人，在我的同学中比比皆是。我们的写作不会攀附在高大上的吹毛求疵的空中楼阁上，踏踏实实做人和写作，也许是我们美好的理想。因此，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的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喝茶聊天、喝酒聊天、唱歌聊天，等等方式的聊天，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是真性情，也是真正的理想。
性情之真，必将指导我们言行的质朴和实在。第三个月的时候，有个外地诗人来请我们诗歌组吃饭喝酒。本来就不能喝酒的广西同学陆辉艳小妹正是感冒，她无法阻挡外地诗人的劝酒，喝了一些白酒。本就不胜酒力的陆辉艳显然喝大了，她头也抬不起，趴在餐桌上起不来。我找来饭馆服务员端来半碗白糖水给她喝，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她的醉酒，可是她已经无力喝下去。大家便散场，准备送她回宿舍休息。当时我很紧张，因为在陕北我的朋友因感冒喝酒，每年都会发生意外的。走出饭馆后，看到蹲在地上的陆辉艳抱着头站都站不起来，我让同学背她回去。可是她拒绝了在场的几个同学背她回宿舍的想法。我问她，我可以背你回去吗？陆辉艳就没有表现出拒绝的意思，大伙说赶快背吧，只有你背着，才不会传出绯闻。于是，我背着她一口气回到她的宿舍。大家把她安顿在床上后，问她身体怎么样？她啥都不说，好像有点昏迷。我赶快带着陈夏雨到学校周围找诊所，准备带个医生来看。当时也考虑到叫120过来，担心会给学校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只想到把医生找来。可是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学校周围诊所都已关门。夏雨说去不远处的中日友好医院买药。我们两个一路跑到医院去买药，可是医生说要见到病人才可以开处方买药。情急之下，担任多部影视剧编剧和导演的夏雨让我装醉酒的人。我说我不会。他说你啥话也别说就行。夏雨便扮演家属的角色，挂号检查排队等一系列程序完毕后，买到了解酒的药。我们打车回来给陆辉艳吃下，她很快醒过来，一场在我们看来很严重的醉酒事儿顺利解决。
之后，陆辉艳去黑龙江漠河参加诗刊社组织的青春诗会时，我们诗歌组的同学把她交给同参加诗会的黑龙江同学曹立光，一定要保护好她，不能再次酒醉。这些安顿当时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气说出，其实大家心里真的很牵挂她的。
人是孤独的。而在鲁院，我们并不孤独。知道这些美好的时光会很快消失，所以大家倍加珍惜每一天的鲁院时光。正如张俊平老师在一起聊天中说到同学们晚上不睡觉，是舍不得把在鲁院的时间浪费掉。
在一起的学习和生活足以让我们倍感幸福。大家喜欢用相机和手机拍下与鲁院同在的一切。我和夏雨、申瑞瑾、余海燕、邱桂平带了相机，自觉担负起班里所有活动的拍照，和同学们在一起出游时的拍照。
天天聚在一起，值得拍照留念的瞬间也很多。记得刚来那会，梅园里的梅花盛开。同学们在下午时候走进梅园嬉耍，班长朱旻鸢和山东同学宋长征与在场的十多名女同学，在陈夏雨的导演下一一合影。先是给朱旻鸢两侧安排两个女生，挽着他的双臂，然后要求朱旻鸢含情脉脉地左右去看两个女生，大伙用相机和手机迅速拍下许多照片，这一组照片成为班里经典的照片。然后又安排所有女同学站两排，弯下腰伸出手请站在中间酷似蒋介石的光头宋长征背着手，目光凶狠狠地走过。这一组照片也成为班里同学在群里多次发出来搞笑的一个乐趣。
在无数次的聚会中，喜欢抓拍同学们不经意的一个表情，已成为我们几个爱好摄影者的习惯。我为武汉的舒辉波在运动会抓拍的那个特写，是我拍到最满意的一个同学照片。舒辉波是武汉一所大学的教授，是班里男生中唯一留着长发的帅气哥们，相比于另外几个光头男生，他的反差如同他性格中的优雅和谦逊，有一点儿风吹过，飘起的长发不管是向后展开，或者是向前遮脸，都能让我想到江湖二字，而他就是这个江湖的主人，也是侠客。
起居在这个园子里，时光是安谧的。
池塘里的水波和鱼，落在梅树上的喜鹊，风动在幽径两侧的青草，以及飘起来的蒲公英等等，一切动态的事物只要归纳到这个园子，就会在没有杂质的时光里显得安详而自由，包括我们。而在这种安谧中听课、说笑、抽烟、吃饭等等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个园子恩赐我们的最美时光。
浸润于此，定不是乐不思蜀。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阅读和思考交叉之中，大脑扩散出的思绪，无意中就会笼罩在我更熟知和迷恋的故乡，那一万座大山撑起的天空，和夯实的大地上，流传着、演绎着无穷无尽的陕北故事。更多的悲悯往事一次次打破这份安谧，让我的北京之夜睁开双眼回望。
去年深秋，正是树叶发黄乱飞的时候，我在延安百米大道的一个面食馆吃饭，遇上一群操着外地口音的打工者也来这里吃。他们吃饭很快，一大碗揪面片在几分钟内下肚，随后是单独去收银台开自己的面钱。他们总共八个人，挤在一起向老板伸出拿钱的手，老板利索地一一结算后发现只收到七个人的饭钱。随即喊住已经走出饭馆的这群人。他们齐刷刷地都走进饭馆，相互怀疑质问没付钱的同伙，眼神和语气里流露出凌厉的不满，抑或是火气。他们围着老板一一对证和还原刚才自己付钱的情景，有的掏出老板刚找的零钱情绪激动地赌咒发誓。这一情景让我联想到他们好像是一群被冤枉的孩子，在家长面前极力证明自己并没有做坏事。我被眼前这一幕刺痛啊。一碗面十多元，他们中间一定有一个人乘着大家付钱时溜开。我在想那个人的家里是不是有很多困难，他在抽什么烟，喝什么茶等等一些日常之中的琐碎小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狡诈，还是另有隐情？他的正反面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无法淡化，而且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人，不管他是农民工，还是做官的，他是一个有着复杂人性的人。在我们的生活现场，人是主角，人性是导演。人性支配下的人上演着多面性的人。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不是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穷则思变的偶然性。这个偶然性的突发，其背后有多种诱发的原因，比如家庭的穷困，父母的病灾等等不幸遭遇的重叠，导致一个人会铤而走险。当然这种偶然性仅仅是针对偶然的人，不是大众化。尼采说：唯有自己，才有资格成为自己的导师和内心的解放者。这么说，每一个人由内到外的多重组合都是自己一手导演的戏剧。
事实是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人性深处的潜伏者，或者阴谋者。
小时候的过年娱乐方式简单，但是很热闹。一串红皮小鞭炮从来都是一个一个摘下来燃放，没有几家人会一连串地浪费式地去放，如果在除夕之夜的半夜里听到山村空旷的夜空里传来一连串的鞭炮声，那一定是后村子老孙家有钱的儿子从外地回来过年了。老孙是个土财主，一辈子过日子只进不出，不知攒下多少粮食和食盐以及羊毛甘草旧书旧报纸。他的儿子争气考了大学在西安当了官，基本上每年过年回来过春节。老孙一辈子抽旱烟锅，儿子带回的好烟好酒舍不得吃，他都拿到村里小卖部换成挂面存起来，据说他的一孔寒窑里存了有几人高的一摞。正月初八，老孙的儿子走了，他双手插在袖筒里，缩着脖子来到我们村子串门。村子的石碾是个向阳的地儿，每到闲时村人就聚在这里聊天。老孙蹲在墙根抽着烟锅，加入到聊天的话题中。年小的我们用半张本子纸卷了一支烟卷，烟卷里夹进去一个鞭炮，然后递给老孙。老孙笑嘻嘻地说这几个娃娃是个好娃娃。老孙磕掉烟锅，点着这支烟卷津津有味地抽着，不料一声鞭炮炸响，吓得老孙跳了起来，大骂我们几个没教养。老孙满脸烟熏，嘴角流出血。其他人赶快上前帮忙擦去。我们几个跑到河滩里滑冰去了，满河滩回荡着我们开心的笑声。
这样的恶作剧有过很多，现在想起来那是很危险的；而在当时只要图个自己开心，不会想到会给别人带来危险。人性的真实表露在没有学会伪装和潜伏的时候，只能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可以毫不遮蔽地显现出来。
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在一节课上讲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说，我们国家的人民承担的税赋和民众所受福利是世界上税赋最高的国家，欧洲国家民众享受的福利是我们国家的20倍。这个数据足以让一个社会结构以底层庞大的群体产生不确定某种想法。而这种想法从某个层面上去解读，有暴力的趋向，而这种暴力性的存在如果没有民间正义的思想指导，那就是一种危险性的主义，有可能发展为民粹主义。而产生民粹主义的主要因素是在社会问题达到一定的矛盾至高点时，这种矛盾就是上帝与撒旦，天使与魔鬼，爱与恨，阳与阴，静与动，正与负等等民间现场的不合理现象的夸张性事实呈现，导致兽性和人性之间的秩序与规律受到颠覆性的破坏，而产生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这些问题的苗头，提出了“中国梦”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在实施而有效地保护着公民享有的权利，并在创造更多更好的公民福利。
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会在文化中经历很多顺逆变革的阵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中国处于巨大变革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遭遇文革政治狂欢的严重破坏，我们的处世态度、文化影响等受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变，直到文革结束后，渐渐冷静下来的时代，国民渐渐复苏对传统文化的记忆，而百废俱兴的国家在一穷二白中正煎熬于一个饱肚子的头号问题，通过书籍传播优秀文化的途径，依然显得那么狭窄和漫长。渴望阅读，渴望从书本中获取更多的文化养分，已经是那个时代最为迫切的精神需求。在购买能力极其脆弱的情况下，借阅书籍成为这个时代的时尚，不管是校园里还是单位上，乃至村落里，只要识得几个字，就会借阅。我所在的农村小学是没有图书馆的，仅靠家境好一点的同学买几本小人书和四大名著，便成为一个学校师生争相传阅的课外书籍了。四大名著，读不懂的是《红楼梦》，最吸引人的是《西游记》。对于读不懂的书也要勉强去读，如果在借阅期限里读不完，人家就会收回书，那样的话就觉得吃了亏。于是对于阅读《红楼梦》而言，就是记住几十个人物，背下几十首诗词，略记一些故事，算是一次有效而有意义的阅读了。
陈众议教授在《关于文学与国家意识的一点思考》的课堂上开头就讲到当下人阅读的诟病。当下人“死活读不下去”的四大名著被恶搞，甚至被恶批。从杜甫到鲁迅，无数经典作家的作品作为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和染色体的地位，被彻底撼动，甚至颠覆。他讲到，经典的苏醒只能寄希望于重返马列，重塑国家意识。
这是个大话题，而从细节分析，我曾多次询问过身边的小朋友，问他们心目中的孙悟空和猪八戒的形象，问他们印象中唐僧和妖怪的关系。出人意料的回答是，白骨精是孙悟空暗恋的情人，唐僧想在女儿国娶妻生子等等背离经典的恶搞剧情。在商业行为的思维无节制扩展下，一部经典完全可以颠倒黑白地取悦于收视率，文化在这个行道被扭曲为赚钱的道具。
我们所触及到的这些彻底戳破经典底线的文学现象，远不及当下人面对生存显现的文化困境和人性无奈。
前些年，我的一位乡村朋友在多次经营小本生意亏本的处境中，已经失去信心再去支撑自己的家了。他本是一个勤奋且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干什么都是赔本的，欠下一些债务让他几度动摇生活勇气。做着赔本生意的他回到乡下老家与父亲的对话很有意思，也令人深思。
父：老子活了一辈子，没有欠下别人的一个硬元（一分钱）。
儿：我活了半辈子，只有我欠别人的，没有别人欠我的。
父：你看你把个光景过成个什嘛（什么）了？你就是那号人：没米，有油的话，今天借上一点石炭（煤）吃糕。
儿：好我的大大（爸爸）了，我能活到现在不偷不抢不犯罪，就算是成功人士了。
这段父子对话表现的是人性之真，和当下人性复杂中的清澈一面。儿子为了保护人格的完整和尊严，即使穷困潦倒，他不去犯罪，他的一些伙伴曾约一起出去闹事，改变目前困境，他拒绝了，他的底线是保住自己的人格底色。生活改变了他的价值取向，也改变了他的处世观念。他原本是一个文艺青年，爱看爱写也爱唱，二十多年前，我们经常在一起谈文章、谈经典、唱民歌、畅想外面的世界。结婚生子后，他的人生陷入焦虑和尴尬。所谓的命运多舛迫使他渐渐将那些不被世故所侵的文艺之心收敛，硬着头皮应对这个世界与他建立起来的矛盾和冲突，他尝试过和解与突破，但是接二连三的失败把他逼到生活现场的边缘地带，而那个几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带，他却安静地存活着，以苦为乐地过着。
2016年11月21日于陕北三石堂
不离不弃，我留一万座大山在此为证
从贵州实践回来后，再有一个月学业即将结束，同学们的心头开始有淡淡的离别之情萦绕。
分别，对于文学而言是一个词语的转弯。过来这个弯道，也许那些熟悉的人，永远消失在弯道的另一头。文学的意义即将产生巨大的情感屏障，堵截那些用时光侵蚀我们建立起来崇高友谊的外来力量破坏，时光有效地保护了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的相互存在和心灵关照。
我必须永远想念鲁院的每一个老师和同学。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聚焦了文学命题的温暖人性的群体。为了跟同学们在学习期间更多地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学院特意安排一个月换一次同桌，四个月的学习中，每个同学都会有四个同桌。
我的第一个同桌沈俊峰，他是来自中纪委的一名很有实力的散文家。他年长于我，我叫他大哥，他是班里选举出来的书记，大家调侃他为沈书记，他是光头，保持每天头皮干净发亮。他是安徽人，家住北京，总爱忙里偷闲回安徽老家走走。今年，他的散文悄悄地获得了第七届冰心散文奖，却没有在公众场合提过这件事。同学们从网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纷纷祝贺他和班里的申瑞瑾同时获得该奖项，他们却假装没看见。我跟他要分一半奖金，他爽快答应，可是到现在一分钱也没给，倒是请我吃了几次饭。鲁院第一节课，他因住在家里，路上堵车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学校，我坐下后，看着桌签上的名字，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什么样，上课一小会，他轻步落座在我的右边。我俩友善对视，同桌在此刻更进一步距离地亲近了同学关系。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这样评价他的散文：其字里行间，总有一种春天的气韵，一种阳光的色调，一种清正、激扬和向上的力量。
这在当下散文创作注重个体体验而忽略社会担当的环境中，同桌的散文不仅仅是建立在非虚构文本中的一种成功实践，更是弘扬人性之美和开掘人性之真的扎实推进。我喜欢他的散文唯一理由就是，他寥寥几笔直击事物真相，似乎是毫不费力，轻车熟路。他的洞察力和表达力远不是当下诸多散文作家所具备的。
穿着军装的西元是我的第二个同桌，他是一名有着相当实力的军旅作家，小说作品频繁发表于各大文学期刊。他人长得帅气，表情上挂着一层羞怯，让我联想到“修养”这个词。而他本身就是很有修养的一个人，他的父亲刘兆林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受家庭书香的熏陶，他的人品和作品都是令人尊敬的。
前几天他在《钟山》杂志举办的全国青年作家笔会上发言，谈到后现代这个话题时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言论：对于我个人来说，后现代是一种精神，它像气味、像颜色，或者像幽灵，或许你不能找出一个纯而又纯的后现代文本，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但后现代精神已经彻底地弥漫于中国当代文学之中，就连现实主义文学也不例外。后现代之于中国，与其说是西方舶来品，其实更像是中国传统精神的复活。以我个人为例，多年前在学校时，下了许多功夫去学习解构理论，读西方现当代哲学。但是，真正从精神上把我震撼的却是读《金刚经》，读《周易》。我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没法说清楚这之间经过了怎样的过渡，但我的感觉，就像一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一瞬间就汇入了广阔无边的大海。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根植于其上的大地。所以说，后现代的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启蒙，不如说是一次重新回归。
从他的发言中看出他的思考和阅读已成系统化，他的写作必将是一次精彩的精神历练和心灵体验，期间何等况味唯有他知，如同他荣辱不惊的性格，一切都在他的本来秩序中过渡。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旧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的代名词。它具有先锋性和前瞻性，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西元在发言中将后现代延伸到后现代之后现代，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写作体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次重新回归。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最近他的新著《死亡重奏》中短篇小说集出版，著名作家、中国短篇小说王刘庆邦力推他的小说集，给予很高评价。他的小说写得好，他的毛笔字写得也很好。他送我的一幅写在毛糙的黄纸上的字是工整的方块字，也就是楷体字。这字一笔一画功力不浅。现在所谓的书法家很多，写出一纸龙飞凤舞，让人眼花缭乱不识一字。而我喜欢西元的字是因为他的字我全部认识，而且给我以尊重的感觉。就像一个人站在我面前跟我交流，他说话的时候稳重而认真，不是信口开河、手舞足蹈。
古筝是我的第三个同桌，她是生活在北京的蒙古族人。性格直爽、做事认真的她热心于为班集体服务。她也是我们三组的组长，刚开学那会，班里要举办一次联欢会，她让我教三组的同学唱陕北民歌，在联欢会上表演。接下来的几个下午和晚上，我们组的同学聚在她的宿舍里学唱歌，她总要拿出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招呼大家。有一个晚上，她的房子里聚了十多个同学，三组以外的同学云南小说家窦红宇、河南的吴文奇、内蒙古的刘志威、山西的李心丽以及我们三组个头最高的刘荣书等人。窦红宇是报幕员，大家一个接着一个唱，每一个人唱完后，有专门负责灯光的同学把房子里的开关关掉，黑上几秒钟后，窦红宇报幕下一个节目。这样的开心闹腾中，我们冒着青筋吼出去的曲调漂浮在鲁院的夜色中，飘落在开出一片繁华的梅花上。快到午夜，大家一一离去，热心的古筝把大家一一送出房门。
古筝的长篇小说在网上很火。被国家广电总局发文在全国推广宣传的长篇小说《青果青》与《芈月传》等21部优秀原创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与此同时该作品获得海峡两岸文学大赛奖项，并改编成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正在拍摄，作为一部弘扬正能量、影响青少年成长的电视剧将在央视播出。
最后一个月的同桌是来自新疆的李丹莉。她因作品集出版请了几天假，我们的课桌有半张是空的，那一半空桌子上放着她的桌签，等待主人归来。
李丹莉是国家一级作家，她有很高的知名度，是很有实力的一位科普作家，被誉为“新疆第一位主攻科学文艺创作的青年作家”，如今她是新疆的科学文艺创作领域的领军人物。鲁院期间因她的作品受到媒体关注，几次被约出去接受采访和做电视访谈节目。
那天傍晚，我们一群同学坐在池塘边唱歌，暮色中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她是李丹莉，大家喊着让她过来一起唱歌。她在闲谈中说，这次请假顺便回家了，回家后很多次无意中就哼出《拉手手亲口口》这首歌，她说，还将这首学得半生不熟的歌教给孩子唱。
我跟她同时是叶梅导师组的学员。几次去叶梅导师单位听课，导师的单位在后海河畔。后海是北京很有名的一个景点，一河长水，几座石桥，两岸繁华，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人流涌动，灯火与阳光相互交替，音乐与人声共鸣，一派盛世景象。每次听完课就要穿过后海左岸的那条长街。一次正是杨絮飘飞，犹如漫天飞雪，我们在岸边的石栏处拍照，同组的西藏同学索穷背包里背着大家的笔记本，他黑红的脸庞上写满西藏的地理意义。不多说话，满脸虔诚的索穷同学是一名熟知西藏历史的作家，他的《翻越雪山看世界——西藏近代留学生史话》，被导师称为西藏文化的宝藏。
去贵州采风时的某一天是李丹莉的生日，老师和同学们在午餐时为她送上生日蛋糕和祝福。深感惊喜的她在发言中对老师和同学们道出无数个谢谢。大家热闹起来了，唱歌的，敬酒的，吃肉的，幽默风趣的邱华栋院长的客串主持，把这个生日过得不仅仅是李丹莉终生难忘，也是整个鲁29难忘的记忆。
贵州返回飞机上，我前面一个人晕倒，我叫了懂医术的李清源同学施救。清源同学赶紧过来给他把脉问诊，紧急将诊断情况向机长说明，通过机长动员，跟其他乘客找来药片。清源同学帮病人服下，宽慰焦急的家属和机长，病人没危险了。服药后不到五分钟斜躺在座位上的病人渐渐苏醒了，他立起身子擦着头上的虚汗向围在跟前的机长、空姐、李清源致谢。
我作为直接目击者，在空姐拿来的一个本子上按要求填写了我和李清源的姓名、工作地方、电话等。我在工作栏里填写了鲁迅文学院。此刻，“鲁迅文学院”这五个字不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动词，一种力量，更是一种温暖！
毕业那几天，我有个小创意，将与我坐过的同桌喊来，跟他们分别将各自的一个手掌和桌签名字相对应地拍照留念。现在看来很有意思的，手掌的大小不一、皮肤的黑白不一、指头的长短不一，这些被放大的细节作为美好的记忆，值得珍藏。人生离不开分别，不管怎么样的别离，都需要一些记忆留存对方。我和同桌同学们合拍了很多照片，闲暇时，想鲁院了，想同学们和老师了就打开这些照片看看，照片上每一个人的出现，一下子把这个人的一切生动地复苏记忆中，他们留给我熟悉而温暖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感动着我。
人是感情动物，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感情之处在于表达方式的含蓄和技巧。在陕北，以民歌为主题的爱情，表达的是人间苦情，而这种苦情渗透在黄土地深处，以至于这里的幸福爱情也会有淡淡的苦味，如同咖啡。而这种味道替代的是一种风格和气象，那就是陕北民歌的格调。陕北民歌以爱情为主题被广泛流唱的曲子很多，几乎所有的曲子都是围绕苦情而打开嗓门，在雄浑绵延的黄土高原上展开一幅幅生动的爱情场景。
不仅仅是陕北人的生活主题局限于爱情之中，事实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目的都是以爱情为终结意义的努力。不管是皇亲国舅、达官显贵，还是平头子老百姓，在实现国家利益和追求个人理想的繁荣昌盛与荣华富贵的路上，哪个能离得开爱情。哪个不是为了爱情而去演绎出人间大爱大悲、成全事业成败。
而陕北的苦情，更充分精准地凸显这一主题，敢爱敢恨、敢作敢当，在以现实生活和经验为素材的兰花花、三哥哥、红军哥哥、四妹子、小寡妇等等真实人物和真实故事诞生的许多经典民歌，如同一面呼啦啦的大旗，招展在黄土山顶，激发更多的后来者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其间苦味如蜜，蜜味又苦，双重味道的反复交替，就衍生出人间酸甜苦辣。
苦情成为一个盛大的陕北文化呈现现场，在这个现场看到的是陕北历史、民俗、文化多元素聚集、交织的复杂而广博的情感发泄。苦情是陕北人独有的一种情感，或者说情怀。这种情感是陕北人用自我生命体验积累的一种可以流传和传承的情感。从《走西口》的历史回响，到挥手作别中央红军离开陕北过黄河的每一次历史片段的苦情分别，无不体现了陕北人重情重义、敢作敢为的独立情感和个性。
在鲁院的日子里，不仅仅是每天的学习变得很有意义，平日里的交流，三更半夜的独立思考，等等细节串联起的鲁院生活常规，正在充实着我，也在丰富着我。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语言交流中各自的方言是无法避开的一个小障碍。比如我的陕北口音太重，以至于刚去那会好多同学不是一下子能听懂。一段时间的熟悉和自我语言的校正，我们的交流更加深入而频繁。特别是每天与同学们天南地北的方言进行沟通和达成共识，使我觉得方言的魅力和生命力甚至比普通话更强大。比如我给同学们讲解陕北民歌中的很多方言，如果用普通话去表达歌词，那迅速就削弱了歌曲的艺术感和地方性的独特魅力与风味。
语言的最高境界是口语。特别是来自民间现场经典语言编撰的民间传说故事，其产生的影响力如同生命的繁衍，代代相传。
在陕北广为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叫《毛野人》。主要讲的是一个老母亲要去十里以外的女儿家看女儿。她蒸好馒头，熬好小米粥，提在竹篮里出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小路有吃人的毛野人，一条是大路有杀人的强盗。老母亲选择了走小路，她心想，在亮红晌午走小路，吃人的毛野人妖怪不会出来，因为妖怪最怕毒太阳。老母亲趁着正午太阳火毒的时候匆匆上路，不料还是被升级版修炼成高级妖怪的毛野人吃了她的馒头和小米粥，并吸完她的血。
这个故事是悲剧，在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心里留下阴影。它反映的是人类命运在各条路上行走时，所要经历的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的悲壮和无奈。
口语的智慧有如此强大的文化杀伤力，特别是对人性深层次的鞭打和拷问。人生一世真的就这么难吗？究竟哪条路是出路？
《毛野人》故事的诞生已经很早了，究竟早于什么时候，无人考证，但是这个故事的影响力和传递出对生命的重新认识与反思的指引性途径，成为陕北人生活经验的一个依据。在陕北，这样的民间故事不多，因此这个故事价值就显得弥足珍贵，就能口口相传至今。
沉下心来思考这个故事的出处，就不得不与这片土地联系起来。陕北本身就是一部苦难史，土壤里生机勃勃蕴藏和勃发的苦难的基因。不管是因边塞狼烟带来的漫长的民不聊生，还是因“十年九旱”的自然灾难造成的饿殍遍野的大地悲情，都是滋生《毛野人》故事诞生的最好理由。历史的苦难已经与这个时代隔开，但是那些痛入心脾的历史苦难像《毛野人》故事一样，一直以最经典的口语流传下来。
讲到陕北，的确有话想说，而这些话题都是与我在鲁院几个月的学习有关。不是说没来鲁院之前就无话可说，而是来了鲁院，使我更能准确地表达我对陕北的一些认识和态度，使我在一定的距离外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陕北的一些事和人。
我的家乡在陕北子长，相比于关中地区和南方的某一个村镇，子长人总人口都比不上这些村镇大，而在陕北，子长就是一个大县，在延安地区则是最大的一个县。人口的多与少无法给这个地方提供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优越性和成就感的可能。恰恰是生活在这方水土的人，在历朝历代中可以为这个地方从古至今的时空中创造与众不同的地理意义和价值体系。
认识子长，要从子长人说起。这里的山水与陕北其他地方的山水没有区别，一脉相承、山水相连。而人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民风彪悍、大闹世事、舍生取义这几个词语上。我一直在想，这几个词语的出处如果没有子长人的存在，是不是永远在汉语词典里找不到？因此说，子长人在做事做人的同时，创造了优秀的词汇，丰富了词语，推动了汉文化。这样去解读子长人，也许会觉得牵强附会，那么请打开子长历史的天空，看看那些如同黄金一样在歌唱的子长故事，在历史的天空中发出嘹亮的声音。
梁山好汉鲁智深是子长人，轩辕黄帝葬于子长高柏山，晋文公重耳落难12年在子长度过，世界第一石窟钟山石窟在子长，中国唯一一个打破“天下衙门朝南开”而衙门朝东开的县衙在子长，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城安定古城在子长，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和出发点在子长，走进中国历史的“瓦窑堡会议”在子长召开，西北地区的将军县在子长……
这是子长，在中央红军落脚瓦窑堡后，这里的老百姓家家户户把自己的棉袄剪碎纳布鞋给红军，把自己还没有养肥的猪羊赶快送给红军，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小米送给红军。这些毫不夸张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爷爷家里。
爷爷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为了支援红军一个团一千五百人打胡宗南的部队，爷爷这个村子的三十多户人家要负责这个团三天的口粮。而村里包括种子在内的所有粮食只能保证这个团一天的口粮。为了保证前线部队打胜仗，第一天全村人喝着开水把所有的粮食送到前线，第二天杀掉村里所有的牲口再送到前线，第三天实在没什么可送了，就割了田地里的青苗将未成熟的颗粒送给部队。三天的战斗中，村里的男女老少饿着肚子支援前线，有的青壮劳力参加到运送物资和担架队中，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我的家乡子长有很多。这些故事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群体的优秀品质，子长人的与众不同就是从这样的行为中凸显出人格高处的景观，和人性深处的瑰丽。
距离产生美，这是我一直否认的说法。如果距离真能产生美，那么我们可以放弃对目标的追求，在距离中享受这种美，那就真成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了。我认为，距离产生的不是美，而是差异、是渴求，是对目的的放弃。如同对自己的故乡，若没有近距离地亲密接触，没有与故乡有着血脉相融的情感交汇，能感觉到故乡的美吗？如同对鲁院，没有四个月的朝夕相处和互为融合地身心对接，能感觉到鲁院的美和魅力吗？因此，没有接触的美是距离误导的虚设的美，而真正交集的美，才是跨越距离之后的实实在在的美。
在鲁院的学习即将结束，毕业典礼如期举行。我被提前安排表演节目，所谓的节目就是上去唱那首同学们爱听的《拉手手亲口口》，我邀请了幽默机智的小说高手朱旻鸢班长、帅气多才的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冰心散文奖得主申瑞瑾和实力小说家杨袭一起唱这首歌。
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吉狄马加的演唱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原来一个诗歌写得那么好的大诗人，竟能唱出这么好听的歌曲。联欢会的气氛一下子起来了，老师和同学们轮流上台表演节目，歌曲作为一种活跃而动感的文艺形式，在这个联欢会上似乎更能与我们此刻的心情融为一体。四个月的鲁院学习，在这个下午渐渐落下帷幕，唯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方言和歌曲在这一刻，抒发着对鲁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难舍之情。
北京的夜色淡淡地覆盖了鲁院的池塘、梅园以及喜鹊的叫声，我们的住宿楼灯火通亮，一个不眠之夜在夜色渐浓的北京城开始了。
明天就要有很多同学离开学校了，而我就是第二天早晨八点的航班。有的同学在当天联欢会之后就连夜赶车回去了。
大厅里，是同学们纷纷握手拥抱的别离。有的同学不忍面对这个庞大的别离现场，一个人悄悄地离开。
晚上，我的寝室多次被前来告别的同学敲开，暖心的一句再见，真不知何时能相见。跟他们一一握手送出门，却发现那个回首已是泪眼朦胧。这一辈子无法忘记的同学友谊，在今夜开启了共同回忆对方的模式，这一别，不能说地老天荒，但又有多少同学可以相逢呢。
纷纭而至的别离，来不及对每个同学说声再见。7月13日，走的那天，鲁院池塘里的荷花开得十分灿烂，一大早就一个人离开，我不得不违约第一天有几个同学商量好送我出校门的约定，我真的不想面对同学们分手时的难舍，便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走出校门。在校门口看见了也在打车的宋长征同学，这个优秀的散文家和优秀的理发师，令我眼睛一热，我们迅速走到一起握住手。好像分别很久邂逅于此，短短几分钟内，我们抽着烟说着分别的话，互道珍重，然后各自离开。出租车快到机场的时候，昨晚上约好今天早上到大厅送我的几个同学，在大厅里纷纷给我打电话，催我赶快起床下楼出发。我说我已经走了。电话那头传来抱怨的声音，我挂掉手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每个人都是文学的载体，从生命诞生的那一刻起，文学便伴随着生命的历练开始。每个人也是情感的载体，从涉世以来，经历着各种情感的沉浮酸甜。而被文学所培育的人类情感，更多地是有了关照人类社会的情怀，我们把自己的分别一次次放任于这个社会的洪流之中，也把自己的情感隐藏于这个社会的深处，不是我们没有触动，而是我们的内心更具备有情感的爆发力，和情感归宿的探寻勇气。对鲁院的情感和对同学们的情感，就足以证明我们以文学的名义和力量酝酿的这份情感，可以使我们的文字一辈子在世界真相的语境中充满情怀地抒写。
回到了陕北，回到了一万座大山分布在我前后左右的小山沟里。那些天做梦在鲁院，那些天早上起来第一感觉在鲁院的612。
满脑子是鲁院的一切，是同学们的样子。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我，本不应该这么情绪波动地沉湎于对鲁院的思念中，而应该像一个大男人迅速断开身后之事，投入到眼下的事情当中。而我做不到，我发现远在全国各地的同学们也做不到。我们都是一群在情感世界里长不大的人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世界呢？
回来之后，我都不敢再唱那首《拉手手亲口口》，我生怕碰触到敏感的思念，有一次的傍晚，我在延安宝塔山下看到微信群里同学们的交流，情不自禁低声唱了这首歌，唱的时候眼前满是同学们温暖的面容，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水。
回来半个月后，在中国化工作家协会的采风活动中，我谈到鲁院的学习情况，不由得哽咽难言，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几天的采风中，大家有很多时间是在车上，如同在鲁院几次到山东、贵州课外实践时一样，在车上的时间里我们不停地唱歌。这次同样在车上的时候，大家轮流唱歌，轮到我唱的时候，我唱了被同学们称为我们鲁29的班歌《拉手手亲口口》。这是我鲁院回来后第二次唱这首歌，唱的时候满脑子还是我的鲁院和同学们，我的情绪无法控制，眼睛再一次湿润。
我只有靠我的作品来寄托对鲁院和同学们的思念之情，只有靠写一些作品来回报鲁院这四个月来的培养。我熟悉那里的一切，热爱着那里的一切。我熟悉每一个同学的面容和声音，我深爱着居住在天南地北的每一个同学。
我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文学之旅，我又将启程，文学于我是一次又一次的宿命交替和重启。我热爱文学，如同眷恋着世上的蓝天白云青草绿水……
我用一首诗来浓缩性地再次想起我的鲁院，想起鲁院那么多的美好，和时光中不会再有的文学暖流。
致鲁院
离开时，你的荷花次第而开
一朵又一朵送我回家
这挂在时光中的雨丝，如同
我的疼，一遍又一遍淋湿日记
日记里已经写满你的春天
我把自己分成三份孤独
一份留在北京一份留在陕北
另一份往返在陕北和北京的路上
今夜，一盏灯下，我在陕北
我也在鲁院的612寝室
剩下的另一份住进灯光
荷花就会开满整个夜晚
2016年8月25日夜于三石堂
一万座大山究竟有多重？我在鲁院的时光中以个体经验的流动性，历经一场文学之旅的洗礼和重塑，然后过渡到再次回归于陕北的大山之中。一万座大山太重，能压弯时光，能压垮时光之远的视野，能让我的回忆触及到千里万里之外的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心跳，能让我的思念沉在心底平复岁月安好的每一个朝夕。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我留一万座大山在鲁院，我再给你们每人一座大山，每一座大山命名为你的名字。想你的时候，身在大山之中的我，前后左右就都是你。
那么，分别已经多日，在鲁院星空下熠熠生辉在天南地北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吧？
2018年1月5日于延安杨家岭
(本文发表于《延河》杂志2019年第10期）
